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忘年之交陆瑞群
那天接到陆瑞群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之前他已进重症监护室治疗近三个月了,去世或许能早解脱病痛对他的折磨。
这年的天气有些异常,入春以来大多日子天空都是阴沉沉、灰蒙蒙一片,阳光寡照,人的心情也跟随低落烦闷起来,总是提不起精神。这样的年头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悲伤的年头,老陆去世不到二个月,家父也在即将进入鲐背之年去世。两位亲人相继离世,让人更觉得这个春天的气息异常的压抑和悲凉,哀伤的阴影一直笼罩着。
老陆去世后,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想起他,本该早就写点有关他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文字的,但一直都提不起笔,直到现今才提振精神写就这篇拙文,以对他的怀念。亲人远去,吾心伤悲,往事依依,历历在目,不胜追怀哀悼之至。
我与老陆虽是同乡同姓,但一个是榜圩街上,一个是山村里,而且以前他一直是在田林县工作,很少回乡,之前我们互不认识。我俩不是同辈人,并无世俗间的深交,但报纸为媒,相同的兴趣和爱好让我们走到一起,我们先后合作写了数篇调研文章,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由此,我将他视为知交,他也待我如兄弟般的情谊,以致相知相识结为忘年之交。在旁人眼里瞎猜甚至断定我们是亲戚关系。因文字而产生的心灵共鸣,是人世间最清明、纯朴、智性、良善的美妙乐章,也是最能引人入胜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榜圩镇农技站工作。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刚参加工作,意气风发,我积极为各级报刊投稿,大多都是泥牛入海不见踪影,但不时也有些火柴盒的文章刊登在报角刊尾上。
那时,实行分田到户不久,许多地方群众乘机滥砍滥伐集体林场,春德村的少数人也想乘机占领和瓜分本队的集体林木,但多数群众坚持拥护保留集体林场,特别是村干发挥了带头作用。据此,我采写了《在刀光斧影中力保集体林场》的一篇小通讯,刊登在《右江日报》第一版上。说来偶然也不偶然,戏剧性也不戏剧,也就是这篇小文章成为我与老陆认识至交的缘由。当时在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老陆和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拿着这份报纸到榜圩镇农技站去找我。那天正值雨天,榜圩街道还是三合土铺的,下雨路面坑坑洼洼,他俩一手提着裤脚一手撑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我的宿舍。当时榜圩农技站有二层小楼房,每人住半间,约十来个平方,算是全县乡镇级最好的住房条件了,但没有办公室,宿舍兼办公室。他俩直接到我的宿舍跟我谈话,说我写的这篇报道有现实指导意义,并鼓励我今后要多写点文章,还现场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希望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树立积极上进的思想,向党组织靠拢。
我与他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得到这样突如其来的评价和鼓励,我在受宠若惊的同时,又觉得是如此的相见恨晚,真不知如何表述他们对我的知遇之恩,我只是点头表示感谢!
临走时,我尽情请求他俩留下来吃饭。当时乡镇根本就没有酒店,榜圩供销社办的名堂是饭店却只有成碗的米粉零售,当天又不是墟日,街上人流稀少,显得有点清静。我准备到菜市场去买菜来煮,可能是见我的住宿太窄小了,就几个餐具和一个电火炉,连摆饭桌的地方都不足,或者是不想麻烦我,他俩就婉言谢绝并拦住我不用去买菜了。老陆说由他自行解决,他就带那位领导直接回他街上的老家去吃饭。这事我内心一直都歉疚着。
他俩回去后几天,我收到老陆的一封来信(当时写信是唯一的通信条件),主要内容是说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突出,他正做这方面的课题调研,要我帮收集农村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材料给他。分田到户后,不但激活了广大农村过去一片沉闷的生产活力,而且解放出许多农村劳动力,这也是后来涌现农民工潮的滥觞。解决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已成为当时政府工作从过去追耕追种追粮转变为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能了。在那个时候老陆就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的苗头和发展趋势,后来,农村劳动力从剩余发展到进城农民工潮,事实证实了他的看法。不久,他写出了《解决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研究对策》,在县委政研室主编的《政策研究》刊发,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只收集提供一些数据给他,但文末他还署上我的名。他寄一份当期油印的刊物给我,看了我很感动,我乃一位无名小卒,他如此尊重我,从此我真情实意跟他合作开始了。凡有调研课题的,他都第一时间转告我,叫我跟他合作完成。
在信中他没有忘记问道:向组织递交申请书了没有?信的末尾,他还顺便告知我一个喜讯,说是县委政研室计划招聘特约政策研究员,我(老陆)已把你列入人选名单之一上报县委,待批复后通知你。得到这一意外的消息,自己心中确实一时振奋起来。不久,县委政研室给我发了正式的聘任书,聘任我为县委政策研究室特约政策研究员。
认识以后,我叫他为陆大哥,却称他的爱人为许阿姨,而他的孩子又称呼我为阿哥。我说我已叫你们阿爸为大哥了,你们应称呼我为阿叔才对。她们说,你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称叔叔不合适。一直以来,我们如此互相称呼似乎有点混乱了。
每次到县城出差或开会,我都要到老陆的办公室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和交谈,若逢下班时间就到他家去畅谈。有时到饭点,老陆会挽留我吃饭。许阿姨弄的饭菜少而精,一餐弄三四个菜加一碗汤,个个味道鲜美,特别是许阿姨烹制的叉烧、粉蒸肉质地松软,入口爽脆,清香四溢,可惜份量太少。说句实话,如果让我像平时那样放开肚皮吃起来,每个菜二三口就完全能报销了。那饭碗又小,要吃个小饱至少要三四碗以上,可一般吃了两碗就不好意思再吃第三碗了。我一个年青人从事农业工作常跑田间,饭量大,在家常是大锅煮大碗装大口吃,再是兴趣一来爱饮一二杯,但老陆不喝酒,也拿一瓶酒摆到桌上让我自斟自酌,如此喝酒即使酒瘾再大也喝不出滋味来,每每饭不饱酒不足。因而,后来他经常叫我去吃饭,我也经常借故婉言谢绝。
来往多了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因为老陆当时的名气不小,他的襟兄陶爱英时任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这在平果是个不公开而自然公开的秘密。当时都是公有住房,本单位的干部职工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大楼里,哪家哪人住哪楼哪单元甚至哪号房大家都清楚。找人方便,客人身分和到访哪户也暴露无遗。每次我去老陆家,他的邻居曾有人问我跟老陆是什么关系。我坦诚相告,说我俩不是亲戚也不是来拉关系,而是工作上正常的来往。这些人将信将疑,甚至有的人患上了红眼病,说什么他(指笔者)傍上了“大官”的亲戚,这回他真的能“上”了。也许年轻人脸皮厚,我对那些流言蜚语从不以为然,由他们说去吧,因为嘴巴是长在别人的脸上。
不久,因糖厂甘蔗生产技术力量不够,我曾在广西科技报上发表一些农业科普文章,时任副厂长分管甘蔗生产的农军也是从科技报上获取我的个人信息,亲自去跟我面谈说,糖厂正需要一名甘蔗生产技术员,叫我调进平果糖厂工作。当时以能调到县城工作作为年青人的最高追求,所以我当场爽快地答复同意,何况糖厂是当时全县经济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工资收入还是福利待遇都比行政优越得多。在这里得感激农副厂长的“提携”。还来不及跟老陆协商,我已办妥手续调进糖厂了。那时调动工作简简单单,所有领工资的行政企业干部职工同属一个体制内,没有如今分公务员或事业或企业编那么的严格,有两头单位领导同意调出和接收即可。我就拿一份工作调动报告和糖厂同意接收的信函到农业局找领导签字同意调出,然后就到人事局办理调动手续,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我报到以后才去跟老陆汇报情况,果然他对我这次轻易的调动就执不满意态度。他说从行政(当时财政供养的统称为行政)到企业容易,但从企业到行政难。但他把话题一转,又说,也好,到县城近了以后我们联系更方便。从此,我结合业务与老陆开始合作搞调研课题了。
我跟老陆合作的第二篇调研材料是《关于平果县局部地区发生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简称细条病)的调查报告》(副标题)。水稻受细条病为害损失大,因当时还没有特效药防治,一旦发病就有失收的可能,而且病菌传播快,是严格检疫对象。一经确认为病疫(源)区,那水稻产品就禁止外流,特别是稻谷和稻种要封杀,还要求发生地及时查清菌源,销毁病株,防止蔓延,并上报上一级备案。
从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结合分析,我们初步判断菌源可能是上述引进的种子批次带进来的,这就涉及到分清责任的问题了,也就是引起争议的根原。因而,在形成文字的过程中,写着写着无意中变成了问题调查来写,也就捅到某些部门的痛处。
文章用“青山遮不住”这句诗来作主标题,自认为题目看起来简明、醒目,又能反映调查材料的真实内容。材料上报之后,我们满怀期待,以为得到领导对该病害的检疫防控引起重视,熟料,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接着县委招集以科技局牵头包括政研室在内的有关部门领导开专题座谈讨论会,对事件进行分析评定。会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致认为当年本稻作区发生细条病是不争的事实,到底是外源传播还是当地发生说法不一,在调查报告中两方面我们都阐述到,但倾向于外源传播。对此,会上没有定性。最后大会综合各方的意见及按领导的旨意对事件消息作出“封禁”处理的决定,指令政策研究室要在两天内把所印发给各部门的这篇材料统统收回封存。里面还有个重大隐情,那就是我们报送材料的同时,已缩写成一篇通讯投给广西日报了,这点老陆插翅也难去追回了。再一个就是发了10多份给兄弟县交流,也难以如数收回。
不久,广西日报《内参》采用了这篇文章,这回问题更加闹大了。重要的是报社除了跟作者复核和到实地核查外,还要亲自向当地领导反馈核实情况。县委韦宣仁书记叫老陆去当面说明我们所写的材料及证据来源,并且直接指责老陆说,都叫你们收回材料封存起来了,你们却暗中再投给报社,这是什么意图?叫老陆把问题解释清楚,并向县委写一份书面检讨材料。
在检讨材料中老陆把责任全部自己担待起来,没有把我拉扯进去,因为他很清楚,我的肩膀实在是太幼嫩了,根本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压力。
也许是本职工作的需要或是个人爱好,抑或其它原因,老陆依然故我,对调研写作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或者说是痴心不改。他多次给我安慰,鼓励我振作精神,还抄写“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的诗句勉励我,希望我继续跟他合作。他这种敬业精神令我感动,促使我鼓起勇气与他合作坚持下来了。
我先后跟老陆合作搞调研写出了十多篇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其中有几篇是有一定的成果,并得到领导的肯定。
譬如,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和糖厂生产能力有限等原因,平果糖厂早期只能顾及周边近距离的蔗区,对榜圩、凤梧等偏远蔗区鞭长莫及,没有把其列为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内,不能享受到政府、企业长期以来所制定的各项甘蔗生产扶持优惠政策。另外,由于群众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准,甘蔗生产起伏不定,常因市场的波动而损失减收,种植甘蔗预期经济效益时好时差。从而形成了糖价高的时候就自榨蔗汁制作土糖片销售,糖价低的时候就要求交售给糖厂。而作为国有企业的糖厂当市场糖价高的时候通过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收购蔗农的甘蔗;糖价低的时候糖厂收购非机蔗区甘蔗的主动性就不高,服务不到位,蔗农反映问题强烈。
为此,我又与老陆合作对榜圩、凤梧蔗区进行调研。我们把实地调研收集到的情况加以整理,写出了《关于把榜圩、凤梧蔗区纳入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的建议》的调查报告。并在县委编发的《政策研究》上刊发,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建议得到领导肯定和采纳。当县里决定扩大建立糖厂机蔗区范围、由糖厂筹集38万元资金在凤梧街头设立一座地磅,就地收购新蔗区的原料蔗的文件出台时,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白天深入实地调研的艰辛、晚上挑灯写材料的苦累全都烟消云散了。
由于措施切合实际,榜圩、凤梧的甘蔗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原来没有种过甘蔗的空白村屯也开始种甘蔗了,还为黎明、同老等边远乡镇发展种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事实证明,这几个新发展起来的机蔗区,后来成为替代糖厂老蔗区甘蔗生产的重要蔗区来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在平果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甘蔗生产经济规模的产业时,蔗糖生产的财税收入占全县财税收入的半壁江山,种植甘蔗也是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县委县政府历来重视蔗糖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到甘蔗生产中,但甘蔗产量仍然徘徊在20万吨上下,不能满足糖厂的需求。围绕县委中心工作,老陆把蔗糖生产作为重点调研对象。1989年县委委派政策研究室立项调研,找出甘蔗生产各个环节的结症所在,提出解决措施。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写出《在徘徊中如何跨步前进──平果县发展蔗糖生产对策研究》的调查报告,得到县领导的肯定和鼓励。在当年广西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和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研讨会上,这篇调研报告被评为经济类论文三等奖。说真的,我们对这个荣誉都比较珍视,老陆一直把获奖证书挂在他办公室的显要位置上。我想,这并不是向人炫耀什么和宣扬什么,而是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了肯定认可,这是最大的满足和目的了。
又如,1992/1993年榨季,由于糖厂经济效益滑坡,收购甘蔗不能及时兑现蔗款,向蔗农打“白条”,加上管理不善导致甘蔗砍运过程中出现吃拿卡要的坑农行为,群众利益受到了损害,许多农户都翻掉蔗根,糖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甘蔗生产出现滑坡的局面。县委指定由政策研究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县蔗糖生产开展调查。
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我们发现糖厂在砍、运、种、榨生产过程中存在不少的漏洞,有的农务人员发一张(车)砍蔗证索要20-30元;有的司机拉一车甘蔗索要50-60元不等;有的甘蔗砍了五六天不能运进厂,损耗很多,群众意见大。我们写出《当前蔗糖生产喜与忧》的报告报送县领导及有关部门。根据报告内容,县委县政府形成红头文件责成糖厂及时整改,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护蔗农的切身利益。
这篇调查报告全文刊登在当年的《百色通讯》(今百色工作)上,读者反响热烈,都说为蔗农申张正义,为群众办了一件实事好事。其它临近兄弟厂见报道后,纷纷来平果蔗区考察取经,主要考察平果蔗区是如何采取可操作性强的制止坑农行为。
老陆一直对调研材料的采集和整理依旧矢志不渝,一片痴迷,令人敬佩。期间写了十多万字的各种信息及调研材料,这在八九十年代的百色地区党委办系统是知名的。他退休后县委办还返聘他几年,专职负责信息采写和上报工作。
我俩谁都与君子不沾边,但我们的交情用“淡如水”来形容毫不夸张。我从不向他提出个人的要求,倒是他常提醒我有什么困难和建议可随时跟他反映,能解决的他尽量帮解决,不能解决的他也给分析和帮找原因,加以改进。
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老陆曾分别带榜圩、凤梧两个乡镇的主要领导到自治区党委,向陶爱英副书记汇报家乡群众的生产生活现状,反映家乡经济基础还比较落后,资源贫乏,群众的生活较为贫穷,希望得到区党委的同情与支持,能否安排一些惠民扶贫项目,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努力改善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老陆的爱人许阿姨曾当着我的面对老陆说,你都得带别人去姐夫那里,就不能带小陆去认识姐夫一下,我看还是可以吧。我真的没有这个意图,当场摆摆手说:不用不用!老陆也坦诚说,小陆不是单位领导,带他去就变成办私事了,不好去。直到1997年春的一天,老陆突然跟我说,过几天你跟我去区党委走一下亲戚。我说那就没有必要了吧。他说我襟兄已调到全国人大民委任职了,我们去纯粹是亲戚私人走访,不存在别的目的了。这样我就同意跟他去。
按照农村礼节,走访亲戚也不好空手去的。我曾听老陆说陶老爱吃糯米,平时都是到市场购买,不一定买到好的糯米,下乡曾发现家乡的山脚溪畔有些田块还有人种植老品种的香糯,我准备到乡下去购买这些家乡山水培育的优质糯米,再买一些黎明耦粉丝一起拿去。但老陆以肯定的口气说你什么都不用拿,跟我去就是。这样我也不再执意去买了。
那天,老陆只拿许阿姨自养的两条肥大线鸡去。我们是搭乘客车的,到南宁下车转乘公共汽车,再步行去区党委宿舍大院。我们每人提着一个鸡笼,大摇大摆地走在繁华的南宁街道上,就少没有挽起裤脚,倒而有点招摇过市的感觉,引来不少的目光,一眼就看出两个是十足的乡巴佬形象。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反正人家也不认识我们,看准了方向,就迈步一路朝前走。
到区党委大院门口老陆认识那个门卫,我们一说明来意就放我们进门。老陆说,先前他来的时候,门卫对来访客人都要电话先询问主人确认同意才准许进门的,今天正好那门卫认识我才轻易给我们进。进大门走百把米就到陶老家,这时陶老已在门口迎候我们了。陶老见我们每人提着一条鸡,很诧异地对我们说,拿鸡来做什么,我这里的饭堂供应充足,爱吃什么就订什么菜谱,一下子你们拿回去吧。老陆说是家里自己养的鸡,不喂饲料,全是喂玉米和青菜,好吃的,我是特意拿来给姐姐的。
那天我们都是聊些个人家庭及生活的事,陶老也问我是在哪个部门做什么工作等一些个人生活情况,我都一一给予回答。我们临返时,陶老意味深长地说,今天你们来谈的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附带要求,这很好,过去来找我的人,或多或少都带着某些目的甚至是个人要求而来,有时候不好开口又不好解决,很不好意思,像你们今天这样来跟我聊家常我很高兴。我这里又是高处不胜寒,带着亲人诚意来跟我谈的很少,希望你们今后有空再来聊吧。他说由老陆跟他搭话,我只静静地聆听。
我这么说,跟老陆交往那么密切、关系那么融洽,一点都不求他办点私事那是假的,别人也不信。有一件事我就不得不求他帮忙了,那是我妹的工作调动问题。九十年代我妹是在榜圩一个山村里任教多年,她的爱人是在平果铝工作,夫妻两地长期分居,对工作生活都不利。我妹曾多次以夫妻两地分居为由,向教育部门打报告要求调到县城附近学校任教,但每次都得到安心工作的答复。我人疏懒,不愿走动,又从来不求人,这是自己一直以来坚守的信条。但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不得求助于老陆了,也正因为他与我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我才破例不改变主意,否则在做人的尊严上我是不会轻易开口的。我把情况跟老陆说,他还责怪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才说出来呢?了解情况后,他也觉得有八九分的把握,才说这个我们有夫妻两地分居的理由,而且又在乡下从教多年了,要求调动理由充分而不是无理取闹,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经过老陆去找领导反映情况,才几天时间,我妹就接到调动通知书了,调到处在铝业厂区内的新安新华小学任教。
我们家感激不尽。为了表达谢意,我买几斤水果和粉丝一同我父亲特意为老陆酿造的一坛土陈酒送给他。我知道老陆原先滴酒不沾,但我父亲执意要送我只好遵从父命。送到家老陆说我不喝酒你也懂了,水果和粉丝留下,酒就拿回去给你父亲喝吧。我如实跟他说,我父亲特别交待,喝不喝都要留给你,不喝放在家里也会满屋生香!接着又解释:这酒是我爸特意酿造留给你的,是选用一种叫“三百勒”(“勒”壮话是根。也就是说用一种根系比茎叶庞大的植物,有三百条根以上)的野生草本植物根茎为主、与其它中草药配伍研制而成的土酒曲(发酵菌),发酵自已种植的老稻种粳米酿制的酒,又封存了一年多成陈酒了,比茅台酒还要醇得多,就留给你每晚喝一两小杯吧,保你尝到好酒的滋味。经过我这么做广告似的鼓动后,老陆也同意接收那坛酒了。过后我问他那酒喝了没有?他说真的不错,那酒很好喝,平时我试喝那几十元一瓶的酒口味很浓烈呛人,难以吞咽,喝你爸的土酒确实爽口绵甜、醇香。我顺着说,你喝完了再叫我爸酿一坛给你吧。过一段时间老陆真的叫我爸再酿一坛给他,这次他是用商店里的几瓶在当时被称为高级瓶装酒来跟我爸“等价交换”的。这里的“等价”只是行文上的用词,瓶装酒一瓶价格几百元,可购买一二坛的土酒了。而我爸却不是这样认为,是以“量”来计算的,一坛土酒五六十斤,够喝一二个月,且我爸从不喝瓶装酒,觉得酒度太高入口呛人烧胸,也不买市面上源头不明的散装土酒,历来都是自酿自喝浓香绵长的土酒。过后那几瓶酒变成我们几兄弟享用的高档酒。可以这么说,后来老陆一天能喝一小杯不超过二两的酒,完全是我爸那坛酒培养出来的。
1999年我从原平果糖厂调到县糖办(现划归农业局)工作,许多人都存有好奇心,连与我熟悉的人还先入为主地问过我:是老陆帮你才能调过来的吧?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是,也不是。因为我调过来之前老陆已退休了,我有幸遇上当年平果县试行第一次、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次的全县科级领导干部公开竞聘考试机会,通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和考核,层层竞争选拔筛选产生的。问我的人会是这样想:从企业调到行政是跨度极大的鸿沟,没有实权的人在后面推一把是难以实现的。
2012年广西区党委准备筹办原区党委副书记陶爱英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座谈会,征集出版一本纪念册,区党委向陶老的亲戚朋友和过去跟他一起工作学习过的同事征集有关纪念性的文章或图片。老陆应约写了一篇回忆性文章,写好他拿来给我看帮提建议。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回忆他的襟兄如何从一个山区贫穷孩子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片段,以及陶老严格的家教风格。他这样讲述:我与襟兄家同住在榜圩街上,他比我年长几岁,从小一起混泥巴和玩水长大。他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从小就显示出他特有的聪明才智,不论是学习成绩还是生活劳动都表现非常突出,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襟兄思想进步,经历各种岗位历练,工作经验丰富,从乡镇基层锻炼起,一步一步地走上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职位。他青年时期就投身于革命工作,正在高中读书时就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游击队,历任指挥中队政治员、连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建国时期曾在乡镇教育、团工委、区公所、农业农村、县革委、地委、区党委,直至全国人大民委等部门任主要领导职务……里面还提到陶老的小孩从百色随家属调到南宁,全由他小孩自己联系找工作单位,陶老从不打招呼、不写字条、不委托人,更不准小孩借父亲的名誉去办任何事,结果他的小孩联系进区展览馆,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展览馆一名普通职工,一干就是几十年。试想看,他小孩从百色市一个重点学校的骨干教师随家属调进区展览馆当一名普通职工,自己有文凭有资历,而且老爸又是区党委的领导,心里面的滋味是如何的?连旁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当初观念还没有转变,他一时对父亲有埋怨情绪,但过后见社会上一些用人不良风气而成为腐败分子时,他才理解父亲原先的良苦用意。
陶老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偶尔也从老陆的零碎言谈中略知一二,所以我只能从文字上帮看一下,没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但我提醒他加上一点,是关于老陆从前想调动工作的事。
老陆曾跟我讲:那是陶老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期间,老陆的亲戚大都善意地建议他抓住时机利用这层关系调到南宁工作,许阿姨也有这个念头,多次鼓动他跟陶老说一说,老陆也曾动了心。每次亲戚相会,老陆多少次想开口说调动的事,但话刚到嘴边又收了回来。见多少次机会老陆都不敢开口,许阿姨就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直接跟她的姐姐说。姐姐把原话转到陶老那里,陶老亲自跟老陆说,如果我亲自开口把你调到南宁某一个单位完全可以,你也有资历,从基层做起,经历了教育、财贸、政府、党委工作的历练。但是,在南宁工作竞争、压力、责任都比县级大得多,你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而且你熟悉家乡的情况,工作起来按部就班,顺心顺意,还是不调为好吧。经过这么一说,老陆想想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从而丢掉那个多年的念头。我说这是动人的事例,你应该把它如实写到文章里面去,读者看到不感动也会说是真心话。但老陆却说,自己写自己的好象说服力不强,因而他没把这一点写到文章里去,我感到很惋惜。只有坦诚的人才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这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2013年春老陆患上重症肌无力病症,患这种罕见病头脑清醒,肌肉无力,开始是四肢无力,讲话舌头卷,逐步发展到讲话吐音不清,最后哑然。他患病期间,我有空闲就到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一见我到,他精神就振奋起来,特别是后期见到我都想说话,但已无力吐音了,只见嘴唇动动,最后连努动嘴唇都困难。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他在病痛中激动着强打精神起来说话,就劝他静下心来好好养身,但他还是表现很兴奋的样子,从而,每次见面后我只好提前含泪告辞。发病后家人曾带他到南宁大医院检查治疗几次,病情都不见好转,之后就近在平果医院留医治疗,后又转进重病监护室治疗近三个月,最后也没能挽救过来。不巧合的巧合是,正好是他转进重病监护室那天,纪念陶老的书册也同一天寄到,我进病房去探望他时,起初他眼含泪水,我一打开那本纪念册翻开到他写的那篇文章面页给他看时,他浑浊的眼睛马上放光、脸色也泛亮起来,显出喜笑颜开的面容。
人走了,身后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但愿老陆的灵魂在天堂里得到安息。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平果榜圩人,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散文、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千古一师毛泽东》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实用甘蔗生产技术指导》等。长期以来一直在基层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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