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那会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8岁那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你该上学了，学校老师已经来家里催过两三次了。（那时候，凡是适龄孩子学校都提前给大人们打招呼。）我说好呀，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就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学校在村东头，没有院墙，只有三间坐北朝南的瓦房，东边两间是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教室，西边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瓦房的南面大约20米远的地方是周姓地主宅院里的西厢房，土改时充了公，现在临时做了1-3年级的教室。中间空地是学生们活动的地方，我们叫操场。

　　那时候一个年级也就20多个人，1-3年级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一年级在前面几排，二年级在中间，三年级在最后。每排有两个用破砖头支撑起来的长木板当课桌，前排低后排高。有的学生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没带小板凳的就垒上几块砖头，坐在下面听老师讲课。

　　老师是我的本家叔叔，他腿有残疾，不能从事集体劳动，因为有点文化，被大队聘为代课教师。他一个人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有时也和学生做些丢手绢之类的游戏。

　　每次上课时，老师先给一年级讲课，二、三年级预习，讲完课，让一年级学生做作业，他给二年级讲，给二年级布置完作业，最后给三年级讲。

　　每天天亮去上学，主要是读课文，类似现在的晨读。大约一小时回家吃早饭，上午和下午学语文或算术。学生上学放学的时间和社员上下班的时间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雨雪天社员可以不出工，学生得上学。

　　那时候学生上学放学不需要家长接送，家长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也没有时间接送。学生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从家里走向学校，又从学校走回家里。

　　那时候一年有四个假期：麦收、暑假、秋收、寒假。麦收秋收假各半个月。每个生产队的小学生编成一个班，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班长。麦收时，班长带领小学生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拣拾麦穗；秋收时，则给生产队掰玉米、拣豆粒、拾棉花。小学生冒着酷暑，比学赶超，虽然是义务劳动，但是干得热火朝天。暑假和寒假各一个月，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暑假里每个小学生要向学校交一定数量的青草，寒假则为大队积攒肥料。

　　那时候上学花费很少。大队有一片公用地，种植棉花、果树，养过猪、羊，好像还成立过木工组，也许是这方面的原因，反正我上学时不记得交过费。开学时发课本、两个作业本、一支铅笔。不够用的话，自己去供销社买。

　　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吃饭以杂粮为主，生产队有菜园，不定期分些黄瓜、豆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冬天每家都储存一些萝卜、白菜。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衣，兄弟姊妹多的，往往是老大穿过老二穿，老儿穿过老三穿，逢年过节最盼望的东西是新衣和鞭炮。2分钱一支的铅笔都得用到手指头捏不住才舍得扔掉，5分钱一本的田字格和小演草也是正面写完写反面。教室里没有灯，遇到阴天光线不好的时候，学生都挤到门口和窗户边看书。学校没有钟表和打铃人，上下课时间由老师自行掌握。黑板是薄木板上面刷点黑漆，挂在墙上，老师板书时一手按着黑板，一手写字，免得黑板来回晃荡。

　　那时候学习没有压力。除了寒暑假作业稍微多点，平时老师很少布置作业，即使有作业也是很快就能完成的。因为小学生放学后要帮助家里做事。割草、放羊、洗衣、做饭、照看弟弟妹妹等，按现在的话说，这些总有一样是适合你的。考试成绩也无关紧要，好点差点父母也不在乎，学校也没有排名。成绩好的升级或跳级，成绩不好的，可以留级。

　　那时候老师是真敢管学生。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难免调皮捣蛋，遇到上课乱说话、睡觉以及哄闹的学生，老师就用木棍或竹棍制成的教鞭敲打；遇到打架、毁坏公物或犯其他错误的学生，则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罚站。在学校挨打或罚站的学生不敢回去告诉家长，如果家长看到放学已久仍不见学生回家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去学校找老师，当面向老师道歉，然后把孩子领回去。平时家长见到老师最常见的话是该打则打，该骂则骂。

　　那时候思想单纯。学校、老师有权威，如果某个学生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最害怕的是被老师和学校知道。学生把荣誉看得很重。如果得了“三好学生”奖状，全家都觉得光彩。老师上课时看到没擦黑板，话一出口，大家会争先恐后地去擦；如果某同学打扫教室卫生被老师表扬了，有的同学就会半夜起来去教室打扫卫生，等第二天老师询问并提出表扬时，口里虽不承认，但心里美滋滋的。

　　二年级时，老师看我成绩不错，向我父母建议跳级，那时我年龄小不太懂，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越过三年级直接上了四年级。

　　四年级增加了几门课，但仍然以语文、算术（是否改称数学，记不清了）为主，学期刚开始，我感到学习上有些吃力，但我没有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绩很快赶上来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小学毕业，升入公社西南管区的初级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文/李靖，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