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
一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因为他的作品“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获诺奖原因）。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总能强烈地冲击人的神经。
《鼠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47年。加缪的这部长篇小说，述说了上个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沿海省会城市奥兰城鼠疫发生、发展直到结束的全过程，“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的记事笔调，呈现了奥兰城这座欲望城市在瘟疫面前的脆弱，呈现了瘟疫面前的众生相以及人在瘟疫面前的无知、无奈、无助，一个又一个的感染者在无望的痛苦中悲惨死去的场景，读来发人深省。特别适合疫情之下的人们阅读，这也是我们特别推介的原因之一。
二
“欲望城市”是个新词汇，加缪写《鼠疫》时还没有发明。加缪对奥兰城的描绘是“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市民还有一样感兴趣的事——女人。也就是说，奥兰城的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把这座城市的人联系起来的东东，也不过是市场法则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奥兰城当然可以概要为欲望城市。
这样的城市自然不会对瘟疫有高度的警觉和应对能力。无权无势无资源的普通人在瘟疫面前更是只能听天由命，与病毒共存亡了。是死是活全看命硬不硬了。纵是活下来，也是九死一生。
小说中的贝尔纳·里厄医生不但是串联整部《鼠疫》的结构性人物和逻辑链，也是加缪努力塑造人性的浓墨重彩人物。通过这一人物直面生死，在疫情面前逆行而上的塑造，使人性的光辉并没有完全被疫情扑灭，就像一孔壁上之光照亮了黑暗一般给予着这个世界温暖。这也是《鼠疫》被列入世界文学名篇的原因。
纵使是生活在奥兰城的贝尔纳·里厄医生这样的人，对鼠疫也没有足够的警觉。从“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随便一脚踢开到出诊时碰到站在楼道里吸着香烟目不转睛地看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的让·塔鲁、到看到很多老鼠离奇地吐血而死，他都不知道这是鼠疫来敲门了。直到他的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家里楼上楼下有很多死老鼠，邻居家的垃圾桶里装满了死老鼠时，他才觉得应该给市镇灭鼠所打电话。而市镇灭鼠所的态度也跟医生的母亲一样满不在乎。
可怕的鼠疫终于从老鼠身上传染到人了！
那天，“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士，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紧接着前来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个个症状跟看门人老米歇尔一样，烧得厉害，浑身无力……最后都因高烧不止，呼吸困难而很快死去。
一向不问世事，不关心天灾人祸，只有自己的奥兰城人终于明白鼠疫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迎面向自己走来，而他们却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里厄医生当然更加知道鼠疫真的来了。他临窗眺望着这座自己居住的城市，也为这座城市的未来掠过一丝忧郁，但也只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
死亡人数每天呈几何级数增长，平常的幼儿园也改做了临时医院。
在不是处理鼠疫就是让鼠疫来处理自己的不二抉择中，政府不得不把防疫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了，召开了专门会议，但第一次专门会议在各方争议中无果而终，并没有形成决策。
鼠疫是一种人畜互传、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人感染了鼠疫发病时会全身巨痛，寒颤不止，高热不退，头痛剧烈，淋巴结肿痛，眼睑结膜及球结膜充血，甚至出现意识不清，呼吸困难，咳血痰，很快就会陷入极度虚弱状态。由于呼吸困难、缺氧，导致病人口唇、颜面及四肢皮肤出现紫绀，死亡的患者甚至全身紫绀，皮肤呈黑色，故又被称为“黑死病”，死状人见人心悸。
唤醒里厄医生恻隐之心的是他从奥兰城省府会议室出来时直面的那个垂死的妇人的惨叫和妇人胯间的血以及那妇人望着他的绝望、恐惧而又乞怜的眼神。
感染者临死时的惨状，也极大地触动了奥兰城人的神经。从政府官员到百姓，都看到了鼠疫不会放过自己这一事实，面对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鼠疫，怕了。也直到这个时候，省长“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与此同时，奥兰城真正的噩梦开始了！
所有奥兰城的人都成了“瓮中之鳖”，只能居家隔离，也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市民觉得自己活得比流放还不如，事实也是如此。
沮丧弥漫全城，形形色色的人开始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也纷纷粉墨登场。物价飞涨自不必说。用水用电均得不到正常保障。超市的货架也被清零。咖啡店卖起了酒，并打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城里的穷人，很快就连饭也吃不饱了。最倒霉的要算那些感染了鼠疫的穷人，他们求天不应，叫地不灵，一个个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痛苦地死去。还有绝望的鼠疫患者开始上街强行拥抱、亲吻无辜路人传播鼠疫，发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恨……更是有的人因病痛和隔离引起了精神失常，纵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也给自己来了个“活火葬”一了百了。找政府理论的人开始成群结队，去了一拨又一拨，但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些人最终都为了不成为荷枪实弹士兵猎杀“动乱”的活把子，又一一离开了。最后，所有人都不再对政府有所违抗，习惯了等死。
棺木厂家没日没夜加班也满足不了市场了。尽管焚尸炉24小时不停火也没法处理全部尸体，墓地也开始供不应求，不得不把成堆的尸体扔进一个大坑里集体“祼葬”。殡殓仪式也一概取消全无。手续也从简——也就是事后让死者家属签个字。墓地里，尸臭熏天。
里厄医生等人见之，深感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因为，他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经看到没有什么不幸比“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于是，他们“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里厄医生除了夜以继日地治病救人，也关心病人的思想和生活了，还对“特效药”的研发和临床试验特别上心了。
封城一个月后，开始有一批批的人集体向上帝祈祷。但没有什么效果，疫情不减反增。封城五个月后，人们开始自发地形成防疫组织。鼠疫把人逼疯了，也把人逼醒了。
鼠疫在奥兰城肆虐了一年才散去。
一年的时间，很多人死了。活着的人也失去了很多：健康、财富、亲情、朋友……
里厄医生也失去了妻子。他本来是送妻子外出疗养治病的，不料疫情暴发，封城隔离，竟与妻子成了永别。妻子走的时候，他也没能看上最后一眼。他还失去了好友塔鲁。跟其他人一样，也失去了很多很多。
一年之后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奥兰城的城门打开了。
城门打开的时候，幸存的奥兰城人像我们过年一样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欢庆亲人的团聚，为新的生活启航。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到幸福来得太突然，甚至感到鼠疫去得太快。这一切，他们都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又是真的，令人如醉如痴。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尽管加缪没有直接了当地说，但读者都知道：这就是鼠疫在奥兰城消散，自然过程的作用要比人为作用大得多。
于是，《鼠疫》便有了这样意味深长的结尾——
劫后余生的里厄医生变得深刻了，因为他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加缪的《鼠疫》到此结束。
三
在加缪看来，“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于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正因如此，《鼠疫》浓郁生活气息的生动画面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不尽的思考空间。这也是各种读后感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些层出不穷的读后感有的是对的，有的则是不对的，有的还是误导社会的。这又是我们推荐大家读原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说，读加缪的《鼠疫》，知道了真正的强大，就是学会自渡；知道了熬不住的时候，再多熬一下就好了；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再长的夜也会有黎明到来的时候。这些感想在网上比较有市场，也不无道理。但在我们看来，却带有太多肤浅的自我安慰之嫌，就跟“我虽然穿的是布鞋，但有人却没鞋穿”这样的自我安慰没太明显的区别。也有人说读加缪的《鼠疫》，深感世事无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懂得了疫情只会打倒弱者，但也可以成就强者。这样的感想也貌似有道理，但一点方向感都没有，也就等于没说。
还有人说加缪的《鼠疫》是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和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是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却不敢苟同。持有这一观点的人还要把《鼠疫》作为我国当下抗疫的“模板”宣传和推广。这就大谬其趣了。这不但与加缪的创作意图不符，也是对我国抗疫精神和抗疫文化的矮化。
加缪写《鼠疫》，在我们看来，更多地是处于他长期对人性的观察引发的哲学思考。加缪本身就是一位大哲学家，有他自己独到且常人难以企及的思考领域、思想深度和哲学立场，这也是他跟与他齐名的哲学家萨特论战长达一年之久的原因，最后还是因观点不同与萨特决裂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中外真正有思想见地的学者都是这个尿性。
加缪的《鼠疫》也不是一般作家那种非黑即白的写作格调，既有对人性的赞扬，也有对人性的鞭挞，多维度地予以剖析，且是建立在文化依托之上的。又或者说，加缪给人们展示的是西方抗疫文化。提醒人们自私自利是抵抗不了疫情的。也正是这个原因，鼠疫报警时，奥兰城没人听得到，鼠疫暴发时，政府不作为、慢作为。
加缪在《鼠疫》中努力放大的人性的光辉，也是在被疫情逼上绝路之后的别无选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作为。就是这么一点点逼迫性触动式改变，加缪也认为值得大赞特赞。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变起来也不容易。于是，加缪《鼠疫》也能增进我们了解当下西方国家抗疫失败的根子在西方文化。
《鼠疫》虽然被西方人给予了诺奖，但他们却把加缪“瘟神会再来的警示”抛到了九霄云外。
就持续近三年的全球抗疫来看，西方国家不但在疫情面前束手无策，更有消息说此次长达近三年的新冠疫情的源头是美国生物资本人为制造出来的。无风不起浪，这样的消息着实惊世骇俗！
疫情暴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向世界隐瞒疫情，实在瞒不住了，又甩锅中国，而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鼠疫》里还有封城抗疫，现在的西方国家却是城也不封了，任由新冠病毒肆虐。
西方抗疫文化倒退的原因也是世人皆知的。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至今，资本的力量已经超出了政权的力量，政权已经不能控制资本而被资本控制了，资本已经没有被政权送上绞架的担忧了，资本想的就是如何趁机发疫情财，他人的性命，根本不值一提。也正是这一原因，导致西方文化特别是灾难面前的应急反应能力下降。现在，仅美国一域，死伤于新冠病毒的人就不知超过奥兰城多少倍了，且这一数字还在与日俱增。
相比之下，中华民族的抗疫文化却是大不相同，从上到下，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还强调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把抗疫纳入考察、培养锻炼人的特殊途径。这就是中国抗疫能够动态清零而西方国家做不到的重要原因——即有没有文化支撑这一根本。
但凡有民族文化感的人们都不会不明白，当下中国表现出的抗疫是千年中华文化在疫情面前的自然反应。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秉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文化理念，强调人生在世，三不能笑：不笑天灾，不笑人祸，不笑疾病。强调立地为人，三不能黑：育人之师，救人之医，护国之军。强调千秋史册，三不能饶：误国之臣，祸军之将，害民之贼。 强调危情面前，三不能避：为民请命，为国赴难，临危受命。也一直强调经商创业，三不能赚：国难之财，天灾之利，贫弱之食。以慈悲心待人，以谦卑心待己。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取向，在给予人的温暖和关怀上真的与众不同，也不在一个档次，要高出他人特别是西方人很多很多。
正因为如此，才有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披挂上阵，深入疫情中心救死扶伤的壮举。才有疫情持续至今，举国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一直把疫情死死摁在地板上抬不起头来，稍有反弹便会立即摁下去的举世奇观。那些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也是由国家救治，免费治疗。政府还把吃的用的一律送到隔离者家门口，没有一个人因隔离而断了生活和生活的希望。还有物价基本保持平稳，社会生产生活有条不紊，等等。这一切，试问当今世上谁能做到？唯有大中华能！这就是吾华骨子里的民族文化！
疫情之下读加缪的《鼠疫》，我们会发自心底地由衷感叹：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四
文章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然而，面对当下全国抗疫出现的杂音又不得不多说几句。
我们看到，现在网络媒体上，甚至一些大媒体网站上，时不时有人鼓吹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亡之歪理邪说，特别是一到有封闭式疫情管控的需要，特别是需要封城的时候，就有人唱反调，大则写日记抹黑，小则造谣政府送的食物不新鲜呀，如何剥夺了人的自由权呀等等。鼓动社会对抗。要求政府不管由市场管等等。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些人完全是胡说八道，别有用心。
本人从疫情发生以来至今都在政府抗疫一线工作。我们给居家隔离者配送的食材，都是当天在市场上采购的新鲜食材，还有专人对之进行人文关怀，缓解他们的隔离之闷。境外回国或来华的隔离者，我们也是无微不至，从政府各个部门抽调得力人员负责他们的隔离保障工作，并开通了隔离人员的举报投诉电话，努力做到让每一位隔离人员安全顺利地度过隔离期，收费也只是象征性收一点，政府负责大头，国内来到我们这里需要隔离的人员隔离期间，政府管吃管住管医务全免费。两年多来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这些都是事实。
特别是这些人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放任市场作为的论调，堪称十恶不赦。疫情面前，如果没有强大的党组织和强大的政府组织能力，听由这些人说的市场万能来摆布，其后果必将是中华大地上尸横遍野，无数人朝不保夕。
这些胡说八道，造谣生事，恶意中伤者，也建议读读加缪的《鼠疫》，治治病变的良心。如果这个时候读加缪的《鼠疫》还不能触动良心，可就真的没得救了。也证明这些人就是西方邪恶资本的马前卒，抑或就是西方邪恶资本的代言人。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高度戒备，坚决斗争。
【文/佛兰次小区，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