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类似，中国的农民工也在老龄化，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间将有近8000万农民工面临“超龄”问题。
2022年，部分地方出台“超龄农民工”清退政策引起热议，尽管其初衷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生命安全，然而却造成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些就业困境。在中国，农民工“活到老、干到老”，不断延长劳动年龄，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很多超龄农民工活跃在建筑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是基建强国的一大基础。国家对此很重视，很快就纠偏了“一刀切”的做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不得以年龄为由进行“一刀切”的清退，就是其中之意。
一些外媒把“超龄农民工”视为“老龄化中国的终极挑战”，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在西方，人口老龄化之所以成为一种问题，是源于“福利陷阱”，即劳动者享受的福利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水平。我国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农民工从事非农就业，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大多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多省份，政府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低年缴费仅为400元。
国家一直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建立了相应的顺畅机制。但农民工参保比例还不太高。截至2020年6月底，数据显示，全国有6375万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占当年农民工总量的约22.3%。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本地农民工参保比例高，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参保比例低。这源于农民工经济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更希望获得现金收入应对当下增长的支出。
不断变老的农民工终究要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构成社会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业难并不是问题。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年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渐进的，到了60岁，体力好的农民工可以继续留在建筑业等行业，赚更多钱是他们的就业目标；到了65岁，体力下降，他们就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简单的服务业工作，如保安、保洁、绿化等。到了70岁，农民工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农村从事农业，这时也到了落叶归根、回乡养老的阶段。年龄再大一些，他们便不再从事农业，依靠储蓄收入、农村养老金生活，还可以接受子女的赡养。
还有人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农民工进城。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一种保护的制度安排。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镇目前是十分开放的，但农民工大多选择不要城镇户籍身份，反而非常珍视农村户籍身份，更愿意选择“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模式。相对于城镇户籍，农村户籍身份为农民工提供了承包地、宅基地等福利，提供了高风险社会中的安全感。
对于未来越来越多的超龄农民工，目前还可从两个角度给予帮助。一是在保障他们在城镇的劳动就业权益的前提下，在工伤保险、安全培训、技能提升、欠薪治理等方面给予更多更人性化的支持。这有利于在劳动风险防范与劳动权益保障之间保持平衡。二是在他们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村庄之后，为他们在村庄的农业生产、养老生活提供更细致周到的服务，使他们安心在村庄养老。（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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