你很难想象，一个村子居然可以穷到连一分钱都没有。2019年，重庆忠县拔山镇高阳村就是这样的。村支书陈锋上任后，没急着开会，而是挨家挨户去串门。他心里没底：这村子到底还剩点啥？
跑了三个月，他发现村子不是没资源——2984亩耕地，大部分散户在种，形不成规模；村集体有地，要么荒着，要么被低价占用。村民手里有点闲钱，但不敢投，也不知道投给谁。陈锋咬牙做了个决定：以村集体名义注册“强村公司”，先从农户手里流转50亩地种蔬菜。当年，村集体账上第一次有了7万块钱。这7万不多，但村里人开始信了：原来集体的事，也能干出点样子。
高阳村的故事，是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变革的一个缩影。2025年，贵州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零收益村”清零的省份，湖南全面消灭“空壳村”，云南所有村经营性收入达5万元以上。但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看：2023年全国仍有20.58%的村无集体经济收益，15.7%的村年收益在5万元以下。浙江嘉兴村均300.7万元，江苏常州村均479万元，而中西部大量村庄仍在5万元以下徘徊。同一个政策，不同村庄的“钱袋子”差距，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01
“强村公司”：村支书当董事长，能行吗？
强村公司，简单说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的企业实体。村党组织书记任董事长，再聘职业经理人管日常。高阳村当年种的50亩地，就是强村公司的“第一单生意”。陈锋后来跟人聊天时说：“那会儿老百姓都在看，村干部自己先干起来，他们才信。”
重庆大足区走得更远。2025年，大足24个涉农镇街实现强村公司全覆盖，村集体享受5%—10%的固定分红。短短8个月，这些公司实现营收近2000万元。国梁镇8个村中有5个曾是“空壳村”，8个村一起凑了280万元入股供销社，镇里把市政环卫、农贸市场等5个优质项目交给供销社运营，供销社每年给各村分红30万元。
一个普通村庄，凭什么能凭空“办企业”？靠的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把那些闲置的资源“翻出来”。四川广元旺苍县的做法更具体。他们对全县257个村的闲置村委会、荒山、滩涂逐一登记，建了本“隐形资源台账”。3个村把23台闲置农机统一调配，一年服务4000多亩地，给每个薄弱村分红近1万元。全县盘活闲置资源800多亩，村集体增收超200万元。高阳村当年要是也有这本台账，可能不用费那么大劲去跑农户了。
02
“三变”改革：把农民变成股东，钱就好分了？
有了公司，还得有把农民、资金和土地真正连接起来的工具。“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正是这套工具。高阳村后来也走了这条路，农户用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统一经营，年底分红。2019年那7万块钱，后来就有一部分变成了村民的分红。
贵州六盘水是“三变”改革的发源地。村集体的土地、水域经评估折价入股经营主体；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资金，集中投到效益好的项目，量化为村集体或村民的股金。云南大姚县桂花镇将9个村的养鱼基地、民宿、酒店等资产确权评估，总价值700多万元一次性折股注入公司，各村把各级扶持资金200余万元集中注入作为资本金。全镇农民成为公司间接股东，建立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
不过，“股东”不只是挂个名。“三变”的核心是“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整合农村闲置、零散资源，通过股份合作制让其与现代产业发展要素结合”。问题在于：农民有没有话语权？分红能不能定期到账？调研中一位乡镇干部说：“村民拿了分红，但依然‘站在边上看’，没有真正成为‘发展合伙人’。”高阳村的陈锋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第一年分红时，有村民领了钱却嘟囔：“这点钱，还不够我去县里吃顿饭。”陈锋当时没吭声，但回去就跟村两委商量：怎么让村民不只是“分钱”，还能“参与进来”？
03
账本“晒”在阳光下，钱才能分得明白
快速发展背后，问题也暴露不少。义乌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直言：“公司资产管理混乱、收支不及时公开、工程招投标不透明等，制约了强村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义乌的解决办法是：开发强村公司一体化管理平台，建立“申请—审批—抄送—实施—公开”的全流程线上留痕机制。大陈镇上坑仁村水上夜市通过平台公开招商、纪检全程监督，摊位费收入从不足60万元跃升至350万元，增长近6倍。防住了“内乱”，强村公司的路才能走得更远。
学者郭晓鸣等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面临资源分散、合作不足、发展路径单一等困境，同时要正视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运营风险较高、利益分配矛盾突出等现实难题。
高阳村的第一笔7万元，如今已变成年收入几十万元的稳定产业。陈锋说：“最难的不是挣钱，是把账算清楚，让老百姓信你。”
集体经济的账本上写的不只是钱，还有乡亲们的信任和公平。当每一笔集体收入都能经得起村民追问，每一个项目决策都能摆在村民大会上讨论，村集体的“钱袋子”才真正属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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