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朋友去北京
1985年的春天，我曾带一位朋友去北京见我的恩师刘炽老师，因为他极其羡慕我能够认识这么一位全国著名的作曲家。
当然不是特意带他，我们主要是去北京为公司的文艺队购置架子鼓，因为沈阳没有。这一年国家为安置回城知青就业要求所有的劳动服务公司总结经验(劳动服务公司是中国为解决劳动就业和安置企业多余人员而建立的，兼有劳动力管理行政职能与经营管理职能的社会经济组织。省、地、市、区、县劳动服务公司是事业单位。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等举办的劳动服务公司，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也是市、区、县劳动服务公司的基层社会劳动组织。)
我因此为劳动服务公司创作了组歌《光彩的事业》，乐队急等着排练，所以匆匆来到北京，为了光彩的事业，也为了十年不见的老师。
………
月余后，恩师来信提及：你的朋友所托之事已办。
不解的我于是去问朋友，方知，我们俩从北京返回沈阳的第二天，朋友便背着我急急的再次去了北京---
这件事情细思极恐啊！
我当时非常生气。
你是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人，我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这一次去北京，当着老师的面有什么不能说？非得背着我自己偷偷的再去一次北京？1000多里路啊？刘炽老师认识你吗？为什么啊？
眼见龌龊已经败露，没有办法的遮掩的朋友只好解释说：当时在老师家听说老师有一个外国的摄影家朋友，就想认识一下----因为刚刚跟着你来到人家，所以不好意思张嘴-----
所以就躲开我，不惜长途奔袭，千里迢迢的去求人家，梦想北京有人，国外有师，渴望一照成名，出人头地。
这是什么？利令智昏？鬼迷心窍？见财起意？
我真的是弄不明白你！
于是，我在日记中写下大大的一行：“记住！这是一个可怕的朋友---”
后来，这个龌龊的朋友因病去世，我又十分怀念他。
1986年的秋天，我在与您分别了十年之后去北京见您不着，一个人孤零零坐在红墙白塔之下，品尝着把美丽的风景咀嚼的支离破碎的苦涩。
今天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
1975年，刘老师曾经给了我一个机会。因为当时他周边的人或单位纷纷找他谱曲，还在改造的人——他们认为是可以轻易麻烦的。于是，各式各样的人所写的歌词都怀着变成一条大河的美梦，天南海北、大队小队、男女老少、杂七杂八滚滚而来。不知为什么，刘老师会顺手转给我一些。
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想得罪这些人，下放的人没有资格也不想为自己找麻烦。
还有一个龌龊的人与这个事情非常相似几乎一模一样的，也发生在1975年的盘锦：
我的邻居与同学李伟，不能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梦寐以求不惜牺牲人格拼命想要脱离这苦海。
因为几次陪着我去刘炽老师家里面上课混了个面熟，就背着我去求刘炽老师推荐他去盘山文工团，而文工团的老师因有作曲家的推荐又不好直接拒绝他，(关于刘老师推荐一说，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只能说：听了你的演唱，音准不说，首先你的底气不足啊…
可怜的他，误以为自己的身体不好其根本原因是吃的不好，只要吃好了，身体就好了；身体好了，底气也就有了，有了底气，歌就能唱得好了，他也就能去文工团了。
思维在自私的基础上是极有可能钻牛角尖的，而董伟的这一钻，成了他致命的一钻，这是他当时绝不会想得到的。
吃好得有钱才行。没钱？只好去借去骗。结果，他以自己和我的名义溜回沈阳借了一大笔钱，那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事后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股急火让他起了满脸的水泡，日后这些水泡又变成了麻子，他背着忏悔的十字架刚刚走过四十岁就一命呜呼了，这时，他的亲爹才刚刚出狱啊！
这都是什么人啊？！
航海有时需要弃船，人生有时需要弃友，二者皆是非常之举。
朋友是装在两个腔子里的一个灵魂，倘若如此，根本没有弃友一词。但交友选择错误，或朋友的人格起了变化 这就发生如何由朋友变成非朋友的问题，弃友不得法往往使一个庞大的正数突然变成负数，殊非吉事。古人早就告诫我们：先交后弃，多怨。那时，朋友与仇敌亦如剃刀边缘。如果要弃的是一个异性密友，就更不简单了。
培根有一句大气的话：没有爱人是寂寞的，没有仇人也是寂寞的。没有爱人而寂寞是一般常人的感觉，没有仇人而寂寞是非常稀有的人士。爱人，仇人虽说是两种相反的人物，其实都属于广义的知己。英雄好汉，或不打不相识，或不相识不打。一世瑜亮，对立到底，，但惺惺相惜，余子不在眼内。爱人带给你希望，仇人带给你威胁，两者都产生紧张，驱逐苟安自满。不过 没有爱人，应该找一个 ，没有仇人，就让他从缺也好！
心是个口袋，东西装少点叫心灵，多一点叫心眼，再多一点叫心计，更多一点叫心机。
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与恶习，只看到别人的。然而，正因如此，别人成了我们的镜子，我们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各种恶习、过错、卑鄙与龌龊。不过，多数情况下，众人像对着镜子狺狺不已的狗，不知道在镜中看到的是自己，以为是另一只狗。”叔本华天才且长寿，所以写得出这种人生智慧箴言，凡人唯有阅读的份！
你在站台坐下，回顾来时的路，你发现那些踏实的步子，一个个在这条道路上留下的脚印，你默默数着，回忆起他们的样子来，陪你走到现在的，广阔天地里的战友，那些靠得住的叔叔，心肠好的阿姨，室友，同学，点头之交，喝醉了聊起故乡的朋友，那些或欣赏或讨厌的人们。
照片皆出自1986年一起去北京的朋友，现在他没有了，感慨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忙忙碌碌，追名逐利的辛苦，难道我不是在诸多觊觎之列的人们吗？
最后说一个关于生死的故事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
1965年的夏天，小学二年级的我因为学校放暑假，自己坐火车来到熊岳姥姥家。有一天中午，生产队的大喇叭通知社员同志们晚上放映电影《生死牌》，听到广播闲得无聊的我就朝着广播的声音跑去，看见生产队队长正在陪着放映员调试机器，第一次看见电影机射出来的人物影像，激动的我忘记了一切，目不转睛的呆傻在窗户外边，《生死牌》这个时候正好播放到坏蛋摔死在悬崖下面，就听生产队长说，该吃饭了，于是大家都走了。看着关闭的电影机，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推门就进去了，那个时候没有锁门的，登堂就入室。
太想知道坏蛋死了没有的我，趁着没有人开始鼓弄电影机，结果把胶片弄断了，突然知道自己闯祸了，于是拔腿就跑，没有多久大喇叭又开始广播了：是不是沈阳来的那个孩子鼓捣电影机了，晚上你不要来看电影了，机器坏了！
这个事情让《生死牌》的故事牢牢的记在了心里，当然电影机并没有坏，是大人们吓唬我，而当时的电影是黑白分明的。
更早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3年的某个星期天，毛泽东要去视察十三陵库区，带着女儿李敏一起去。汽车向前飞驰，突然，一座龟驮石碑一闪而过。毛泽东叫停车，并带着李敏下车，围着石碑转了几圈，还停下步来细看碑文。一会，他问李敏：“娇娃，你说说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 李敏摇了摇头。 毛泽东略微想了想，便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唱道：“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对了凉水。”
【文/王贵新，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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