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之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唯物史观既然针对的是人类生产的阶级区间，就必须确立共同体(O)-劳动(L)的道名统一关系，建立对象思维学意义的阶级统治分析。然则，必须从中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统治类型：封建统治和资本统治；一者建立基于具体威权性的人的强制性(礼治),一者建立基于抽象平等性的法的强制性(法治)。执行阶级之读的结果是统一了商品作为经济之母的生产中介功能，建立O-W(共同体-商品)的恰当理解式，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统一对象规定的内涵表达。其统一的逻辑形态构成如下：
O-W:O(身份)+ W(财产)
[统治形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统治的一般逻辑]
O(L)-W(L):O(L)+ W(L)
[统治方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统治的特殊逻辑]
根据上式，阶级的历史统治系统由“O-W-O”(表征“有性化的强制统治”)与“G-W-G”(表征“无性化的抽象统治”)联合而成：一者执行身份生殖，一者执行价值繁殖。从形式上看，货币共同体完成了对于人类共同体本身的瓦解，其实，这只是统治内容的转移；瓦解的是既有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方式，统治关系和统治内容——无论礼制抑或法制——则是恒常不变的，并且就统治内涵而论，作为身份统治的“O-W-O”必然是货币统治即“G-W-G”的前提。是以所谓封建生产方式，不过为官僚身份(宗法统治的象征即官者)主持下的封建生产即“O(L)”;所谓资本生产方式，则是货币身份(算法统治的象征即资者)主持下的商品生产即“W(L)”。无论封建生产抑或商品生产，劳者(主体格)作为被统治的阶级规定所面对的身份强制是近似相同的，是统治功能互补的一个历史整体。即是说，购产销是隶属于封产建的财产运动形式，而为了说明完整规定的生产，必须从剥削史对象的整体主义出发，沿着阶级关系路径理解并界定统治形式的历史分立，说明统治方式的总体共相与殊相关系(图1)。
结构之建来自于统治之建。以《资本论》谋篇布局的“商品起点规定”为例，它的展开方式即是：统治之建→结构之建；是以如上所论，商品两因素之说同时为有关“商品形式之构成”的解析(事的科学),体现唯物史观(WW)的“元”(生产史观ww)、“亨”(阶级史观JJ)、“利”(经济史观jj)、“贞”(思想史观WW′)。
商品章的内在结构奠基于此，是为统治结构原理之阐说。而所谓“统治之建”,就扼要的方面而论，如图1左图所示(图1右图系为图1左图的结构形式)即围绕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封三建”。由产而封，谓为“封”,指示阶级生产关系的统治类型的确立；由封而建，谓为“建”,指示阶级统治关系的结构类型的继而确立。具体而言，“建一”实现对阶级生产原理的总说——阶级剥削关系的历史如何可能(ww-JJ),指示“剥削即统治”的阶级工作规定；在此基础上，“建二”说明阶级统治形式的道路形成原理即阶级原理对统治原理的落实，至于经济统治原理(JJ-jj),则指示以经济的方式实现历史最大剥削效果；“建三”沿着思想史观形成路径(WW-WW′),深入说明统治关系“由客观而主观”社会的、系统的全面实现(落实“如何统治=如何剥削”)。
从阶级关系出发，落脚于统治关系，把其中蕴含的剥削关系的实践理论化，简言之，这是历史剥削一般。其意味着：统治结构形成完全体现阶级恶的全体意志，作为实现规定，《资本论》的阶级知识原理可以说是对统一的阶级生产原理的应用。阶级剥削身份由领主的和封建地主的形式转向价值的和货币的形式(统治方式相应由“以宗法为主”转向“以算法为主”),最终迫使共同体交往理性的人格(身份)本位解体——在欧洲则出现人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直接结合关系的历史解体，社会替换以交换理性的货币(财产)本位。
可见相比封建统治方式，资本统治的个性特征是执行无性化——无性杂交(生产力)和无性繁殖(生产关系)。为此，它必须将A和Pm视为可供理性选择加以市场操作的无差异的资产策略组织。至于c和v, 则只能以同质结合体的形态进行自我繁衍和社会数量扩张——是为非人格化的资本，作为无性化的社会财产关系，它将资者(价值的社会身份即货币占有者)同样建立为非人格(个性)的人格(个性)。
图1阶级统治的“封”与“建”:《资本论》一般模型的形成
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研究“去质化”,所去除者不过是范畴的阶级规定，这样便于范畴降格为概念处理。不同于劳动二重性是有关于生产领域的矛盾形成(A-B),资本二重性是有关于矛盾的自我构造(I-II),可是一旦实施“去质化”的技术，矛盾即会被掩盖，变成现象无根和无发生机理的规定。
须知，《资本论》的商品起点在于建立关于“共同体-商品”以资本为发展取向的总路径范畴：发生-呈现，这是“发生”先决于“呈现”的一个历史实证。为了彻底解决资本恶范畴的发生-呈现问题，《资本论》设置了特别的研究对象规定。
首先，生产方式被规定为“A-B=C”,即由A-B的发生而呈现C;
其次，A-B发生必然再分为两个运动层级即JJ(ww)和jj(ww)——由价值的发生而价值形式的发生，如马克思针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做的处理；
最后，A-B=C或者C本身亦必再分成两个不同的呈现层级——由价值的呈现而价值形式的呈现：绝对价值实体关系的呈现运动就如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对价值形式即统治形式的呈现运动则由“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并由“资本工资”所延伸——构筑了从计时工资到绝对地租的资本拜物教统治空间。
这表明：尽管货币地租内在包含两重运动规定——货币向资本的历史转化以及地租向剩余价值的历史转化，可是一旦将阶级与统治合一的货币关系形成视为总线索，地租向剩余价值的转化就只能作为一个工作结果。
另外，剩余价值挹注于地租的过程本身也表明统治方式的自我改造、移转完全是内部化的进程，其中真正要寻找的转化路径是具有统治力的经济形式在历史中究竟如何获得。阶级是总线索，统治是总线索的道具，剥削是道具指向的总内容。
可见，一旦寻求到统一个人所有制(主体逻辑的核心内容)的历史线索，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路径在逻辑上也就愈加清晰了：作为“瓦解直接生产者”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资本的一切再生产过程依据这个前提而立，一句话，资本的流通和竞争本质上不过是它的社会转化过程。
也就是说，实际的统治秩序包括三大社会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但同时，整个阶级必须区分出对立的运动两极，所谓剥削依统治而建，统治必须是直接统一的阶级道具。经由这样的处置，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被规定为处理价值的发生和呈现，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换关系被规定为处理价值形式的发生和呈现。
《资本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是关切它们的总发生，即研究对象的统治结构表达(ww: JJ-jj),资本积累则是照应总体发生、发展关系的总呈现。
照此思路，商品两因素是有关于价值本质的直接呈现，而随后给出的劳动二重性乃是规定“阶级基因”(价值的历史发生);与之相适合的“价值形式的发展”说明的是“统治基因”(价值形式的历史发生),具现于拜物教统治行程之内。
基于这一分析，阶级恰恰是价值或价值形式发生的条件，拜物教恰恰是价值或价值形式呈现的条件，阶级-拜物教成为有关于资本对象的一项客观(行动)知识。所谓商品拜物教，恰好印证资本的经济之读与其思想之读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的认识，也就有力佐证了商品决不能作为哲学的思想开端的看法。
历史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以至于由历史而阶级(主体),由阶级而(主体)思想。
然则，商品章在实质上是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科学解析，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这一特质。由该特质的规定性出发，阶级之读在于把扬弃的辩证法落实为否定的辩证法(基于逻辑路线),贯彻相生相克的非同一性原则，坚持由A-B的矛盾发生运动呈现资本；经济之读是将否定的辩证法再逻辑转化为肯定的辩证法，经由相反相成的同一性原则，最终实现由I-II的现实矛盾发生运动呈现完整规定的资本⑨。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实现在这一行程中。
所谓资本的阶级恶命题，指示A-B=C(由劳动二重性支持的阶级恶);所谓资本的统治恶命题，指示I-II=C(由资本二重性支持的资本恶)。在性质研究上，黑格尔承认资本是个矛盾物，但仅限于阶级恶层面；由于持有独特的逻辑二重性(由A-B 退回A-Ā即A与非A),黑格尔倾向于用普遍永恒资本掩盖资本的统治恶。而一旦否认现实资本的统治之恶，则将杜绝由I-II的发生运动呈现资本规定的可能。
实际上，黑格尔并不区分资本I和资本II,或者说，仅仅笼统认可资本恶。阶级之读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资本I,乃至承认资本I对于资本II的规定性赋给。一旦承认资本I和资本II的区分，现实运动即不再由恶无限趋向真无限，相反，折回有限范畴本身。
是故阶级之读，对于资本研究的意义在于：(1)坚持由G-W=G’(资本总公式)引出资本的逻辑学；(2)坚持由阶级规定的性质和发展看待自由竞争。就前者而言，G-W=G’必然表现为A-B=C与I-II=C的统一，内含资本恶的历史二重性命题要义；继而所谓A-Ā同一逻辑或其形式逻辑，亦只能够作为否定逻辑(A-B乃至I-II)的经济之读表现工具。就后者而言，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绝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8]41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理论家而言，“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的这种单纯否定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种更荒谬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8]41。
阶级之读突出资本的阶级恶与统治恶，从中锁定资本研究的无产阶级科学特性。单纯的经济之读要么直接否认资本恶的规定性，要么进一步使资本二重性的两方面内容同质化，使资本I和资本II变成毫无质性区分的一组经济概念。
可见，如果没有阶级之读，单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之读，则二重性的读法将由劳动二重性堕落为物象二重性。资本命名规范根本是由阶级之读与经济之读的路线斗争而生成。
思想角力的结果是结晶了母财—资财的特殊矛盾名：一方面是资本增殖和剥削的历史本质关系，一方面是资本作为财产或财富规定的运动显像形式。然则，资本的本质与现象、范畴和概念形成一种特别意义的阶级的语言共构。
且看资本自己怎么说：(1)当处于资本I 阶段，我获得恶的潜质；(2)当处于资本II 阶段，我继而获得恶的实现；(3)于是，我的恶本质即在于资本I 和资本II 的结合，同样，也正是这一结合生成和呈现了我的全部运动。且看资本工作者怎么说：(1)当作为母财时，我是原始资本——资本金和投资；(2)当作为资财时，我是资本财——投资目的或资本利润的实现；(3)于是，我的利润本质即在于投资本身和投资目的实现的结合。
同样，也正是这一结合生成和呈现了全部的资源配置运动。形式逻辑好似最后的表演者，可阿尔都塞不是这种意义的表演者，他是结构的忠实编码者；阿尔都塞从资本定义中恰当地看到了结构，这就结构编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阿尔都塞的有见地之处是看到了研究与叙述的同一性，却又片面夸大结构的主导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确实是一种价值编码、阶级编码，但价值编码以生产编码为前提，只以结构编码为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致烛照的工作规定性，并灯火通明。所烛照的内容——亦即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对象——所涵容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规定上：既为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所指示，又为后现代境遇的符码的政治经济学所指示。
然而，鲍德里亚试图绕开这一整体，他声称：“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这种罢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参照，它以对抗方式回应一种也没有动机、没有参照、没有社会使用价值，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生产——回应一种为生产而生产，总之回应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从此只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它在巨大的劳动过程重言式中围绕着自身旋转。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罢工终于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力量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手段，它成为一种目的。它通过彻底戏拟目的，在自己的场所本身，否定这种从生产变来的无目的的目的性。”[2]37
由于逐渐厌倦了资产者的经济学以使用价值的价值形式(价格理论)和无产者的政治经济学即价值的价值形式(价值理论)展开的对抗，并且出于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绝望和对资本主义反抗的绝望，鲍德里亚勇敢地制造了资本统治下的“斗争幻象”。由于不再满足于价值的实践逻辑和批判逻辑，鲍德里亚转向“符码决定论”,即是说，“鲍德里亚对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关系的理解充分暴露了他的‘结构主义’立场，当然与阿尔都塞不同，他是‘带负号的结构主义’”[9]。
阶级之读-经济之读说到底是对资本之读的命名，《资本论》一以贯之的是“价值编码”。哲学家迷恋于资本编码的解释学之读，执行的路线是阅读资本，而不是书写资本；这使其乐于主持资本读书会和充当热心的读书会成员，却往往看不到《资本论》是书写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著作。每一种哲学家都在《资本论》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标签，这其实是政治实践——是“需要与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明确区别开来的众多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实践”[10]115。
哲学术语关心如何让结构显现——解释世界和知识，而决不行动，这恰恰是哲学本身的在场；而《资本论》如何让历史显现，却和哲学的退场有关。两相对照：从结构之读推向后现代之读，再转折为呈现之读，围绕《资本论》的阿尔都塞——鲍德里亚——詹姆逊路线的哲学再生产，实为历史唯物主义之辩护或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实施再生产。
其表明：阿尔都塞的哲学迷雾始终体现在结构问题能否获得认识解决。答案在历史中，然而毋庸置疑，阿尔都塞们只将其作为认识论自身的问题。
归根结底，阿尔都塞式问题始终在于结构和历史的关系能否获得认识解决，又在于结构编码重新融入价值编码能否获得实践解决⑩。
【作者按语】关于资本恶如何绑缚生产方式，《资本论》给出详尽的学理考察。其特别指出：资本之读不独是经济之读，亦为阶级之读。为此，需要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的阶级统治类型：封建统治和资本统治。资本统治系由封建统治继承而来。统治原理于是概括为“一封三建”（参阅文内的“手模型”）。在此观照下，资本恶同封建恶一样，是阶级恶和统治恶的规定性合成。由此，阶级之读—经济之读说到底是对资本之读的命名。资本命名规范由资本恶而来，又不限于资本恶本身。资本之作为“母财—资财”，于是满足主体和知识两方面的理论需要。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可以视为主体论与知识论的理论结合体。
注 释
⑨这意味着，马克思将开端问题具体化了。盖因商品之所以能作为同一逻辑与非同一逻辑结合体规定的科学表述的起点，在于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已然被认识。从而在这里，分析已经达到了顶点：不仅《资本论》的开头和结尾、商品与阶级的内在联系已然被揭示，而且商品作为特殊的统治类型的性质已然被认识。接下来，不过是确定它的运动规律，分析商品作为“发生的矛盾开端”的理由，呈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运动的整体图景。
⑩阿尔都塞的后继者普遍尝试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之读”无疑是加深“走出结构”之认知动力，“人们永远都不能通过一场直接而辩证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革命来摧毁系统”,它强调的是“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所以，“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詹姆逊“呈现之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承认阶级社会的工作区间使“结构之解决”具有阶级性。这样，似乎哲学术语表本身要被改写，即“如果说再现问题是后现代的、历史的，那么也可以说，历史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再现问题”(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增订本),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然则，“任何统治都必须被赎买……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奇迹，它通过颠倒权力定义的词项，掩盖了权利的真正结构……(以致)事实上，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重新阅读：(1)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2)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它不是购买劳动力，而是赎买资本的权力；(3)劳动的缓慢死亡不是命定的，它是毫无希望的未遂行为，是资本单向馈赠劳动的挑战；(4)对权力的惟一有效反击是把它给予你们的东西还给它，这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实现”(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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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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