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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和毛主席的哲学实践

2023-05-19 17:40:22  来源: 毛思想研究公众号   作者:铁沐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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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中维护一个阶级话语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矛盾论》开篇,毛主席引用列宁观点: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核心。“矛盾法则在唯物辩证法居于根本地位”这一观点被毛主席精准把握,他在革命生涯对矛盾这一辩证法核心观点精准而又广泛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阶级斗争中,有着和一切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思想争夺真理的解释权、为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提供意识形态武器的意义,为的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从而确立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统治地位。

  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所说,哲学工作要扫除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等等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用大量经验教训凝结的光辉著作,并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

  二、毛主席哲学实践的主要历程

  在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知识分子阶层的亲苏教条主义,以及农民小生产者狭隘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另一种主观主义的斗争,以及后来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自由主义等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开辟了唯物辩证法哲学的新境界。

  第一,亲苏教条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义由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在政治、军事、思想全方位实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损失。针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亲苏派问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首次系统全面的突出论述了唯物辩证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为开辟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为确立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形成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根本上清除亲苏教条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

  第二,教条主义路线把苏联理论捧为圣经,对苏联理论搞神化,反对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导致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长期在党内成为统治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损失。针对教条主义片面神化苏联教条反对中国自身理论创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坚持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首次全面详细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详细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为形成我党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提供了哲学依据。

  第三,为了现实革命战争和党的建设等工作需要,以及适应不同时期革命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深化对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毛泽东同志首次侧重的详细的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以及矛盾转化理论,为形成我党抓主要矛盾和统筹兼顾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有力哲学依据。

  第四,为了适应我国以缺乏理论认识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主要人口的社会现实,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同志首次全面、系统、通俗的将唯物辩证法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具体工作的方法和斗争策略,空前地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普及。

  第五,根据苏联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教训和我国内部自身的萌芽,毛泽东同志首次系统的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理论,极大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开辟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道路提供了最有力的哲学依据。本课程主要讲解这哲学实践。

  三、《矛盾论》和革命史

  (一)两种宇宙观

  正如毛主席所说,形而上学认为发展是数量增加减少,是重复,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资产阶级用来愚弄人民。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被这种错误思想腐蚀都也会忽视世界的不同事物之间由于世界矛盾性带来相互作用从而带来的的内部的质的变化,无意的孤立看世界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忽视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带来的变化发展。

  正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彻底反对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认识,毛主席极其有预见性的认为,在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保留了社会分工内在差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者掌握了政治经济管理权力,也有变成反革命的可能,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也会有一部积分力量腐化蜕变为资产阶级。

  于是,他一生都坚决坚持防修反修,反对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干部阶层的官僚主义,预防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开展了一系列极其有预见性的反贪反腐反官僚主义、反对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毛主席严厉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阵营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视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思想,并精准预言——如果苏联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存在着内部的矛盾性(对立统一),各个事物由于内部的矛盾性,产生各事物内部各矛盾(内部是根本,内因第一)和事物之间各矛盾的相互影响关系、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

  内部生产关系角度根据辩证法的观点,以及对实际情况的具体调查,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判断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关系条件下,也存在清晰的内在矛盾:

  社会经济政治管理阶层和最广大劳动群众内在差距、工人阶级内部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简单劳动者和复杂劳动者内在差距、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差距、社会政治经济管理者阶层内部上下级矛盾的问题,而社会经济政治管理者一旦变质就是垄断官僚资产阶级。

  内部上层建筑角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还在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有相当力量。

  公心和私欲、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和官僚主义、集体奉献精神和特权垄断思想的各种斗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有着严重的外因威胁。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

  所以,毛主席在有生之年,和内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因素斗争到底。正如在《矛盾论》中毛主席所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二)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倾向,也有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一定程度相互转化的倾向。

  毛主席解释说,世界上每一种差异都是矛盾,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如果忽视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搞单纯调和主义,党的生命也停止了。我们翻阅党的历史。看几次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阶级斗争。

  第一,对陈独秀的斗争,是和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片面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

  第二,对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王明机会主义这三次“左”倾路线的斗争。是和狂热的小资产阶级脱离实际情况片面渴望速胜的主观唯心、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哲学思想的斗争。

  第三,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和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片面消极消极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错误哲学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

  第四,建国初期对高岗等等各种渴望照搬苏联模式、亲近苏联的各种亲苏者的斗争,是和资产阶级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唯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哲学思想的斗争。

  第五,建国初期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乡村合作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对孤立、静止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忽视社会导致的无意站在资产阶级错误立场错误思想的斗争。

  毛主席强调,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普遍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是毛主席的理论创新,也是对《矛盾论》的继承发展。差异就是矛盾,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交流媒介,而只有农业合作化才能使农村逐渐由集体所有制经济(半公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公有制)过渡。只有乡村集体合作,才能集中换取农业资本发展工业化,只有乡村集体合作化,才能让农村集中资金扩大工业化再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解决阶级城乡差距问题。正是对这一矛盾的精准把握,毛主席极其重视乡村集体合作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城乡所有制不同,八级工资制存在,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

  毛主席还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管理阶层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及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分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都是有内在矛盾的,而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表面上着公正和特权、公心和私欲之间,本质上无产阶级和旧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残余的针锋相对。腐朽上层建筑的影响下,革命干部阶层就有可能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被腐朽上层建筑和物质刺激腐化的党内资产阶级。

  事物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矛盾,且必须承认。毛主席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干部管理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以及政治经济管理干部上下级之间、无产阶级内部各分工人口之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客观存在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内部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上层建筑残余的矛盾,综合判断出了社会主义内部阶级矛盾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所以进而判断,在这种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须坚持群众监督干部的无产阶级民主监督,坚持时刻不忘和特权的斗争。时间越久越会证明这一判断的伟大。

  (三)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特殊性是毛主席重要的哲学创新,这是毛主席从哲学根本世界观上结束亲苏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中国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线的重要理论武器。创造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是毛主席用哲学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性的伟大实践。毛主席以大量的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基础,以有理有据的论述,证明了工农武装战略的正确性。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也为建国以后毛主席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新变化提出的特殊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

  第一,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有普遍相同点,也各有特点。所以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一种运动形式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任何运动形式内部都包含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和其它事物的质的区别。如果不认识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特殊依据,就无法正确研究特殊事物、无法正确的解决特殊问题。

  毛主席根据中国不同于俄国的国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特殊状况和敌人、盟友在不同的时期的特殊变化和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城市严重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实击虚,占领敌人薄弱的乡村地区,在乡村开展根据地的土地生产关系改造、军队组织扩大建设、党组织扩大建设、根据地经济建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权。

  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在敌人混乱时相对激烈的扩大乡村革命根据地,大规模攻占敌人力量弱小的乡村地区;在敌人相对稳定的时候,稳健的相对缓慢对扩大乡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进攻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或打到敌后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方式,战略防御战役进攻,战略消耗战役歼灭,战略持久战役速决,战略内线战役外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乡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在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土地改革、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全面成熟完善发展同时,逐渐形成对城市军阀敌人的优势,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抓住一切敌人犯错或制造敌人错误的机会,打到外线去,转入战略进攻,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

  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

  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为压榨广大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傀儡。所以,政府的权利有限,只有为资本服务和维持秩序的职责。而这种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规则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违背这一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每隔几年选举一次,资本家不满意的就换掉,不会形成强势集权政府。所以,资本主义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政府控制资本。

  社会主义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的运行和管理委托给政府(或农村的社区集体)来代理实施,容易造成政府权利比较大,且不受制约和制衡。

  所以,社会主义政府的权能就比资本主义政府大的多,多出一块产权代理人的功能。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因为政府的权利几乎是无限的,又缺少制约,所以很容易由仆人变为主人,在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被和平演变的成功率非常高,并且一定是首先从政治领域开始,劳动人民一旦政权丢了,经济基础必垮无疑。

  经济管理不实行委托代理不行,委托代理又等于把经济管理权力供手让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监督,公有制就可能腐化蜕变为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所以,毛主席提出“群众监督政府,群众检查干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领导集体变质的社会政治模式,以及“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人和技术工作者三结合”的经济管理模式。

  第二,不仅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例如不同国家)矛盾有特殊性,而且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的每一过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有矛盾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

  毛主席强调,旧过程、旧矛盾解决,新过程新矛盾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而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逐渐完成反帝反封建。

  社会主义革命,以三大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领导集体变质,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群众监督、群众参加管理来进行。

  第三,根本矛盾在长期发展的各阶段中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大大小小的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缓和了,有些暂时或局部解决了,于是就产生了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和最主要人口阶级解放是当时最根本任务,但是不同时期主要矛盾不同,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解放战争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按矛盾。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以团结联合为主,在逐步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则是侧重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同盟内部进行赎买、改造。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业化基础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曾经不够突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公有制经济代理委任制下的干部阶层和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表现的比较明显了,于是毛主席提出必须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依靠无产阶级民主监督。

  第四,为了暴露事物在总体、各部分互相联结的特殊本质,就必须暴露事物各个矛盾、和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的本质。

  一个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包含许多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

  不仅要在矛盾总体上、各个矛盾的联系上了解一个大事物的矛盾特殊性,而且要从大事物之中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能综合了解大事物总体特征。研究矛盾的不同方面,就是研究它们每一方面占何等特定地位。

  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关系,以及用什么方法在依存以及破裂过程中具体的进行和对方的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为了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体的本质状况就要具体分析中外民族矛盾、中国内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有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内部等等矛盾的特殊性。

  认清当时中国社会全局状况,就要对这些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方面各自特殊的状况进行分析并具体的分析,对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各阶,也就是这些构成各个矛盾的各个特殊方面在各个矛盾中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根据不同阶级(矛盾方面)和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这些矛盾和构成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地位的变化,综合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根据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关系,精准定义了各个矛盾参与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从而推理出联合与斗争的关系。

  例如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根据它和其它阶级的社会经济利害关系深刻揭露了它的两面性,制定了对其联合与斗争的策略。

  中国社会是一个大事物,社会各阶级是矛盾参与的各方面,各阶级关系构成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毛主席对矛盾各参与方面和各个矛盾具体分析并进行综合判断后进行精准定位从而得以制定“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策略的经典基础性著作。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领导集体变质理论与《矛盾论》: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内在矛盾,直接表现就是各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矛盾。

  由于我国生产关系是全民所有制和村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工人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就有内在的矛盾,忽视这一矛盾就会导致城乡的分化。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的工人阶级内部和农民阶级内部,有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体力劳动阶层和脑力劳动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简单劳动阶层和复杂劳动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忽视这一矛盾,社会政治经济管理者就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在社会政治经济管理者内部,则是有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如果忽视这一矛盾,就会让社会管理者阶层分化为大中小官僚资产阶级。

  正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各个矛盾参与方面以及各个矛盾的具体分析,毛主席综合判断下,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毛主席开辟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道路,本质上也是对社会实际矛盾各方面和各个矛盾具体分析之后综合判断作出科学论断才开辟的,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

  第五,矛盾普遍和特殊关系与辩证认识论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这是毛主席重要的理论创新。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过程:特殊——普遍——特殊,从实践中认识特殊问题到得出一般结论,再把普遍的认识推广,加以在特殊的新的时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就这样辨证循环,不停的丰富发展这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而毛主席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辩证认识论,是认识领域的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就是从长期的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各领域革命实践中产生,并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从井冈山和瑞金的浴血奋战,到延安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成熟理论、革命军力大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的战争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毛主席军事思想,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就是一个特殊到普遍、普遍到特殊的过程。

  毛主席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理论,也是从三湾改编反对余洒度之流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反对苏区的腐败、延安整风审查干部的特殊实践中总结,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窑洞对”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理论,在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实践中发展完善,特别是三大改造之后反对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反对政治经济管理方面管理阶层权力的无限扩大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预防领导集体变质理论。​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有辩证关系的,于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代理委任制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持和资本主义特权路线的复辟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无产阶级和特权阶层的斗争是普遍的。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是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特权复辟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普遍矛盾,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方式。在苏联,有单纯官僚化的等级秩序的固化,赫鲁晓夫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社会主义无矛盾”。在中国,有余洒度的军阀主义、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某些人对苏联官僚化等级秩序的热衷。从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面对一些现实萌芽和苏联的教训,毛主席就极其敏锐及时开辟了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群众民主监督为主要方式的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从中国特殊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出的道路,但是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实践都有普遍指导意义。还比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就是特殊中寓于普遍规律的典型。

  补充:坚持矛盾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片面性和表面性本身也是脱离特殊具体实际的主观性。

  片面性,只看树木,不看森林。

  表面性,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即忽视根本矛盾规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就是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反对主观性,在于反对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

  反对片面性,在于反对只看革命干部革命的一面,忽视代理委任制下干部阶层腐化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

  例如“一五”计划时,我国工业基础迅速发展过程中,毛主席也深刻发现了苏联等级制度的内在弊端。反对表面性,在于反对只看到部分贪污腐化现象,不看代理委任制下干部权力和劳动群众内在矛盾,需要坚持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方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践。

  毛主席强调,一切事物本身也由于内部矛盾性产生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运动变化发展的。认识这些内部矛盾,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变化发展,才能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矛盾特殊性问题中,特别要重视一事物一时期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其他矛盾处于次要服从地位,主次矛盾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所以毛主席强调要抓重点、抓主流,也要统筹兼顾。各个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

  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社会的性质,一个事物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主次方面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

  由此展开以下论述······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强调,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生产关系起决定性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条件下也会对生产力起决定性反作用。

  生产关系本质上也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之后,如果实行单纯自上而下、上级命令下级的官僚化的生产关系,那么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不过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企,长此以往,贫富分化、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复辟,将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余还大量存在于上层建筑,存在于社会意识、思想文化。

  在“物质刺激”、私欲刺激的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影响下,社会政治经济管理阶层特权私欲膨胀,而政治上层建筑制度又是单纯自上而下的缺乏群众监督的代理委任制,那么就给了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土壤。

  积极方面的决定性反作用,则是正是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极大解放发展了生产力,集中的高效的建立了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国防设备体系。

  (五)矛盾各方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

  同一性,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一方存在以另一方存在为前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联结,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

  没有反革命,就不会有革命者;没有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和单纯官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萌芽,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实践。

  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内在各阶级阶层差别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人口都分工关系和分配差距依然存在,这种统一体内,有了无产阶级民主路线和资产阶级复辟路线之间的斗争。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毛主席从来都承认矛盾的普遍存在,坚持发现矛盾、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矛盾。毛主席坚决保持着对阶级矛盾的警惕,坚持着无产阶级立场这一根本方向,强调抓革命才能促生产。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这里,毛主席强调: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切形式。

  党内的路线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路线斗争,其实也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同阶级利益需求思想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非对抗性斗争不解决、忽视内在矛盾,就有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危险。

  在《矛盾论》我们可以发现太多毛主席光辉思想的萌芽。可以说,有了他在革命战争中对经验教训实践的总结升华产生的理论,就有了他建国以后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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