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人还在纠缠抗日战争中谁的功劳大时,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5周年,这毫无疑问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领导的一次对外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以来打得最扬眉吐气的一次对外战争,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比“八国联军”参战国多出两倍、人数多出76倍的十七国联军,为中国人民赢得了60多年的和平时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空前的尊严和自信,为后代赢得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回眸那段血染的风采,起码可以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客观敏锐地洞察世界风云。朝鲜战争是在中国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于6月25日爆发的。开始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迅速将战线推进至洛东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则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对战局的发展曾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二是持久,即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转入进行持久的战争。中共中央立足于最坏的可能,于1950年7月7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军委由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集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朝鲜形势和加强国防问题。7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集结兵力于鸭绿江边的战略决策,于7月13日正式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8月26日,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督促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我一线指挥员邓华、洪学智和我驻朝代办柴军武均判断敌人在积极准备反攻,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因此,东北边防军进入了积极备战的阶段。进行了“三视”(鄙视、藐视、轻视)美军教育。由于中共中央未雨绸缪,审时度势,因此,在随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保持了战略主动。
二、审时度势,该出手时就出手。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月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9月15日,美军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月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9月30日,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就在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权衡利弊,“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三、量敌用兵,灵活机动。10月19日,我志愿军入朝的当天,敌军占领平壤,东西线之敌已经到达或逼近我预定防御地区,我军不可能按原计划实施阵地防御作战。毛泽东、彭德怀迅即改变原定进至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战役的计划,决心抓住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采取隐蔽待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首战告捷后,敌军误判我只有少量兵力象征性出兵。志愿军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态,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西线实行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行动,诱敌深入。第二次战役将敌人赶至三八线以南,确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第三次战役后,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利用三八线附近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中朝军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多次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取得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越战越强,1953年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四、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斗争去巩固。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妄图在会议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严正拒绝后,竟发出“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的狂妄论调。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并相继进行了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毛泽东总结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事实证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这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
五、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概括的: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1951年5月,42军军长吴瑞林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前线战况,毛泽东问吴瑞林,为什么这样瘦?吴答道,由于在突破38线时,翻山越岭,旧伤复发,流血不止,到现在也未完全止住。主席握着吴的手,动情地说了一句话,正是有了你们这样的将军和士兵,我们才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据有关统计,志愿军指战员仅作战伤亡即达36.61万人,加上非战斗减员(病故、病退或事故伤亡)共77万多人。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军职指挥员有3人,师职指挥员19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获得各级英雄模范称号者418人,荣立各种功者302724。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胸膛堵住敌人的射击孔,为部队开辟通路。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纵身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据统计50名一级战斗英雄,有15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曾经任志愿军40军政委的袁升平将军动情地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与世界头号强敌交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它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硬骨头!……一个民族的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到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抗美援朝战争打造出了我们民族的硬骨头!”
此文经编辑已经于今日以《最伟大的精神造就最可爱的人》为标题刊登在《环球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