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本报记者索寒雪）：政协委员李海滨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报道发出后，引发网民热议，“拍砖”者众。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由江苏兴化籍作者施耐庵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由施耐庵著，罗贯中编次，《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
电视剧《水浒传》剧照
附文：感毛泽东联系实际点评《水浒》
作者：萃岚 2011年08月18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水浒》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言论，对《水浒》点评颇多。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泽东同志曾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是研究《水浒》的专门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他欣赏《水浒》，也谈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谈到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水浒》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毛泽东在40年代初期，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也谈及其他梁山好汉。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给了梁山好汉很高的评价。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4年3月，毛泽东在行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习惯看领导的脸色说话。在新形势下，历练官德，纯洁党性，一些人的确该反躬自省了。
附文二：
毛泽东评《水浒》：怎样的政治书?
作者 虞云国 发表于2011-09-11
毛泽东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孙述宇著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传》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来说，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页)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传》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传》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传》“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传》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
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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