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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漫长的季节》和无法抹去的“伤痕”

2023-05-21 08:10:2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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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伤痕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上山下乡”“牛棚”“文革”“十年浩劫”等等一些词汇,几十年来,这差不多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和认知范式,精英们通过这种诉苦或控诉式的叙述,消解和摧毁了前三十年建立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新时期建构起一种以自我封圣和“去政治化的政治”为基本特征的“纯文学”。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原来处于边缘和受压抑位置的精英重新成为了叙述的主角,并以启蒙者的身份占据了比前三十年工农大众更加不容侵犯的地位。曾经被赋予某种神圣性的工人阶级不仅被逐出了原来的中心位置,而且一步步走向边缘,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80和90年代——以席卷全国的工人“下岗潮”达到峰值:昔日的领导阶级仿佛从高空一下子坠落到了深谷,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那场表征着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由盛转衰的“下岗潮”,究竟给成千上万工人极其家庭带来了怎样的伤痛,主流文艺似乎一直在竭力回避和粉饰,曾经充斥在人们耳畔的是诸如黄宏小品“我不下岗谁下岗”的阿Q式自欺和刘欢“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歇斯底里自嘲,以及文学创作中“分享艰难”式的集体意淫。对一个阶级的苦难采取如此漠视乃至戏谑的态度,不仅与精英们高调标榜的人道主义自相矛盾,而且同他们长期通过“伤痕文学”的控诉,将“前三十年”妖魔化和“原罪化”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反映和描写下岗工人生活和命运,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的作品被生产出来,如小说《那儿》,电影《钢的琴》,以及最近热播的12集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等。

  与《钢的琴》等作品一样,《漫长的季节》也是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为叙述对象,但它没有前者的浪漫主义色彩,碎尸案和悬疑剧的外表下,笼罩着一层阴郁和阴沉的色调。“碎尸”和“凶杀”的元素,曾经在相同背景的电影《白日焰火》中演绎过,但和《白日焰火》借下岗工人家庭生活的外壳表现《本能》式情欲主题相反,《漫长的季节》则是借助碎尸、凶杀、犯罪等元素和悬疑剧的形式,揭示了 “下岗潮”在工人阶级及其二代心灵上烙下的创伤。

  剧集中沈墨、傅卫军的父母是国企工人,在一次工矿事故中遇难,因工厂改制后不再履行抚养工人遗孤的义务,沈墨和傅卫军兄妹只能被“大爷”沈栋梁收养,不久弟弟傅卫军因病聋哑,遭沈栋梁遗弃,被傅姓夫妇收养后改姓傅,养父母双亡后,孤苦无依的傅卫军成了流浪儿。姐姐沈墨的命运比弟弟更惨,大爷沈栋梁是个变态狂,虽然为沈墨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却长期性侵沈墨,直到她上大学后还不放手,在得知沈墨谈男朋友后,竟然把拍的裸照公开贴到她的学校,诬陷她卖淫、当三陪小姐,以便达到对其长期占有的目的。随后,沈墨被娱乐城的同事算计,成为了港商卢文仲的玩物。至此,沈墨从小受尽侮辱和损害,心里积蓄已久的仇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她先后击杀了卢文仲、殷红、沈栋梁和“助纣为虐”的大娘,并在弟弟傅卫军和男朋友王阳(老工人王响之子)的协助下,将被杀者的尸体分别扔进工厂炼钢炉和碎尸后扔进下水道。最后,弟弟傅卫军为了掩护姐姐沈墨,主动被公安抓获,沈墨以殷红的身份亡命天涯……

  整个剧情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沈墨、傅卫军姐弟复仇、杀人、碎尸、逃亡,另一条是以刑警队长马德胜为主的警方,和为了寻找儿子卷入案件并离奇溺亡的真相而主动协助警方破案追捕的过程。编导设置范伟饰演的王响这条线索,显然不只是为了“破案”或减轻沈墨、傅卫军姐弟击杀、碎尸带来的过于阴郁和“负面”的剧情需要。正是通过王响,《漫长的季节》才向我们呈现出工人阶级从昔日的主人翁,一步步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

  作为火车司机和劳动模范的王响,身上具有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点,如热情豪爽、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爱厂如家、嫉恶如仇和敢于同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等等,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桦林钢铁的第一锹土是我爸挖下的!”流露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特有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感。这位身上洋溢着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烙印的工人劳模,在厂长宋玉坤以改革和改制的名义,将身边的工人兄弟姐妹一个个分流下岗时,尽管自己并没有被列入下岗名单,但还是挺身而出,朝道貌岸然、贪财好色、私下同港商勾结侵吞和瓜分钢厂财产的宋玉坤打出了一记重拳。

  王响这一拳,打出了工人阶级的骨气,让人联想到曹征路小说《那儿》中的“小舅”宋卫国。宋卫国在捍卫国企不被私人资本收购的努力失败后,不仅拒绝被既得利益集团“收买”,而且为了表达抗争,用气锤砸死了自己,这种惨烈的自杀方式,堪称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工人捍卫本阶级利益和尊严最为惊心动魄的壮举。但相比“小舅”,王响的阶级自觉也仅仅止于那“一记重拳”。面对自己的伤子之痛和老婆医疗费都不能报销的窘境,以及身边阶级兄弟姐妹下岗后,一个个家庭陷入破碎、败落、愁苦的境遇,他不再愤怒和抗议,从一个充满工人阶级自豪感的劳动模范,渐渐变成了日益麻木、乐天知命的卑微的出租车司机。剧集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年老的王响在KTV里对龚彪、马德胜说:“我年轻的时候,贼不信命,我越老越发现我错了。咱的命,都给定下来了。”在剧集结尾,他不停地念叨:“向前看,别回头!”这种悲观宿命情绪,和中年时那个嫉恶如仇、“敢于斗争”的王响判如两人,不仅离《那儿》中的宋卫国越来越远,甚至越来越像“贫嘴”张大民了。这使得王响这个人物形象显得十分虚假,既不合符人物自身的逻辑,也不合符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让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可以说是《漫长的季节》最大的败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说过,编导设置范伟饰演的王响这条线索,一方面是为了“破案”或减轻沈墨、傅卫军姐弟击杀、碎尸带来的过于阴郁和“负面”的剧情需要,但另一方面,王响和工人下岗这条线索,是一种让主流社会和既得利益群体容易产生强烈不适和警觉的“负面”色调。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漫长的季节》对人物性格、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肆意进行剪裁,不断在剧情中添加温暖的“亮色”。比如剧集中反复展现王响青年时期开火车时意气奋发的画面,但所有的画面都只是“闪回”到1980年代就停住了,因为再往后,就是“前三十年”,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豪情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红的年代”,也是他们真正建立起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阶级自觉的时代。而这恰恰是编导不希望观众看到,哪怕产生丝毫联想的。剧集中,有关“前三十年”的点滴痕迹,哪怕是一首红歌、一幅画、一段生活小记忆,都被剔除和屏蔽得干干净净,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唤醒潜藏在人们心底的“阶级记忆”。编导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将1990年代下岗潮对国企工人命运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归咎为难逃一劫的宿命,正如一部名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小说那样,将主人公的一切失败、不幸和悲伤,都归结为“个人悲伤”,跟社会现实和政治无关——这是1980年代“纯文学”出场后,精英们竭力营构的一种叙述策略,同他们在“伤痕文学”中将一切个人遭遇政治化的叙述策略正好相反。

  正如一位作者说,《漫长的季节》一面把国企改制当成了支撑剧情发生发展的强大社会历史背景,一面又不遗余力地将这一背景做了轻飘飘或曰“积极化”的处理:“这样做的效果在降低了观剧的历史负担的同时,也将这段有着清晰时代指向的沉重的历史重新封闭为个人心理的创伤与疗愈——于是‘往前看,别回头’的自我和解的小团圆结局近乎变成了当初刘欢那首豪迈的“‘从头再来’的清新版本;更彻底的说,一切变成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梦’(我想这是弗洛伊德的大名在剧中多次出现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把公共性的历史讲述重新封闭为个人梦境和自我疗愈的叙事层面上,《漫长的季节》在将这种‘新悬疑’的讲述带向高潮的同时,也实际上给它画上了休止符……”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文艺作品的最终完成,是作者和读者(观众)合作的结果。因此,《漫长的季节》愈是不想让观众看到或掩盖的东西,人们愈是想通过遍布剧集的缝隙和漏点,窥探出被阉割和遮蔽的秘密,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比如编导竭力渲染和刻画沈墨、傅卫军姐弟的冷血和残忍,在许多观众心里唤起的却是同情,人们从纤细柔弱的沈墨身上,感受到的不是邪恶凶狠,而是被侮辱和损害者的愤怒和抗争,甚至把沈墨当成了复仇女神和“正义的化身”。尽管编导努力将沈墨杀人的原因归结为一连串偶然事件,但如果把这些“偶然”连接在一起,人们就不难发现背后的必然。正是这种必然,才造成了包括沈墨姐弟在内的无数下岗工人及其后代的悲剧。当勾结厂长宋玉坤侵吞国企资产的港商卢文仲被捶杀后,有观众拍手称快:“看到工人阶级二代把资本家扔进了炼钢炉,真解气!”因此,沈墨式的个人仇杀便具有了一种“阶级复仇”的意味。

  观众“毫无理由”地同情沈墨、傅卫军,讨厌和抵触呼吁大家“向前看,别回头”的王响这种“背反现象”并非第一次,前不久的热播剧《狂飙》中,反派人物“黒帮老大”高启强几乎一边倒地受到了观众的同情甚至佩服,而编导着力塑造的正面人物扫黑英雄安欣却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人物,高启强扮演者张颂文的风头远远盖过男一号安欣扮演者张译,成了全网追捧的偶像级明星。由此可见,在文艺创作中,作者的任性是有限度的,如果违背了读者(观众)的心理和情感预期,同样会遭受惩罚;与收视率涨落相比,这种“惩罚”体现的不仅是市场和人心,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逻辑和人民伦理。

  福柯认为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创造了许多书写自身回忆的方式,而电影则通过畅销的历史叙事达成了底层人民总结和书写自身回忆的历史。民众记忆的这种鲜活、清晰的特质远超过大众艺术,并且具有难以取代的真实性和社会性。“那些没有权利书写,没有权利著书立论,没有权利编写自己历史的人们,他们同样掌握记录历史、回忆历史、经历和利用历史的方式。”

  福柯所说的这种“民众记忆”,在《漫长的季节》中体现为观众对编导预期的“背反”。如果说一部《RUANMAI》写尽了“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那么,我们从沈墨、傅卫军阴郁绝望的目光,从人老珠黄的下岗女工徐巧云在夜总会做“三陪小姐”的无奈和苦涩,从龚彪中彩后驾着出租车冲向河里的那一刻,看到的则是“工人阶级的仇恨与痛苦”。编导在剧集结尾时为王响安排的“幸福家庭”(徐巧云重新回到他身边,从天而降的养子王北考上了大学),不仅不能掩盖这种“仇恨与痛苦”,反而加重了观众心底的背反心理。因此,无论编导们怎样以喜剧噱头、悬疑剧和暗黑剧的外壳加以掩饰,怎样通过视角的转移、历史的剪裁和大团圆的结局进行抚慰,《漫长的季节》都是一部“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 是一声发自历史黑洞的沉闷叹息,是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文/刘继明,当代知名作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刘继明書坊”,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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