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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引论)

2019-02-14 14:10:0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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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引论”。建设路径的一个提示,可参考以下方案:“第一阶段:中华原始共同体形态;第二阶段:主客体的初融态(社会);第三阶段:封建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第四阶段:主客体的次融态(社会);第五阶段:官僚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第六阶段:落后主体形态的外部冲击;第七阶段:先进客体形态的外部冲击;第八阶段:主客体的深融态(社会);第九阶段:社会主义共同体形态。”(拙文《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然则,又或者可以说,本文即是关于中国经济学讲义的一个“总论”。盖因它启动《保卫资本论》的方法论创作,所以寻求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路线上的说明。希望这篇旧作对您的中国学术思考和深入研究有所帮助。此文献给建国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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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时代条件出发,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蕴涵的本真思想进行认识还原,达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一切非批判的和庸俗化了的经济思想之确实批判,同时确实依据实践态的历史对之加以思维还原和语言还原,实现辩证法时代转向——工作思维及工作语言的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构之路只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史观上的一个“具体发生学”,乃是在开放结构中不断予以实践锚定的规定。这一实践逻辑工作路线旨在彻底冲破“资产阶级牢笼”、大写化和凸显“唯物主义发生学”。具有如下工作内涵:以“唯物主义逻辑”实践化理解研究对象结构,引出认识生产的社会规定性;以“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性摒弃科学主义,全面拒绝解释学的主张。从而其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乃是要求于实践发展域中重构理论,重新寻求经济学的“本质”。这种以历史实践主义为取向的认识生产即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写真,它图画了经济学的内涵底蕴。

  关键词:唯物主义;发生学;中国经济学;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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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意蕴

  本文考察“唯物主义”(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关系。[①]这种唯物主义的大写化的规定乃是实践之路意蕴的理论建构原则和历史科学的实际的工作方法,是实践态的列宁所说“三者一致”的工作逻辑和认识方法,从而支撑起理解“经济学本质”的新视角。[②]

  就最为一般的意义而言,经济学是研究和探析经济之道的一门具体社会学科。但道亦有道。特殊的学科方法论和逻辑构件,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历史的总体性为阐述对象。“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2004)10马克思为此发动了一场经济学革命。

  马克思认为,从资产阶级历史生成的观点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马克思,2004)422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了批判,提升了经济学对历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科学意蕴。马克思坚持将研究指向于历史和科学的实践结合。

  现在可以询问: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的科学性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把研究对象置于人类历史之上,置放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殊性,系统观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衰亡史,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的自觉程度。它的整体理解域是历史和实践,学科生长背景是大文科——尤其历史学,科学性质是总体性批判与建构。[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域内,科学被写作“本质规定”的实践,削除了认识与现象的自足、自明性,有力抵御了公式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侵袭。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能够鲜明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a)56-57这就是卢卡奇指证的总体规定的历史科学:“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归根到底,“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卢卡奇,2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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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谓“资产阶级逆转”:一个简明性质上的界说

  由唯物主义和历史观规划着的“科学”具有若干的语义建构项:其一,在于隔开一切物性的规定与科学的联系;其二,在于确认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定是经济认识的社会生产性;其三,在于声明经济科学的特殊任务——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进一步隔开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科学的截然不同的认识(生产)规定。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拿手好戏在于:“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1995a)137-138

  把研究对象置于物象规定之上,置放于资本主义一般生产的认识属性(所谓物象化逻辑),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作模式是“解释世界”途径下的知识生产和语言生产。其突出特征是彼此规定对方的“科学主义”与“解释学主义”的认识推进。“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马克思,1975)499它的研究认识构图是:物象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物象生产关系和物象交易关系。

  大体说来,古典主义对应了第一个分析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将分析对象集中在“物象生产方式”之上。它忽略了价值的质性分析,“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直至“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马克思,2004)99但是,它确立了经济分析的基础,并且确立了后来的“资产阶级对象”(所谓资源配置)的分析基础。因此,犹如日本学者平子友长所言:“政治经济学长久地纠缠于无法解决的矛盾,直到它能够掌握前面给出的方法论为止。但只要这种混乱是由客观的矛盾,即现代市民社会颠倒的结构造成的,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揭露这种客观的矛盾的准备性工作就是不可或缺的,即通过政治经济学将矛盾主观地,在其自身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结构中承担起来。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观地、认真地从事了这项工作。对此,马克思恰恰将其政治经济学体系构想为对古典学派的批判,因为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主要内容上丰富了它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上的成功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归功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平子友长,2012)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取消关于“对象如何来”的研究,将研究对象的理论构造直接视为物象(社会)关系的发生装置。这种认识演变收敛于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转换了实证性命题,将社会历史过程的“为什么”的问题偷换为社会现象形式的“是什么”的问题。起初的粗俗的哲学使命工作方法逐渐庸俗化和泛滥成非批判的物性科学的使命工作方法,并开始将自然科学标榜为“科学”(硬科学),最终祭起“数学主义”大旗,将其作为普适的分析法则。一旦离开了完整的历史规定,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就要彻底抛弃历史科学这个工作母体,于纯粹世界观与知识构图中演练所谓现象解说现象的“社会工艺学”。新古典经济学家打造出这样的认识:“以物质为本位,以认识和占有物质为目的……以物质财富所有权为核心……唯物主义从哲学上将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论证为物质的自然规律,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主导论证为自然秩序。”(刘永佶,2011)2但是,马克思断然否决了这一点:“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至“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95a)100-101

  新古典制度主义则是新古典主义的现代形式,代表面向现象的规定和工作机制。其试图重构“概念”,但并不因之反对“数学”。[④]现象学干预策略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古典认识论。通过考察转向,事物的内在发展进路分析完全由外在性的分析替换。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趋于合一,使资产阶级语言学在物象认识序列上形成这样的整体性规划:社会物理学语言(古典主义)→数学物理学语言(新古典主义)→现象物理学语言(新古典制度主义)。显然,“数学物理学”落在了中心位置,成了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语言规范。据此,资产阶级完全将对象从规定上由“历史”逆转为“物象”,并在实践上实现了对劳动二重性的理论掩盖。这是继在日常实践中的以“物象二重性”(即物象的二重认识结构:物化-物象化)认识覆盖劳动二重性之后的又一重大“实践进展”。[⑤]

  物象二重性完成了资产阶级认识实践的全面的虚假化。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认识形式生长的自然过程,是资产阶级非批判性的自然成长史。继卢卡奇(提出“第二自然”界说)之后,平子友长称:由于以物象规定对象,“这样就存在两个自然,一个是作为经济形式规定性的纯粹承载者,另一个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颠倒形式自身。”“我将后者称之为‘社会的自然’,将前者称之为‘物质的自然’。物质的自然就是作为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在一切历史条件下都有效的范畴;而社会的自然作为特殊历史范畴的自然,只有到了特殊的现代市民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才得以产生。”(平子友长,2012)基于资产阶级颠倒结构上的认识视觉,交易成为了资产阶级眼界中最真实、最具体的现实关系,乃至人与人关系的直接性度量。这就是“交易价值论”,因为节约交易费用即所谓“创造价值”。但它恰恰说明:“在人类行为的画面中,理性作为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因素,其作用是多么的不起眼。”迫使我们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得不承认:“人们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一个抽象的‘经济人’”,而其实,“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别人……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科斯,2010)136-137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思维法则,即属于18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生活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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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马克思之后突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

  庸俗社会主义者和一切的机会主义研究者的拿手好戏是“公开地使马克思主义肤浅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科学’。”(卢卡奇,2009)82而普遍漠视劳动二重性的实践性内涵。这一漠视恰好忽略了研究对象的结构展开,因为劳动二重性的实践结构恰好与对象的展开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形成所谓理论建构的实际行程,并且,它们恰好构成完整态的历史认识生产。(许光伟,2013)

  关于“研究对象”,马克思有不同“表述”。(1)“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95b)1(2)“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它的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79)487-488(3)“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8其实,这些说的都是“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性。这种言说的目的在于以改造、撤除认识的自足性规定为研究己任。该种知识生产的特点可大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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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商品生产中的“政治经济学”

  图1表明:劳动二重性既不会是一经“发现”就成为一劳永逸的用以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项客观知识,也不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认识属性,而是商品生产的自我认识,是具象态的唯物史观。作为商品生产认识论的实践存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得到改造了的“物质的东西”(商品生产)。因此,它决不是自足的认识,不是自明的理论:“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马克思,2004)54-55马克思声明:政治经济学提升了价值范畴——作为以价值为目的进行生产的那种社会知识,但“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而强调:“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归根结底,充分表明了“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1963)412-415

  劳动二重性的用语特征突出地表明了“历史”生产“认识”的知识生产特点,体现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询问性,规划了大写规定的与商品生产有关的社会历史知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表明这一点:“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并且,深刻表明它是形成在商品生产中的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1995a)345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总体研究人类商品生产的即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它的社会的、历史的规定也就是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由此厘清了研究对象的实践展开结构,使之整理为内在关联的母子逻辑发展序列和认识单元。

  第一是历史对象,即一定的物质生产(特定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95b)3值得注意的是,所说的对象是“抽象”与“具体”(历史存在规定)的内在统一。例如,马克思讲到:一方面,“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另一方面,“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1979)444-445因此,“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例如,如果我考察某个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或者说,我把资本当作与另一个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来考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这就同我从生理学上考察与动物相区别的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1980)382

  第二是认识对象,即生产一般。马克思举出名言:“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马克思、恩格斯,1995b)4列宁则直截了当地讲明:对于对象,“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1995)8-9

  第三是理论对象,即“特殊社会生产”。历史对象(作为“生产方式”)、认识对象(作为“物质生产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规定的结合必然将特殊的社会规定赋以生产,使之成为特殊类型的社会生产。由于使历史与对象在规定上相隔离,认识即成为自足、自明的认识——认识主体的“认识”,导致:“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马克思、恩格斯,1995b)3但是,在规定上理论对象也不能看成历史对象和认识对象的简单合成,而应看作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发生的历史结构,即是系统追问生产关系“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认识生成问题。这实际上是以范畴生产为具体中介的直接的认识生产向系统化的理论生产的逐步过渡和辩证性转化。从而在这种认识过渡下,从生产一般中最终具体出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规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知识结构”的总生产和总体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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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实践蕴涵及工作取向

  中国经济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简称,中国经济学建构则是历史域中的实践之路意蕴。显然,蕴涵着重新研究历史意义。恩格斯谈到过:“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马克思、恩格斯,1995a)257又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所以,“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1995c)692

  恩格斯于此处对唯物主义的发生学运用了譬喻(“达尔文主义”)。但那些庸俗化或借以诋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内容恰恰以喻体为根据。列宁给予的解剖是:“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例如,“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列宁,1988)342-344

  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言明:“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2004)21-22

  问题是材料的生命如何在观念上被掌握?马克思这样揶揄:“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1976)311答案在于认识的社会生产性质。如《资本论》确立的实践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客观逻辑的显露,指明个别资本(即本真的资本规定)转化为社会总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规定)的实际的社会制度生活条件。从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逻辑链条确立的认识联系是:资本发生——资本积累;通过补入社会运动条件,《资本的流通过程》将该序列“修订”为:社会个别资本的发生——社会总体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则是上述逻辑运动、发展链条与认识联系的“现实化”,即现实、具体的社会制度生活条件。

  《资本论》并不意味着社会认识的“终结”,也不意味着认识生产的完成,而必须在新的历史实践条件下予以重构和进行再生产。[⑦]因此,这里不是重新为之套上一个本体论的旧框,即不是寻求任何的解释学——哪怕是“实践诠释学”或“历史解释学”,从对历史发生的重新理解中开放性地建构和寻求经济学的本质。在具体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方面,需要采纳米克的建设性的工作建议:“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以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采取的经济研究方法。然而,要是说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不变的、既定的方案,经济事实不论怎样都要符合于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的,他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假设,要在应用于经济事实时加以检验。他的一些经济作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也许最好看做是这一长期的艰苦的检验过程中的一些步骤。”(米克,197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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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下正处在“后王亚南”理论建构时代,需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真正性研究跨越: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熊彼特意义的“实践三分法”,于历史的方法、范畴的方法的结合域中一体化历史、理论、统计;二是在王亚南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中国经济原论”的狭义理解域,进入全面涵义的中国经济学建构域;三是最终达成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在系统的、实践的中国历史域内,深入研究中华“有限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阐发个别资本转化与具象为“社会总资本”的实践逻辑及其局限条件。卢卡奇已经敏锐地从理论上将上述不同关系明确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正在产生的、为在社会中起作用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卢卡奇,2009)3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从现实实践的方向上大大推进了这一结论,为之提供了认识可能性。

  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肩负着中华历史使命,担负着“中国梦”。在王亚南的原创性工作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建构命题吸引了两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体及众多学者参与,经历了从“以价值(观)为取向的研究”到“以实践为取向的研究”的演变过程。目前整体推进到“以历史和实践为复合取向的研究”的综合创新的发展行程中。其中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包括:(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为中心,形成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体系新概括;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论、中国经济学体系论等。(2)以社会主义现实经济学的实践生成为理论拓展基点,形成各种理论新论;如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学论、发展经济学论和转型经济学论,以及中国(发展)模式论、演化社会理论等。(3)以理论经济学的“中国运用”为基调和根据,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认识体系;如中国经济运行(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论等等。

  但是,客观上也存在诸多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理论观点之上:(1)消极无为的“悲观论”观点;(2)空泛的“自主创新论”观点;(3)绝对的“超越论”观点;(4)盲目性“范式论”观点;(5)单一性“建构论”观点;(6)庸俗性“辩证法工作主义”观点;(7)极端性“去阶级化”观点;以及(8)“亲科学主义”或“泛科学主义”观点,等等。

  由于缺乏系统化的实践逻辑,实证科学被引入形而上学企图中,导致无法实践消解种种不良的甚至完全离开历史实践的理论建构观,掩盖了中华经济理论构造的马克思主义内涵逻辑。在实践路径上,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实质性内涵与规定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的相结合。工作指向是实践逻辑,以构造实践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的结合态为取向。其最终冲破了资产阶级科学主义的思维束缚,解除了资产阶级解释学语言牢笼。

  实践态的中国历史应理解为这一工作原则:以社会历史的实际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认识与理论生产)的基本规定。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恰恰是颠倒了历史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否决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的规定。(段忠桥,2008)所以,有充足的实践根据可以表明,“回到马克思”的工作口号和认识路线其实是伪的,与马克思实际交会的乃是历史和实践,并且也只能够是历史和实践本身。亦犹如段忠桥教授指出的,在理解“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方面,其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而“这些抽象”(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现的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内容。”(段忠桥,2010)

  与实践态的中国历史相适应的思维法则是具体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确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完全发生在观念和文化领域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领域的事件或现象。”(皮家胜,2011)这种以历史发生为基础的母子关系的认识解剖与社会生产升华了《资本论》实践逻辑体系,对之提出了中华创造性转化的工作要求,彰显了历史工作思维与逻辑认识思维的同一性(内蕴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过程分析与由内至外的讲述形式的逻辑统一),充分预示了方法论批判转向蕴涵批判的中华建构之确实可能。

  中华实践条件下的《资本论》再研究及辩证法工作思维的中华转向具体蕴涵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工作语言的中华具体化,确立实践化、民族化的历史科学语言表述系统。这种工作语言体系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的“经济学”,是接纳和改造西方理论、探索中国原生态理论的实际“工作界面”和“端口”。这种既防止学科语言“去历史化”,又防止历史语言“去民族化”的认识生产路径为工作思维与语言体式的中华域内的统一提供了充足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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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简短结语

  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实践之路在于摒弃科学主义,拒绝解释学,面向历史、实践,全面采纳发生学的实践逻辑工作路线。在“发生”之上贯以“学”,又以实践的发生学命名“唯物主义”其实是说明卢卡奇意义上的“科学”和总体理论建构观,宣明了《道德经》中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可道,非恒常之道”认识与理论生产主旨。它彻底消除了认识起点的自足性,有效实现了“反逆转”,将经济科学由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回归到大文科的范围内,回落至历史的规定和实践生成的规定域,乃至强调了唯物主义实践对于认识所具有的永恒的先决性。

  在当下中国,这体现为认识生产的前提批判性。犹如马克思《资本论》实践之路可简洁为这一工作路线:德国方式-英国材料-西欧历史-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作为“另一种意义”人类史的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生产工作路线亦可类似提炼为:中华方式-中国材料-世界历史-展看人类发展前景。前一概括是后一概括的“导论”,后一理论概括是在前一理论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实践活动,因而形成了对真正意义“人类史”(即“世界史”)的“客观认识”,也因而真正统一了“理论”,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存在”。

  从而,“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即中国经济学的实践构筑形态。中国经济学建构确实需要走“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实践之路。总的来说,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路线是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思维的实践落实,是内蕴辩证法本真精神的中国思维进而对于中国语言的实践落实,是历史主义与实践主义的高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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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197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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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克思、恩格斯.1995b.马恩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1995c.马恩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1956.马恩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1963.马恩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 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恩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恩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恩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2]列宁.1988.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3]列宁.1990.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4]列宁.199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5]卢卡奇.2009.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6]米克.1979.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M].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7]科斯.2010.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M].罗君丽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18]平子友长.2012.“物象化”与“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4):69-76.

  [19]段忠桥.2008.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J].哲学研究,(1):3-10.

  [20]段忠桥.2010.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J].学术月刊,(2):14-20.

  [21]刘永佶.2011.劳动主义(上卷·序)[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2]皮家胜.2011.现象学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年刊),56-68.

  [23]许光伟.2013.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内蕴批判的建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蕴涵[J].江汉论坛,(2).

  [24]朱绍文.2010.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与所谓“斯密问题”[J].经济学动态,(7):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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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本文原载《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第12-20页】

  [①] 本文使用的“唯物主义”概念决不是自足的套语,也决不意味着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分属完全不同的认识领域,而毋宁说是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史观。

  [②] 列宁强调:“《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即“‘逻辑’(大写字母的)”,马克思“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1990)290

  [③] 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历史学派:“18世纪仅仅产生了一种东西,它的主要特征是轻佻,而这种唯一的轻佻的东西就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1956)97《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继续了该种批判:“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马克思,2004)15

  [④] 例如科斯声明:“我的一些言论,有时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理论数学化含有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认为,一旦我们发现了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对因素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研究就必定需要运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就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那时,像我这样以散文形式写论文的经济学家,将会鞠躬谢幕。我祝愿这个时期快点到来!”(科斯,2010)16

  [⑤] 资产阶级虚假二重性不是任何的存在结构上的规定,毋宁说成是认识本身的结构化。平子友长称物化为“事物向物颠倒的物化”,称物象化为“人向事物颠倒的物象化”。(平子友长,2012)在此意义上,所以马克思说:“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1982)49

  [⑥] 朱绍文把类似科斯的这种关于斯密行为人学说的观点解读成:“如果不被社会认为是‘合适’的话,这种行为者的行为不管是出于‘利己心’还是出于‘利他心’,都是不受欢迎的,在道义上也不是正当的行为。当然,也不是能被第三者所认可的行为。”“所说的‘第三者’必须是真心了解行为者的情况的‘公平的观察者’,但这是斯密所设想的‘观念上’的存在。”即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仅仅挣脱了封建枷锁而处于新的社会关系的人们制定新的行为准则、新的善恶基准和道德规范。(朱绍文,2010)

  [⑦] 关于认识生产的历史、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早就指出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并着重强调:“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1995a)74相反,“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c)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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