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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

2020-05-10 14:42:10  来源: 当代经济研究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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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马恩思想共同体”致敬!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列宁诞辰150周年。

  一、马克思的辩证法——《资本论》首章结构

  马克思没有专门写出“《辩证法》”,但《资本论》商品章为其制订了方案思路,提供了思维学素材。列宁慧眼识珠,突出指示:虽说马克思不遗留“‘逻辑’(大写字母的)”,但遗留“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的“《资本论》的逻辑”[1]145,而使得“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1]148

  然则,这“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全部知识领域”[1]146,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1]145】

  由存在(论)批判引出历史机理的前提批判,由本质(论)批判引出结构机理的前提批判,由概念(论)批判引出矛盾机理的前提批判,再由精神现象(学)批判引出认识机理之前提批判,简洁而言,

  【“《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据此,辩证法具象化为历史的实践的工作方法……唯物主义规定不再束缚在象牙塔中,而成为直接蕴涵实践批判之历史‘阶级科学’。”[2]】

  在这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范畴是作为“认识元素”——概念和工具了。同时,为“革命科学”计,商品章委实是《导言》的“续写”,而有了“结构共同体”,——“《导言》是诗意的建构,是由历史和文化工作路径定制科学原理,防止科学的被悬置和意义抽象化。”最终的结果是,“其满足了杜甫《绝句》的诗境构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3]

  概言之,在商品章,马克思决定采取一个“绝句版”的历史认识机制,目的是创造性统一历史、结构、矛盾、批判这些辩证法认识元素,寓意于唯物史观与本体论批判(规定)的结合,而使“社会本体论”具有了“质-量-形式-规律”的路径形态;并且,以此引出所有制“历史转化”的整体工作链条:共同体→劳动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合)→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分)→社会本身,以及社会(作为“历史对象”)→范畴→概念→工具。对于历史和结构的一定形式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的上层……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1]115-116因此,“《商品》”是独立的创作,是一个“辩证法总论”;它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价值规律”,用作辩证法的批判武器,而必然以对商品拜物教“认识迷雾”的破除为收结。这促成列宁的这个论断:它迫使资产阶级“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而“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1]116

  总之,恩格斯和列宁指出,马克思不是把物的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硬搬进社会领域,而在于建立社会历史领域的统一分析。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也运用逻辑,但马克思的逻辑观是: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131】

  亦即,“总的来说,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1]145

  因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4]43

  同样,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在运用辩证法,但马克思认识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148,“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科学史检验的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1]151

  如果更进一步说明,则:

  【“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4]43】

  二、辩证法道路的展开:质和量关系在范畴内部的建立

  这样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以“辩证法”为开端,是以唯物主义的开端彻底扭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任何经济理论均须从人与物的关系出发,——但这里,“资源配置”乃是个生产方式表象,往深处去,道路即会出现分岔。这决定质向量转化的道路是“个别上升到一般”。商品两因素看起来也即质对量的关系,——这是对“母子发生路径”的承认。同时资本主义是量化工具模态的社会,它的体用结构亦就是“量-质关系”。于是产生转换逻辑——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质、价值本身是量,即是说,“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5]54

  继而,“在商品社会如果拘泥于商品的质,我们反而无法接近商品了。”“虽然在物的规定性中,量是外在于物的存在的,但在商品普遍化的社会中,交换价值却是商品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规定,这是一个重要的翻转。”[6]137

  自然科学的内在路径也是“质→量”,复由“量→质”。盖因“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1]145

  可以说,《资本论》开篇委实以揭示“矛盾”为序幕,——出发处的矛盾仅仅是中国式“阴阳互系”(或曰由“差异的对立双方”看统一),作为潜在之矛盾规定和提出问题意义之“对立统一”。恩格斯指出,这种“逻辑方法”本质上就是历史方法——探究规律的方法,是对象思维学意义的“研究道路”和“叙述道路”,因而只能统领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依照列宁的讲法,“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于是,“个别就是一般”,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二者的规定的联合推断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1]150

  这促使马克思在第二版跋文中必须要严格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因为前者正是他和黑格尔的区分,也正是他贯彻“方法论唯物主义”之处。虽则叙述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必须植根于“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活动;这样讲,《资本论》首章的“结构”是叙述体式,内容则是“历史”,或者说,严格属于研究体式。其导致恩格斯做出论断——也是马克思的意见: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结论是,“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4]43-44

  个别、一般,在马克思这里,不是单纯逻辑学用语,而用于构建总体发生的道路。这样势必首先要把“物品”即有用物品(无论自然物品或经济物品)转换成“产品”进行考察,得到劳动过程“质”“量”两方面规定。第一方面规定可以写为:

  W(质I)=W(A,Pm);W(质II)=W(L)

  前一个商品质(即“质I”)指示商品体的使用价值因素,后一个商品质(即“质II”)指示商品体内部的价值因素;逻辑关系式写明了它们各自的实体发生学,即“自然实体”的发生和“社会实体”的发生。盖因“客观批判的产物是历史自身所形成的‘认识’,即客观认识。在思想史领域,这个客观认识是被写为了‘主观知识’。由这个基础上,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一同发展起来,假象要和真相争夺社会权利。”[7]486

  所谓:“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把那些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初始概念’作为科学前提批判的出发点。”亦即,“在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劳动’的论述中,并不是把这两个作为‘初始概念’的基本范畴作为既予的、给定的东西,而是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进行考察。”[8]

  社会科学的行动只能是“人本身”及其活动规定。①

  【注①:既然自然科学不过由“物与物关系”这一客观高度来把握劳动过程这门工艺学,那么相应,所谓社会科学,即在于以“人与人关系”的客观规定审视和打量人类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

  因此,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5]47-48】

  因此,马克思首先考察人对物的关系实体,即劳动过程内容;同时,劳动过程的思维化身——劳动二重性——是真正实在的“社会主观行动”。这样的劳动过程其次是作为了人、物、事的统一,——使得无论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或使用价值、价值本身均直接作为“内容的概念”,是社会形式规定。

  《资本论》的开篇实则由认识上的“伟大的斗争”开始,由对“物品”和“商品”区分开始。这个区分是要从理论思维上讲明“商品的本质”,从分析的结果看,它显然是“质II”,而不是“质I”。②

  【注②: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由“物品”开始,陷于人与物的关系不会有效前进一步。新古典主义更是利用数学巧妙地把“资源”从技术工具上认识图像化乃至物象化,仿真以艺术构型化的“物与物的关系”,又进一步利用强大宣传机器强力制造经济学的自然科学理论外衣形式,究其实质,是彰显资产者选择的物秩序罢了。所谓“无差异”,是表露资产者内心所渴求的资源配置幻象罢了:初为完全物质形式的东西,后为物象化的东西,因而物象→物象化(仿真劳动二重性的“物象二重性”),又使用曲线作为伪装,终使其仿真技术成为对神秘认识的一种形式庇护。】

  同时,关于使用价值作为“质I”,则需要知道,“对使用价值与人的需要的一般人类学设定,正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前提”,从而,“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地透视资本逻辑的统摄性作用,揭示人的需要被资本逻辑化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对使用价值批判的放弃,才使人陷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拜物教中。”[6]162也因此,开篇完成了关于“大写化商品”规定的一个理论定制,商品章是关于“商品=对象”“商品生产方式=研究对象”的创设——“外在的东西(交换价值)变成了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使用价值)反而变成了外在的东西。”然则,“这不只是物的本质或者说其属性的变化,而是由于物的社会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虽然那时也有商品)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6]137

  从中可见《资本论》首章第一节集中说明“质”(商品批判或曰“价值批判”),在此基础上引出“量的规定性”(作为分析初始)。单纯量规定仅是服从量化管理的价值工具,和一定质匹配的量则体现组织功能,如劳动迂回中心。从上述要求出发,所谓劳动过程,只能初步确定为产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从思维形式看,劳动过程即劳动二重性。如上所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抽象人的需要的设定,抽象掉的恰恰是需要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还原为一般需要,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的设定与将使用价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外的设定是一致的。”[6]162】

  由于第二节的直接出发点是“量”,继之的第二方面规定可以写为:

  W(量)=W(L);L(量)=L(A,Pm)

  于是从“量规定性”看,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人类劳动,抽象劳动作为“规定性输入”同时取决于具体劳动的有用活动性质;具体劳动即对应上述关系表达式的逻辑项L(A,Pm),实际是“狭义的劳动过程”(第一卷第五章即是从它开始的)。这里,“抽象的一般劳动是抽离了质的劳动,劳动的具体形式不见了,只有劳动本身。”[6]141

  【“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5]58-59】

  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这种颠倒,不仅是劳动属性上的颠倒,而且也是社会存在论上的颠倒。”即“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具体劳动才是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但对商品生产的社会来说,抽象劳动才是社会存在的关键。”[6]142

  一句话,劳动被简化为质上相同,但在量上有社会差异的特殊劳动——作为价值范畴规定基础。这样的劳动形式,显然是商品生产劳动的本质所指向。由于具有了“同质”以太的规定,无论简单性还是复杂性劳动,均作为“简单劳动力”考察其社会耗费,从而便于概念上的知识组装。

  这表明,劳者的阶级人格之并入资者的阶级人格是通过将“劳动力范畴”降格为资本概念达成的,而又经过商品社会演历过程。启示我们:“商品辩证法”是劳者的实践化的批判规定,从而透过劳动二重性就可以观察到,“在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中,存在着一个抽象的形式化过程,这种形式化构成了质到量的中介”;然则,抽象劳动本身而非抽象效用的形式化乃是商品历史生产的社会根据,即“这种形式化就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及其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成为商品存在以及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据。”[6]144

  三、辩证法道路的完结:价值形式规定为何作为了“价值定义”

  自发拜物→自觉仿真→伪装自为→理论绞杀,伴随资产者“阶级自在”到“阶级自觉”的意识觉醒,资产者在策略上讲出“没有所有制基础的价格理论”就是“社会自在规定”,但其理论的体系绞杀亦必归于“理论自杀”。然则在“社会自为规定”上,必须将“拜物教批判”同时视为劳动价值论理论组成,因为拜物教视角的所有制内涵逻辑乃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③

  【注③:为此,“《资本论》不仅大量引用了这些官方出版物,而且选择了‘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的叙事方式(第一版序)。这主客两方面构成了其采用讽喻叙事的缘由,其特点之一是对‘异化劳动’频繁使用了‘牛马’‘蝗虫’‘杂草’‘废物’等讽喻意象。”“‘物化’的起点是劳动者‘牛马’化,终点是人的‘废物’化。”“因此,《资本论》的讽喻叙事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现实的。”[9] 】

  因此,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容两方面规定(质和量)的相互关系是理解“形式”的基础。价值形式,不独是概念,也是范畴内部质和量统一的矛盾关系的外在化表现,以“价值形式发展”求得价值历史知识,不过将价值本身“社会具象化”,使价值“生活化”、历史过程化。说到底,这是对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和交换规律)所依托历史之全部过程的一个鸟瞰。《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首章名曰“商品和货币”,马克思安排历史转化线索是“商品”→“商品的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结成结构紧凑的篇章。然而从第二版开始,“商品”进一步被提升为具有独立知识创作意义的章,原第一节附录“价值形式”正式移入正文,它们结为“单独的章”。二版跋中,马克思说明:那是因为“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所以,“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并且,它直接导致“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5]14

  那么,究竟什么是价值呢?商品章之“独立”在于解答这一问题。(1)价值定义的源起。何谓价值,咋看起来,是给商品本质进行社会定位,其实背后的工作仍然是界定劳动过程(内容规定性)和经济形式的关系。

  【“商品的分析已经表明,商品是一个二重物,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一个物品要具有商品形式,它就必须具有二重形式,即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使用价值形式,是商品本身……这是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反,商品的价值形式则是它的社会形式。”[10]752】

  所以,“现在,价值实体和价值量已经被规定,剩下的事情是要分析价值形式。”[11]23-24质——量——形式,这是就内容和形式统一所下的完整的商品定义,从而,价值即商品形式,或曰“商品形式的本体范畴”。(2)价值形式的系统表述。须知严格的价值定义是“事后思索”的结果。“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特殊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现在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就是要指明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到一目了然的货币形式。”[11]24

  但是,“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5]62

  可见,“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并且,“既然头两节内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道的内容’和‘德的内容’,那么,它们的形式方面规定就必须得到系统交代和说明。”[12]

  (3)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结构”的系统表述。用生成论术语说,相对价值形式是生成的规定(伴随劳动过程历史发展而生成),等价形式则是“被赋予”或“被动生成”的规定,从而渐渐产生新型的社会统治的经济关系。(4)基于劳动过程的拜物教批判。劳动过程由“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内生了特定社会意识形式。因而价值规律,——马克思没有专门给它下定义,如果进行必要的内涵限定,应当在历史——矛盾——规律的生成路径上进行,应当看成和“辩证法道路”总体相关的规定,也即最高意义的“商品生产的历史规律”;即价值规律同样是历史发生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统一。④

  【注④:从恩格斯角度看,解释学体现对于拜物教阶级意识的技术支援,而发生学则是“瓦解拜物教定义的力量”。所以,他针对桑巴特的价值定义强调:“这样理解并没有包括价值规律对于那些受这个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全部意义。”而桑巴特的定义是这样的,“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的经济表现;价值规律最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并且对这种经济制度来说普遍具有这样的内容:商品价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13]1012】

  可见,马克思以“商品形式”为历史唯物主义工作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决定商品的自我认识形式必然是“价值”。《资本论》事格范畴就大类而言一共有10个,它们结成有机的从历史到认识的母子推衍系列:①商品→②价值→③剩余价值→④资本积累→⑤市场→⑥危机→⑦平均利润(或总规律范畴: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⑧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资本家族)→⑨资本→⑩剩余价值(即资本的自我认识形式)。亦即第一个范畴和后面九个范畴地位之不对称,在于形成“内容”和“形式”关系总揽,——从而,“正是价值范畴使得阶级关系如水晶般透明,同时展示了源于包含在商品形式中的阶级关系的动态性。”[14]220

  首先,必须看到劳动过程同经济形式的矛盾是一种潜在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唯物史观意义域内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的始源规定性和广义的延伸。拿价值表现的两极来说,相对价值形式分明代表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向度从而也是生产能力的拓展,等价形式则经济形式的发展向度从而也是交往关系的拓展;“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是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的简单形式。”[10]766

  两者所表现的就是差异的双方的互系关系,一方为静,另一方则为动。换言之,这里依旧展示的是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的直接互促关系,矛盾并没有外化运动的可能。

  其次,生产力是质,生产关系是量,它们都是内容规定;这个量,是范畴的自我认识形式,是对概念的转化。从而,生产力的质和量是在和生产关系“互看”的过程中形成的,进一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作为概念工具犹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抽象劳动在价值范畴之内所实现的统一,——这些都是形式分析的基础。“价值形式的发展是同商品形式的发展一致的。”根据是“自然形式上的劳动产品,就是使用价值的形式”,“因此,劳动产品再具有价值形式,它就会具有商品形式,也就是说,会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的统一。”[10]767

  总体来说,这是矛盾规定不断增加和外化显露的发展过程,“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5]77

  形式发展历程可总体刻画为: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或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等价形式(特殊等价物)→∑相对价值形式(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一般等价物)→∑相对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具有充分的社会矛盾规定)。

  再次,这种形式发展或成熟化的道路背后孕育的是矛盾规定的发展。一方面,“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5]84

  毋宁说,正是由于劳动过程——物质内容和经济内容——发展的推动,导致经济形式的内部对立关系的加剧,最终形成“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由“统一”看互系双方的对立)。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从互系到矛盾的一对规定;无疑,相对价值形式是发展的主动轮,等价形式则是随发展“被排出”的社会规定,“一般等价形式就其本性来说,要以某种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社会地排挤出来作为条件。”[10]777

  于是,“金银本身是商品-物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当其成为一般等价物之后,却又超越于具体的商品世界之上,成为商品世界的直接主人。”[6]165

  更详细点,这种过程是,“为了取得完成的商品形式,劳动产品必须取得统一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但是,它们所以能够获得这种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于某种一定的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从它们自身的系列中排挤出来。而只有从这种排挤最终被限制在一种特殊商品上的时候起,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从而可以说,“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但总是被排挤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外。”[10]774-775

  最后,从潜在的矛盾规定到社会外化和完全显露的矛盾规定,表明对立统一规律并非一种理念的预设,而是矛盾之规律性成长关系。辩证法规律同样反映辩证法道路的“四种形式”,即阴阳互系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⑤

  【注⑤: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中,恩格斯这样说明:“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15]601“简言之,辩证法以‘阴阳互系’(二重性规定)为第一形式,以质量互变(内容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二形式,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三形式,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定(事物的总发展规定)为最高形式、转化形式(第四形式);第一形式界定生的根据,第二形式说明生的继续和成长,第三形式说明了事物的一般发展趋势,第四形式进一步界定事物发展转化的内在根据。”[16]】

  从而,它必须看作由劳动二重性开始,经过内容和形式的互系,经过若干形式过渡,经过矛盾规定的发育,最终定格于对立统一规定。也因此,价值规律作为“对立统一规律”,才真正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商品生产基本矛盾,才有资格称之为商品生产方式“最高意义的规律”。在阴阳互系和对立统一的规律之间,是“联系的观点”向“发展的观点”的转化,量变的原则主要体现在相对价值形式发展规定之上,而等价形式则执行“历史质变”。由于价值形式发展主要讨论的是“形式过渡”,然则,其前三种形态乃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主要体现者。“这种排挤是一种与被排挤的商品无关的、客观的过程……一种商品,除非它的被排挤,从而它的等价形式,是一个客观社会过程的结果,否则决不能真正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10]775

  价值形式的第四种历史形态是关于“价值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形态,如上指出,它使得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关系进一步牢牢定格为统一体内部的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内在矛盾规定。

  四、认识机理:价值规律为何从“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

  个别→一般、质→量、个体→总体,质量互化以及形式过渡,这些仿佛是“价值规律的全部内容”。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是完整讲述了“四大机理”:所谓历史机理者,以“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经线,从中整理出“价值(一般商品生产关系之体)→货币形式(一般商品生产关系之用)”以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体)→资本积累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用)”的体用结构,作为与之匹配的工作纬线;所谓结构机理者,以资本主义直接生产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为经线,整理出“市场(资本主义流通关系之体)→危机形式(资本主义流通关系之用)”,作为“体用结构意义”(资本结构形式系统)之纬线;所谓矛盾机理,相应以再生产本身的结构系统形成进一步扩展至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过程为经线,以“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范畴(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之体)→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之用)”之体用结构为纬线,实现对矛盾机理的系统性解析与具象性呈现。以上三个机理的“总起”分别是在商品章的前三节,揭示了历史结构路径的矛盾生成,深入到了矛盾机理问题探究的领域;显然,通过对历史-结构-矛盾机理的总探究,从中又必然可结晶出认识的机理。

  深一步看,所谓的辩证法乃是一种“理论思维”,如上指出,在于执行前提批判;或者说,辩证法道路是从主观批判出发,是以主观行动为发端,经由批判实现自身的规定向“客观”的跃升。以“认识机理”做总归结,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决定价值的性质。”“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11]51-52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5]90

  “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11]52】

  所谓认识机理,则以“历史→认识”为经,再以业已定格的“历史认识”之返回社会系统行动为纬,最终实现历史和认识相互呈现并结为“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批判格局。然则交代完商品拜物教的“性质”,马克思是怎样继续揭穿它的秘密呢?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思想通史,于是可以说,“《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对价值之道、价值之德的历史视角的认识批判,或者说,也就是摹写‘价值的认识形式’。”进一步,“如果我们把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行对照,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运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开文化史,专注‘历史的叙述’。”[12]

  结论是,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属性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长时期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某个物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例如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物质要素。”[11]61-62】

  以后,

  【“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论述与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这种拜物教意识在观念层面的表现:不管是李嘉图从物的角度对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讨论,还是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关于生产过程不能缺少资本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性与超历史性出发得出的结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如果不能打破,就不可能真正地破解拜物教之谜。而要破除拜物教的神话,就要真正地展现辩证法的力量。”】

  于是,

  【“马克思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提供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推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二是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拜物教意识,这种拜物教体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以及这种拜物教意识的思想观念上的表现。”[6]178】

  拜物教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具有内在传递的发生学机制。然则马克思上述两个方面工作其实是一体的,价值规律必须作为强有力的辩证法武器,必须从对“秘密”的揭穿中引出。所以《资本论》开篇的商品体的因素综合还只是个主观联系,是“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直接的主观,但决非“先验综合判断”。进而表明与透过“人与物的关系”(需要现象)揭示“物与物的关系”(自然本质)的自然科学工作路线不同,社会科学的工作路线是揭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本质)。⑥

  【注⑥: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说人本身对物的关系,这依旧不是人的科学,乃是物的科学,而要成为“真正意义的物的科学”即自然科学,那么,人对物的关系必须上升为物与物、物对物普遍联系的科学,即形成工作链条: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自然科学)。与之相反的工作链条可描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科学)。很显然,无论认识主观处于何种状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客观规定”上是直接对峙的。尽管如此,二者结成辩证法工作总体。孙正聿教授指出,“如果《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的科学,是叙述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那么,它充其量只不过是普及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手册’或‘读本’;如果《自然辩证法》是反思自然科学的哲学,是探索自然科学的理论思维,那么,它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理论思维把握‘自然’和‘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所构成的就是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事实表明,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17]】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则要进一步透过“物”和“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发展了一种认识迷雾和幻象——商品拜物教。从深层次看,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自然技术,嫁接于人们的日常观念,搞科学认识仿真,人为纵容和制造“物象的扭曲”。这是一种新型的宗教认识崇拜。因此很显然,商品拜物教是阶级意识形态上的认识迷雾,是典型的“宗教观念解释学”。《1858年2月22日致雯迪南·拉萨尔》中,马克思告诉拉萨尔: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的对象。”[15]150】

  从中可见,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贯彻始终的。盖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决不是从历史暂时性的特征出发;他们决不会去认真研究全部历史,去探究具体和多样性规定的如何历史发生,而只是试图套用或直接移植自然科学创制概念的方法——在既定具体中形成抽象概念,尽管如此,“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4]18

  以认识批判贯彻于全体叙述,——即便在严格意义的研究过程中也如此,这是经济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史书的一个方面。须知,

  【“自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学界逐渐形成主流地位之后,‘供求分析’‘损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均衡分析就成了经济学的‘看家本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逐渐淡出了学界的视野。”[18]】

  由此看来,质——量——形式——规律,既是讲经济形式,也必须是讲劳动过程,归根结底,是二者在规定上的内在紧密结合。换言之,商品拜物教“秘密”规定的反面不过是以“价值规律”(=阴阳互系的规律;=质量互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为武器的批判,并且既是客观批判,也是主观批判的过程。这样,不仅潜在的矛盾规定从“提出问题之意义”进一步转化为“解决问题之意义”,同时意味着,被隐藏的矛盾分析、阶级分析会从对认识迷雾的破除中破冰而出。

  “人本身的解放”说到底就是劳动过程的“共同体为经”(自在→自为的母子路径)、“行动为纬”(自觉→自发的体用结构)。马克思强调: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11]55-56】

  以完整版的劳动过程概念为导引,通过加入“恩格斯的历史思维”,破除拜物教之谜题转义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上的一个选题。劳动过程既为经、又为纬,商品拜物教批判势必与之内在关联,显然,这是“劳动过程与资本认识形式”的起步性议题。由价值规律的历史武器和认识武器所引申出的始源而广泛意义的矛盾规定——劳动过程与经济形式的互系和矛盾,拓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领域性认识。⑦

  【注⑦:如果继续延拓,那么可以说,劳动过程作为“内容规定”和一切“形式规定”(文化形式、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治法律形式、意识形态等)之间均会发生矛盾作用;尽管如此,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的互系矛盾作用仍然是总切要,因其衍生了唯物史观意义的矛盾规定性。】

  它在外延上广泛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及的以下诸种矛盾形式:(1)生产方式同生产关系的矛盾;(2)生产(关系)同交换(关系)的矛盾;(3)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矛盾;以及(4)基础(或曰“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等等。可见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是一切矛盾的领导力量,但同时不能否认它始源于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的矛盾,只是借助后者,并通过将后者经常作用的形式并入自己的体系内,才最终成为推动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关于商品生产的经济矛盾及其发展特点,恩格斯则指出: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15]595】

  五、劳动过程与所有制解放之路——辩证法机理的统一

  拜物教意识经由阶级身份的明确化而转为阶级意识,拜物教批判历史道路深度揭示了“辩证法机理统一”。恩格斯看出“马克思定义”实质是讲述历史发展道路、求所有制解放——把历史知识写在定义中、规定在阶级理论中。“恩格斯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将其看作科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统一,坚持由‘科学品性’提升‘历史品格’——这就是对唯物主义路径的着重阐发”,“恩格斯在客观辩证法方面,用自己系统的自然科学研

  【究捍卫和有力支撑了马克思《资本论》业已做出的结论”;此外,从广义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的《资本论》研究贯串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或者说,是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进军到社会科学的辩证法,使得唯物辩证法具有了完全的意义。”[19]】

  《资本论》就全体工作对象而言,所体现者乃“内容”和“形式”之统一。即“资本生产规律或第一卷:‘道’(即发展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资本流通规律或第二卷:‘德’(即运动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资本生活规律或第三卷:‘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剩余价值理论史或第四卷:‘道和德的认识形式’(即认识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而同时,《资本论》首章乃至首篇毋宁说就是“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或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形式”,于是可以认为,“人们一向对《资本论》首篇结构轻描淡写、敷衍了事,那是因为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观念。”[12]

  这迫使我们在对《资本论》进行理解和运用上,必须首要注重内容辩证法——如生产力、劳动过程、所有制这些实体元素的分析以及它们本原的决定作用,而不能过度仰仗形式辩证法。⑧

  【注⑧:既然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既然辩证法是关于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那么,辩证法的要旨是在联系中探求发展规律和认识形式。什么是规律呢?规律按其性质而言,不过是对辩证法的形式化,是辩证法道路的另一种说法或辩证法本身的认识形式。马克思通过六册计划的制订和详察,慢慢发现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乃是商品社会前后相继的两个支架——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这实际上是要求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架构下来探究价值范畴,将其作为商品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认识形式。然则,这样的规律立足的领域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是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历史领域,而且是全部的思维领域;它的目的是实现物质客观向社会实践的客观以及自然向历史批判的客观的规定性跃升。换言之,这全部的规律都是针对生产方式的,是求客观意义的总体规律;所谓“总体”,针对的是思维学原则。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规律是涵容批判规定的最高意义的规律总体,是思维领域的成果进一步用于自然科学的结果,是自然辩证法进一步向历史辩证法迈进的结果。于是这些规律不宜直接拆分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侧面,而要在构成上更多强调“内容辩证法”和“形式辩证法”间的工作对话。】

  劳动过程之作为实体元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形式⑨,一方面又是所有制的占有对象⑩,从而是运用“社会本体论”进行批判的基础和载体工具。

  【注⑨:如共同体意义的劳动过程、团队生产的劳动过程、组织学和智慧学意义的劳动过程等文明规划形式。】

  【注⑩:作为通史规定,所有制不外是关于“劳动过程占有关系”的历史形式考察,本质上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全部关系总和。】

  既然共同体的构成因素不仅包括社会,也包括阶级,那么恩格斯有理由“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全面预演。”[19]

  不同时代的经济学究其实质,不过是“所有制的不同认识形式”。关于“所有制解放”,恩格斯则指出,

  【“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么……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15]141】

  马克思发现,在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互系中,价值实体充当了联系中介,这样才有价值规律对认识拜物教的破除,——

  【“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纯粹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11]54】

  这样又进一步需要探究劳动过程和经济形态在辩证法道路上的矛盾中介以及领导力量,而引发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发现。在“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资本论》进行总结的一章,马克思的结论是,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13]1000】

  所谓物质内容,总是生产力的表现;经济内容则和劳动过程的表现直接关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并把前者包括在自己的规定中。它们所针对的是经济形式的理论自足。所以,不应当把技术构成看成对资本价值构成的无条件服从,而应把前者看作是对后者进行内在制约和行动批判的规定。

  【注:西方经济学无差异曲线是将技术构成看成对利益关系(资本家管理利润)的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如前指出,这种教科书技术的实质是把生产关系完全变成物的属性组合以及由这些组合所认识拟制的投入产出仿真过程。仿真必然带来伪装,无差异空间布图的真实是“资产者竞争”的局部均衡秩序,其伪装的是唯一在场者的“上帝理性选择”,而将资本家决策的市场范畴变身为“会自动自我计算的均衡秩序”。】

  很显然,拜物教不独是单纯认识事件,作为商品财产私有制的内在根据,商品拜物教系列认识亦必然是所有制事件,乃至是“所有制解放”的事件。站立于资本主义高度,马克思借助事后思索从对商品拜物教意识的批判中引出“价值规律”,是以对价值规律之科学阐述来破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识迷雾。这样看来,劳动过程是关切“内容辩证法”的工作规定。须知迄今为止,人类具有两种伟大意义之文明规划:一曰“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一曰“经济形式文明规划”;前一文明规划(主客体结合关系及劳动过程构成形式)的核心内容是求取“生产力发展”,后一文明规划(如产品形式、商品形式、市场形式、计划形式)则在于进一步求取“所有制解放”。而至今日,我们同样站立于社会主义文明规划高度,就会有更高和更广泛性要求,需要直接立足劳动过程,以“社会主体”切入,谋划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从内部、也从外部粉碎与根除“拜物教意识”。盖因重建“劳动过程-生产方式”路径的所有制的社会形式,其实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建构形态”进行时代综合,谋求支持实现生产关系全方位革命的经济形式基础,最大程度发掘与新型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契合的经济形式社会类型。

  然则,这是马克思将价值规律同时视为批判和建构规定的理由。矛盾的历史论(历史机理形成和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危机论(结构机理)、矛盾的实践论(矛盾机理本身)以及历史矛盾的认识论(即认识机理形式),它们依次展开,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识所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认识动因。

  【“马克思《资本论》表明,资本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商品形式作为一种商品经济逻辑已完全化,并成为一种霸权。换句话说,当商品化完成后,由卖家和买家建立了一个商品经济逻辑可以复制和扩大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生活。”[14]47-48】

  《资本论》当然不是一个形式化系统,资产阶级工作者出于理论仿真术需要,乐于将资本权力说成“物权力”,其实是充分利用了拜物教意识;这表明,纯粹形式系统之被利用者乃资产阶级教科书也。

  【注: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一章,在面对资产阶级拜物教的理论化形式——把物的因果关系直接翻译为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对应关系时,马克思特别指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3]936-937】

  【“这门新科学的学名就是‘资产阶级解释学’……它满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对物象认识的空间分割游戏,尔后,带着十足满足感去宣布一项由拟像关系编织起来的客观真理。”[7]177】

  拜物教意识是其内在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扑杀则提供不竭之动力条件。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分别被说成物形式、物关系以及物秩序,如果说拜物教贯串《资本论》始终,那么,这正是物权力逻辑的不同“理论层级”:商品拜物教意识形式→货币拜物教意识形式→资本拜物教理论意识形式→市场拜物教阶级意识形式→商品拜物教认识形式。这好像是资产者意识的“闭路循环”,并且前者启发后者,如市场拜物教根本是由“仿市场”(均衡秩序)工作概念所引致的意识形式;其抹杀“危机范畴”的手段是“竭力宣扬市场拜物教”,好像市场是“无所不在”的万能:“市场无限美好”,“它完美无瑕,无可挑剔”,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要满足了市场的先决条件,市场就可以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人间奇迹,整个世界就可以实现如同德国18 世纪初哲学家莱布尼茨所提出的‘预定的和谐’。”[20]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应对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工作批判,分别破除以“商品→价值”(劳动过程与价值形式)、“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劳动过程与资本直接生产形式)、“市场→危机”(劳动过程与资本流通形式)、“平均利润→资本社会形式”(劳动过程与资本再生产总过程形式)、“资本→剩余价值”(劳动过程与资本自我认识形式)。

  以上再次表明,劳动过程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所有制不变的内容根据,它排除了物主导人、统治支配人以及物秩序、物权力规则的拜物教视角的财产所有概念。反之,如果失去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联系的思维力、理论能力,失去掌握一切社会发展规定的话语权、逻辑思考能力,并最终失去理论的批判武器,相应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⑬

  【注:劳动过程本身从内容辩证法的展开看,应包括自然过程、物质过程、一般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和它们相对应的思维过程的规定。所以,“从思考形式上看,生产方式核心内容是劳动过程与所有制统一。”[16]】

  所以,《资本论》是记录行动“自发-自觉”乃至共同体“自在-自为”品性之史书规定也,和皮凯蒂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解决“财产神圣化”问题,并不满足“超越资本主义”,也在于超越资本的行动本身;从事格载体即生产机构(“共同体+劳动过程”的组织史)出发,容易找到内容和形式一致的对象关系。于是,资本形式必然因应剩余价值之事而被“层级化”,即沿着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和认识机理分别被切割为“道的形式”“象的形式”,以及“识的形式”——本身分为“社会识别的形式(独立生长的形式)”和“进行认识活动的形式”。这些形式好似是资本执行不同功能所形成和延续的“形式规定”:如针对直接生产功能的资本协作形式以及资本积累形式本身,如针对“新陈代谢意义”的执行再生产功能的资本结构形式,如带入生活内容的资本分配形式——自我独立生长的资本社会形式,其实是“主体形态”的不同层级,如所有制主体、财产主体和法律主体。一句话,资本形式不是神秘的,它恰恰是现实的过程的实体生产关系的反映。全部的资本运动都是关于“资本(运动)形式”的表现,这只不过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是“唯财产(治理)”的社会。这种单一化的发展向度是和世界的有机联系(规定)相悖的,从而矛盾从内部激发和生长起来的速度,快的大为惊人!然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言,生产力之“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委实意欲于此:

  【“要想最终破除‘自由个性’的虚妄演绎、还原真实人的个性发展,并超出经济必然性束缚,解决之道只能是求取生产力发展意蕴的‘生产关系研究’。”[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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