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是毛主席诗词《七律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中的诗句。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败和崩溃。已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毛主席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欣欣提笔写下这首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沧海变桑田，这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间的正道。
毛主席的人间正道是什么?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是“敢叫日月换新天”，是“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1912年夏天，毛主席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退学，在湖南图书馆进行了半年的自学生涯，从那时起，他就思考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立下这样的决心:
“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发出了打倒强权的呼声：
“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1919年8月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文中疾呼：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1920年，毛主席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他一生坚定的信仰，成为他的“人间正道”。
他创立的“新民学会”确立的宗旨和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把“世界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1921年，毛主席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指出：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显然有两派主张： 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 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 则所改造必为狭义， 必妨碍世界。 至于方法， 启民主用俄式， 我极赞成。 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走俄国人的路”，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37年8月，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用哲学的思考论证了新中国的必然性：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它是社会主义的必由阶段。毛主席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历经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赶走了内外黑暗反动势力，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和伟大沧桑的巨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了，这为中国人民的理想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走这样一条大同的路。
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开始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渡过了“社会主义”第一道关口。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很艰难的，因为许多人对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有人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继续搞“新民主主义”，而毛主席的目标是坚定的，他对于中国要向何处去有几个明确的答案：
“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农业唯一的道路。”
“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由目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要求基层干部要把工作“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提出了一条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极大的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它不断完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条例和章程，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组织形式和显著特征。1959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会见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时充分肯定了这一形式，他说：
“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
然而矛盾总是存在的，与人民公社对应的，是单干风的兴起。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形成了一股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越大。毛主席查觉到这股风的势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
同时，毛主席又敏锐地捕捉到了和平演变的问题、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谈话中经常表现出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和惊醒。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作出评论：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晚年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维护社会主义基石方面，他要采取行动，防止最坏的可能发生。1963年10月18日，他在武昌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等，他说：
“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964年01月17日，毛主席在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国外友人时说：
“反对修正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古时候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挖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几座山，用几代人的时间，总会把它们挖掉的。”
毛主席用一生的行动兑现了他“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诺言，他为中华民族探索、建立并捍卫着“人间正道”，他不仅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一个“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新中国。
沧海桑田，人间正道。历史规律，不可阻挡。
毛主席曾经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一句话：“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这里先烈们所怀抱的宏大志愿，是民族大道，是毛主席一生奋斗的人间正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为后来者承继，为人民带来希望和光明，并终究会造福于中华民族的，一定是毛主席的人间正道，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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