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宁：《龙须沟》与城市底层社会治理

　　编者按

　　《龙须沟》是老舍1949年后最重要的创作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城市底层社会治理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尽管这部剧作为作者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但其思想复杂性一直处于被低估状态。邵宁宁老师认为，近数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长时段问题再度显现，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必须在革命史的视角之外，再引入社会现代化的视角。《龙须沟》的意义到了今天，更在于其中隐含的有关城市底层社会治理的那些深刻忧思。虽然最能体现《龙须沟》的颂歌主题的是修沟，但不能说剧本对底层生活环境的改善的关心，就是老舍底层书写中最深刻的内容。通观老舍有关底层生活的所有书写，他对于底层人堕落的忧惧，才是最令人揪心的。这部剧作的成功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作者一贯的社会关怀和人道忧思凑泊到一处的结果。今天，作为“旧社会”象征的“龙须沟”，自然早已消失于历史，然而，作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物的“龙须沟”，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断以某些新的形态出现于我们的生活。某些“后革命”时代的现实，让我们再一次站到了昔日的矛盾和问题面前。如何认识阶级（阶层）对立的绝对面与相对面，以及如何认识底层社会在社会分化中的政治、文化取向，也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关怀的重要突出点。由此，重读《龙须沟》仍有积极意义。

　　本文原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05-112页，感谢邵宁宁老师和“甘肃社会科学”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邵宁宁

　　《龙须沟》与城市底层社会治理

　　《龙须沟》是老舍1949年后第一部影响巨大的创作，也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城市底层社会改造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从1951年初搬上舞台，到该年底作者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它不但为作者赢得了当代艺术所得到的最高礼遇，而且长期占据着老舍戏剧艺术代表作的突出地位。直到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其重要意义才为声誉日隆的《茶馆》逐渐取代。然而，无论是像周扬当年，将它的意义限定在歌颂新中国这一“当前主题”；还是像后来一些研究者将其简单归之于“运动戏”，都不免低估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复杂性。近数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使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长时段问题再度显现的同时，也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现代化进程中的另类城市空间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的龙须沟治理，原属北京城市整体改造工程的一个部分。适逢新中国成立这一重要历史时机，事件被赋予更为重要的联想意义。长期以来，龙须沟治理不是被看作“新旧社会转变的象征”，就是被看作“中共执政理念”的一个样版；与之相应，话剧《龙须沟》，也就长期被看作是对这一事件政治意义的一种艺术演绎。

　　无可怀疑，《龙须沟》是一出“颂歌”。从一开始创作，无论是作者、导演，还是观众、批评家，对其意义定位都始终坚持这一点。直到今天，这仍然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这部剧作的基础。然而，无论是像当初那样将《龙须沟》的成功归之于艺术家的“政治热情”，还是像今天一样把它看成“运动戏”或“三结合”原则的产物，都不免过于简单。最近一二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论及50至70年代，每每突出其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自然有着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不应忘记的是，中国文学当代性的建构，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归国不久的老舍，虽然的确抱有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热忱，但其思想深层，却不可能一下地就截断他几十年形成的社会认识。这就决定了，就是在这样一部“应时”而作的“颂歌”中，也仍然能够深刻地反映出他对底层、对人性的一贯的人道诉求。可以说，以往人们对《龙须沟》的“颂歌”性认知，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更深刻的主题，而随着对这一主题的重新揭出，理应带来对老舍思想复杂性及其戏剧艺术的更深入了解。就所呈现问题之复杂性来说，《龙须沟》是一部并不输于《茶馆》的艺术杰作，而就其前瞻性来说，其意义或许更有超越其上者，要认清这一点，则必须在革命史的视角之外，再引入社会现代化的视角。

　　《茶馆 龙须沟》老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09

　　作为一个流行语，“底层”一词在近年频频出现，与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某些现实联系在一起。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樊骏在有关《骆驼祥子》的论述中，就将它与老舍的创作联系在一起，指出“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并高度评价：“就这方面来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今天看来，这或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判断。

　　虽然自从有了城市生活，就该有了城市空间问题。但人们近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同样和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加速有关。或许可以说，正是社会生活的日渐城市化，从根本上唤起了文学对城市空间问题的关注。也正因此，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提到这样的问题，最先想起的往往都是一种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印刷业与现代出版物、电影院……，仿佛只有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标志”的这一切，才构成了值得我们倾心关注的城市研究对象。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中国现代，始终还存在着另一类城市空间。就像在老舍笔下一样，这个空间主要由胡同、店铺、茶馆、大杂院、臭水沟、人力车厂、下等妓院等所构成——贫穷、脏乱、落后，始终混杂着一种无法摆脱的乡土气息。说穿了，这更是一种城市底层的空间，一个更近于今天我们称之为棚户区或贫民窟的地方。而活动在这个空间中的，也更是一些挣扎在城市生活的底层或边缘的人们。

　　老舍的北平与茅盾或新感觉派作家的上海的不同，不仅是地域差异，而且是历史时间。就现代中国的实际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身边这些城市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如北京、西安，本来就是传统农业文明中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中心，而兼有商业、手工业生产的意义；一类如上海、深圳，纯粹是历史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产物，其经济、文化功能远超政治。若将“城市”这一词语拆开来说，前者更是“城”，而后者更属“市”。现代化研究注意的对象，当然更偏于后者。但这当然只是一个理念上的划分，历史实际的复杂性在于，进入现代，即便是那些经历了数千年沧桑巨变的老城，也必然地要转向新的文明中的都市，而这也就必然造成在它的内部，新区和老区之间，新城和旧城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文化混杂、交叠，现代中国面对的，便不得不是一座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双城”。就此而言，老舍笔下的这个北京，比同期左翼或海派文学的上海，还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过渡性特征——不是已然具有“现代性”，而是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历史特征。

　　二　堕落的忧惧——老舍底层关怀的思想中心

　　要准确认识老舍笔下的城市，必须注意：第一，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中的城市；第二，这是一个由底层和边缘人群构成的城市。老舍的底层，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的底层。

　　作为一名出身于北平市民之家的作家，老舍对城市底层生活的了解和关怀，远远超过现代文学中任何作家，这自然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他曾说“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几十年来，老舍一直都在想如何将这样一种生活从其深微之处写入他的作品。读过《骆驼祥子》《月牙儿》《微神》《我这一辈子》的人都知道，为此，他也一直在做多方面的努力。从上述名作到20世纪50年代后写的《龙须沟》《茶馆》，这样的对城市底层生活的描写一直是老舍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领域。在这样长期的、持续的底层生活关注中，是什么最使他牵心？是什么构成了老舍底层关怀的中心？

　　《茶馆》老舍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0-03

　　物质的贫困，环境的恶浊，是贫民窟的一般特点，也一直是一般表现这类生活的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不过，对于这种贫困、恶浊的根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于一般左翼/革命文学中阶级论的解说，《龙须沟》故事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将问题的破解不是首先指向阶级斗争，而是指向生活环境治理。老舍写《龙须沟》的直接动机，是要歌颂新政权的人民性，但他选择的对象却是对一条臭水沟的治理。从《龙须沟》开头那一段环境描写不难感到，这正是旧社会底层社会生活在他心中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记忆。在程疯子看来，在他们的生活中“顶厉害的恶霸”，不是某个人，而是龙须沟；就作品的表现而言，最能体现它的颂歌主题的，是修沟。不过，即便如此，仍不能说剧本对底层生活环境的改善的关心，就是老舍底层书写中最深刻的内容。通观老舍有关底层生活的所有书写，不难发现，其实还有一种比贫困、苦难更阴、更冷，也更令人揪心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于底层人堕落的忧惧。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底层不只是一个苦难的需要同情的对象，也可能是一个滋生罪恶的渊薮。祥子的悲剧，不仅体现在他命运的悲惨，更体现于他精神的堕落。

　　对底层民众纯朴、善良的渲染，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热衷表现的主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象总是习惯性倾向某种理想主义，而有意无意忽略“底层”生活实际的复杂性。贫民窟环境的恶浊，不仅体现在市容环境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法律秩序的缺失上。大概所有人都会同意，流氓、恶霸的横行，同样是龙须沟社会的基本特点。但很少有人接着问，这些流氓、恶霸从哪里来？至晚从20世纪30年代起，老舍的小说就不断写到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几经挣扎而终不免堕入深渊的故事。无论是“骆驼祥子”“月牙儿”，还是“微神”，原本都是极要好、要强的人，即便是为了获得一种卑微的正常生活和做人的最低尊严，也曾不屈不挠地做出奋斗，然而，故事的最终结果，却没有一个不是让他们因抵御不了社会的黑暗而走向堕落的深渊。

　　比物质的困苦更可怕的，是困苦中的无助和挣扎的无望，是因无助无望而最终导致的精神沦落。19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常以一个乡村青年如何融入城市资产阶级社会展开叙述，像司汤达的于连，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柯夫等，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都受过一点教育，即便低微如马丁·伊登，也还有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能力。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坚持不懈地以真正的底层人物——妓女、洋车夫为对象，并不断试图深入他们濒临绝望的内心。

　　《龙须沟》老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从老舍前期最优秀的那些作品，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一个人完整的堕落过程。从《龙须沟》，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徘徊在堕落边缘的社会群体。《龙须沟》中的丁四——按剧本介绍和作者自述——已是一个“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的人，“事不顺心就难免往下坡儿溜”。剧本第一幕，还有一个二嘎子偷鱼的情节，在作者意识和读者接受中，这件事的意义，大概主要都被从展示底层生活的困窘和底层人心性的良善这样积极的方面去理解。然而，从“偷”这个字，还有二嫂、丁四对之做出的反应，读者不难意识到，这里所寓含的更为复杂的东西。一个孩子偷一条小金鱼，当然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他的父母之所以生那么大的气，也未尝不是从中看到了某种向下滑落的危险。

　　早在《骆驼祥子》《月牙儿》一类的作品中，老舍已经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底层人的堕落过程：第一步，生活的打击；第二步，自暴自弃；第三步，随波逐流；第四步，助纣为虐；第五步，无所不为……而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绝望。“骆驼祥子”也罢，“月牙儿”也罢，最震撼人心的地方，都在于他们原本不甘堕落，而终于逃脱无望。正是对生活的彻底绝望，驱迫着一个个原本有着自己的理想的人物，一步步堕入深渊，一步步进入彻底的人格毁灭过程。在《骆驼祥子》中，这一切几乎都集于主人公一身；而在另外一些作品，譬如《龙须沟》中，不同阶段的堕落，则分身为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面孔。

　　底层并不只是需要同情的对象，它不仅是社会黑暗的承受者，本身也可能变成滋生黑暗的渊薮；底层人不仅是被欺压、被剥夺的对象，而且可以成为罪恶的制造者。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的那家客栈主人，从中可以培植出像德纳第夫妇那样的恶棍，也可以生长出如伽弗洛什那样追求自由与正义的英雄。假如没有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救赎，冉阿让也可能走向彻底放弃和堕落的深渊。

　　比之某个具体的人的堕落，更可怕的是社会整体的堕落。龙须沟本是生活沦落者的居所。丁四一家不论，就是程疯子、赵大爷，也是因生活中的某种失败或绝望沦落底层的人物；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作者写二春一家，虽不像他先前写那些底层妇女那样残忍，然而，倘若没有时代的变化，这家人是否能够全然逃脱黑暗阴影的笼罩，很难决然预料。

　　话剧《龙须沟》 剧照

　　理解这种堕落的忧惧，是理解老舍式社会忧思的一个关键。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堕落后的底层市民，一部分变为流氓；但更多的，则只是沦入那个一度被称为“二流子”的群体。虽然比之前者，后者“只是有点小坏”，但其存在基础却惊人地庞大。《龙须沟》中的冯狗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小流氓。但从这部戏的后两幕看，即使是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最终心存宽宥与怜悯，而这也未尝不是因为他早就意识到，这个人从根本上，也不过是一个堕落了的底层平民。“谁也不是天生来就坏”，话虽出自冯狗子口中，但却得到了赵大爷和疯子的默认。冯狗子这个形象的存在，清楚地表明，在底层普通民众和流氓、地痞之间，老舍始终没有划定一条截然分开的界线。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社会，免不了都要面对所谓“黑社会”问题。帮会或“黑社会”在老舍作品中的出现一再表明，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存在。一方面，它的确是社会黑暗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又似乎与法制秩序的亏缺、社会组织的无力以及某些处身无望中的人们对于正义的某种扭曲的诉求有关。“老舍前期作品中经常出现很有侠义心肠的人，在善良无能的主人公陷入困境时，挺身而出，替他排难解忧的描写”，有学者将这种“重恩情，讲义气，甚至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现象，视作“旧社会小生产者理想的道德规范”所导致的“英雄行为”。但很少有人注意，在这些侠义英雄与游民社会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其实，只要是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都不难理解，所谓“江湖上人物”，实际上是如何地良莠不齐。所谓“侠义英雄”的另一面，往往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盗匪”；而具体到一个人的正邪之辨，也从来都不像小说表层叙事的指示那样了了分明。一个不无意义的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写到这种黑道人物——像《日出》中的“金八”、《龙须沟》中的“黑旋风”，展示给读者的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方面，或是为了突出这种势力的无边无际；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它的存在从来都是一种很难完全被捕捉的东西。假如不是革命的到来，从“龙须沟”会不会滋生出某种本土版的“教父”故事，也是很可玩味的。不过，与那类故事不同的是，就老舍而言，其对底层社会的关注，更多的时候还是更集中于那些已沦入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的弱者。

　　三　革命与人道——老舍底层社会改造思想的独特性

　　樊骏说，老舍这些作品“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樊骏不止一次将老舍和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称赞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并没有像狄更斯那样“给自己的主人公一个否极泰来的美满结局。他既不是像前者那样寄希望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伟大和平的宪法改革’以及平等的教育文化权利之类的改良主义方案，也不像后者那样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呼吁‘容忍和原谅别人’……企图用阶级调和的方法掩盖揭露出来的矛盾”。

　　在1979年，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为了说明老舍的现实主义已然超出了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最终理当揭示：“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遗憾的是，写作《骆驼祥子》的老舍“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当时还不懂得革命，更不理解惟有革命才能把祥子从旧世界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写作《龙须沟》的老舍，无疑已经走近了“革命”。《龙须沟》对新政权的颂扬，也应被看作对“革命”本身的颂扬。这当然可以看作是老舍思想的一大进步。然而，当读者抛开种种先入之见，再去认真阅读《龙须沟》文本，会发现，这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虽然作品从结构上就突出着新旧社会的对照，但龙须沟却始终不是一个突出着阶级对立的社会。这里有贪官、有恶霸、有流氓、有地痞，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顶厉害的恶霸”，却还是“龙须沟”。不是将“阶级”“压迫”，而是将生活环境的恶劣摆在底层困苦的首位。即便是批判旧社会，作者也不曾将所谓“黑暗势力”本质化。赵大爷说龙须沟“地好，人也好”。的确，除了那个始终未曾出场的恶霸“黑旋风”之外，《龙须沟》里，似乎就没有本质上的“坏人”。不说“心眼怪好，嘴可厉害”的四嫂，“为人正直好义”的赵大爷，懦弱善良的程疯子，“甘心养着”丈夫的娘子，就是“能说会道，善于敷衍”的刘巡长，也是“心地很正”。老舍笔下的巡警，大都与普通百姓没有太大的差别。《龙须沟》中的刘巡长，不但“没欺负过谁，没贪过赃”，而且还于“无意中做了不少的好事”，就连生活感受，也和普通居民没有什么差别：“我也是这儿的人，你们受什么罪，我受什么罪。”像这样描写一般被视为反动势力爪牙的旧警察，甚而让其在历史进入新时代后，直接脱掉旧装担任新的派出所的副所长，老舍这样的处理大概是绝无仅有。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龙须沟》的时代认识高度和后来的流行观念之间，实际存在着怎样的距离。

　　第二，老舍始终坚持人性的、宽恕的、非暴力的观点。剧中最著名的情节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从前打过程疯子的冯狗子去向他道歉，四嫂要他照样给他一顿嘴巴，疯子却只郑重其事地看了看他的手，说了一句：“啊！你的手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打人的手也是人手，这看似简单的判断，包含的却是老舍最为重要的人生观念。不是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主张社会和解，让“打人的手”重新变回“人的手”。这是老舍底层社会改造思想的又一关键点。程疯子说“打人的已不敢再打，我怎么倒去学打人呢”，读者很可能为这一句话所显示的天真和人道精神而感动，但同时也须注意，在它与当代中国的阶级话语之间，存在的实在是一道太明显的裂隙。这里所宣扬的，其实是一种要将“以暴易暴”归入历史的宽恕哲学。这不但让人想起他所曾受过的基督教影响，而且也使人想起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那样的古圣先贤……

　　老舍

　　老舍底层社会改造思想，始终与他的人性认识密切相关。《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地被生活抛出了原有的轨道，一样地不肯脱下长衫，一样地缺少实际生活能力，一样地软弱可欺，一样地对儿童、对知识、技艺及其他美好的事物有着本能的亲近。不同的是，孔乙己孑然一身，程疯子却还有一个爱着他、护着他的“娘子”。鲁迅说他写孔乙己是揭示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老舍写程疯子，却为他保留了不少来自同阶层人的同情和暖意。同是身处沦落之境，程疯子除了比孔乙己更多地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还比前者多显出了一种“弱者”的力量。看他脱下大褂为小妞子换金鱼，看他对打过他的冯狗子说出那番关于“人的手”的话，都不免会使我们重新思考怎样认识生活中这些“弱者”，且对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拒绝同流合污的道德自持力，对更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对人性的信仰和对以暴易暴历史逻辑的厌弃等——生出由衷的敬意。也正是从这些地方，老舍对底层人物的表现，甚至超越了鲁迅，而更赋予人性以一种积极的期许。这也就是说，即便充塞着苦难、罪恶，老舍也没有将龙须沟刻画成一个缺乏道德意识及人间温情的世界。四嫂说“我们穷，我们脏，我们可不偷”，话虽简单，传达出的不唯是底层人对自己道德人格的自信与守持，也是老舍对这个阶层道德人格的坚定的乐观，而这，也应看成始终是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老舍有关改善底层人生活质量的理想，说到底，其实都很平实。不外乎：（1）给他们一份稳定的、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所需和人格尊严的工作；（2）给他们一个宜居的、安全的生活环境（清洁的居所和安全的社区）；（3）充分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希望；（4）栖居的权利和扎根的可能。

　　对底层民众来说，就业需求始终是第一位的。龙须沟居住条件极差，但仍然“密密层层”挤满下层民众。王大妈说：“这儿脏，可有活干呢，九城八条大街，可有哪儿能像这里挣钱这么方便？……地方干净有什么用，没的吃也得饿死！”“贫民窟”存在，除了其他种种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还在于它给了那些身处底层的民众最后的栖身之地和最后的工作可能。因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造它，首先得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一条实际的生活出路。这不仅是一个朴素的、人道的愿望，而且是避免底层沦陷的基本前提。《龙须沟》后两幕，丁四的快乐、冯狗子的弃恶从善，不同程度地均与他们在新社会中找到恰当的工作和社会位置有关；而疯子的被安排去看自来水，更有着使其重树生活信心、重获人格尊严的丰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龙须沟》对新时代最深刻的歌颂，也正在于它为那些徘徊在堕落边缘的底层人们重塑了生活的希望。

　　1950年 改造龙须沟

　　龙须沟生存环境的恶浊，不仅体现在市容环境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法律秩序上。剧作第一幕，从刘巡长口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听到一个“上头”。这个“上头”不断向下征敛钱物，而又始终不为民办事。龙须沟人生存现实的困苦，显然与这个腐败的、不作为的“上头”有很大关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虽从专制王朝转变成“民国”，但“国家”意义的暧昧，国民关系的疏离，在很长时期中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新中国的建立，不但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且从根本上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保障。要想彻底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基础，在国家力量之外，同样需要普遍的有效的市民组织。在《龙须沟》中，急公好义的赵大爷一直是这个小杂院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他的正直、热心肠、好打抱不平，不但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传统侠义精神的正面意义，更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社会一种自我组织、管理、救助的能力。

　　从《龙须沟》可以看出，所谓“底层”，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稳固的结构，“底层社会”的存在，自始至终都与其成员的脱离意愿联系在一起。像生长于贫民窟的一切女性一样，二春的本来理想也离不开“嫁到别处去”。表面看，她急于离开的只是“这臭沟沿儿”，其实质却正是要脱离这个“底层”本身。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开放的。这样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也有它的“底层”，却不会因为阶层的固化而导致这个阶层人整体的绝望。《龙须沟》第二幕，“捡煤核儿”的二嘎子开始上学，学校的教师还主动向更多的人开设“识字班”。在当初，这已然被看作新社会带给人们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看来，它的意义或许还要深远。《龙须沟》的成功，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老舍对时代要求的这个回应，恰好和他一贯的社会关怀和人道忧思凑泊到一处，在颂歌的表层之下，表达了他对底层社会改造的更多深刻思考。

　　四　作为城市风景的“龙须沟”：消失的与不曾消失的

　　曾几何时，作为“旧中国遗留的产物”，龙须沟早已被宣布“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在另一意义上，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仍然存在着：“到了今天，它已成为那些破败落后、无人关注乃至被遗忘地区的缩影和代名词。”与之相似的是，曾经以为早已远去了的“祥子”，在很多地方，似乎同样不过是改换了装束而已。

　　前述樊骏有关《骆驼祥子》的文章写于1979年，其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刚刚迈出第一步，他的论述立场还明显地站“革命”一边，其时的他大约怎么也想不到，经历了其后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竟然会再度出现类似的问题。曾经的革命，并没有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进入一个“没有匪患，没有压迫，没有失业，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成了新社会最辉煌的骄傲”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忽然使我们惊悟，“革命并没有彻底抹去阶层的区别”，甚而怀疑平等与公正仿佛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在某些地区，“流氓再次横行乡里”，“黑社会”也令人难堪地再次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诸如“强拆消灭不了贫民窟”，“城市化别掉入忌讳‘贫民窟’的陷阱”，“浙江村以其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也以其村容村貌的脏、乱、差，社会治安混乱闻名京城”一类的报道、讨论，也使我们不时惊觉，“龙须沟”还可能就存我们身边。

　　一种“后革命”时代的现实，让我们再一次站到了昔日的矛盾和问题面前。如何认识阶级（阶层）对立的绝对面与相对面，以及如何认识底层社会在社会分化中的政治、文化取向，也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关怀的重要突出点。曾经以为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在现代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趋于和缓。曾经以为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的“革命”，却带来了某些现代化问题的又一轮循环。这一点，恐怕的确是为当年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也与“底层”有关。对底层生活现实、底层社会心态的关注和对底层堕落的忧惧，再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如何认识阶级（阶层）对立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如何认识底层社会对当下社会政治、文化取向的意义，也已日益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关怀课题。

　　龙须沟旧景

　　在过去，我们曾将龙须沟的存在，简单看作是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现实，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其实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身，与这一过程中城乡社会的对接、转换有着怎样的关系。虽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它的“底层”，但“底层”问题之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关怀话题，仍然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有“底层”，但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底层”关怀的出现还是和现代化过程的特定阶段，与城市化与传统乡土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的。从《龙须沟》第一幕起，有关丁四的职业选择，就是一个不断被剧中人提起的话题。老舍说，“我教他以蹬三轮为业，一来是好教他给臭沟作注解——一下雨，路途泥烂，无法出车，就得挨饿；二来是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便能写出他来——我写过《骆驼祥子》啊”，说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表层的原因。放远点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胡适的《人力车夫》，从鲁迅的《一件小事》到郁达夫的《薄奠》，从闻一多的《天安门》到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之所以屡屡以人力车夫为表现对象，还有更深的历史因由。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民国时期以后人力车夫的大量出现，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机动车发展缓慢，人力车在各大都会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也与“各种原因引起农村经济凋敝，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谋生，而城市里发展缓慢的近代工商业又容纳不下陡然增长的人口，人力车夫职业成为进城农民的‘收容大队’”有关。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车夫的生活不但总处于一种恶劣的、无保障的境地，其社会地位也一直很不稳定。近代以来的许多城市社会问题，也往往因此而起。在《龙须沟》中，我们可以清楚听到，对人力车夫这份职业，不但丁四不满意，他的妻子更认为算不上是什么正经营生：“五行八作，就没有你这一行。”虽然老舍也曾明确地说丁四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人”，但真正要认清这个角色的意义，却必须将其放入这一社会阶层的整体。《龙须沟》的后半，因为城市改造工程，丁四变成了一名“工人”，不但他自己觉得精神，四嫂更为之欢喜，就是因为这种身份的改变，不但使他获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而且标志着他被正式纳入了城市社会的有机体。要想彻底地改造底层社会，除了给“底层人”工作的机会之外，还要让他们有机地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从而感受到做人的尊严与权利。

　　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是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一个“底层”，也不会因不断的贫困与难以制止的罪恶，沦为人道与法治的盲区。相反，通过种种有效机制，努力缩小它们的存在基础，进而防止社会底层整体的沦陷，理应成为社会整体不断努力的目标。面对昔日徘徊在堕落边缘的底层社会，老舍写出了“祥子”“丁四”“微神”“月牙儿”“小福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地痞、流氓、恶霸、骗子、逃兵，甚至“阮明”“康大力”，他没有写出的，或许就是拉斯柯尔尼柯夫或马加爵。没有被他写出的，是否会被新的作家写出，时至今日，这是一个考验着我们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问题，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课题。

　　《老舍剧作》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01

　　《龙须沟》第三幕，四嫂一边称赞“政府要老这样做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一边表达自己的担忧：“可有一样，成了花园，也得让咱们住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修整龙须沟，只是就地修整，就地安置。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却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片旧城的消失，带来的往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人情伦理的隐退。实际被“拆除”的，常常也不仅是空间上的“家”，而且是精神上的“园”。现代社会的家园失落、精神空虚，乃至现代人的“无根”感也不能说与此无关。

　　按老舍原作，《龙须沟》的第三幕，原本还有这样一个不无深意的细节。想象着沟修好、路修好后的生活情景，程疯子和二嘎子开始讨论接着“该怎么办了？”二嘎子提出“该种树”，程疯子赞同，并提议种柳树——“垂杨树，多么美呀！”二嘎子又提出种桃树——“到时候可以吃大蜜桃”。然而，不论是在当年初排，还是2009年重排中，这个情节都被“删除”了。据说，新版《龙须沟》上演后，有人艺老演员对此颇表遗憾，虽然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其原委，但也的确提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老舍对于创建宜于人居的新的都市家园的诗意想象。家园对人的意义，绝非单纯的“居所”那么简单。因为有了海德格尔的经典阐释，荷尔德林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近年传遍世界，但这表达的其实只是一个极普通的道理，在人对环境美的追求中，实际包括的也的确是他对生命存在的深刻自觉。即此一点，或许也可以看出，老舍有关底层社会改造的思想的丰富性，除了政治、经济等现实的层面之外，这里同样包含了文化的、人性的深刻内涵。阅读老舍，常会使人感到，他表现的虽是城市，但这城市仍然不离乡土。一座城市何以仍然能够是乡土的？从某一角度看，这也许是他的城市“现代性”不足的表现，但从另外的角度，生态文明的角度看，这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的城市观有可能超越了“现代性”的地方。即此而言，《龙须沟》里的“种树”，虽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所提出的，却可能是如何将传统文明植入现代城市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具有前瞻性的话题。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进展，传统城市的外在形态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系列以拆除重建为中心的问题，而其社会结构与人情伦理，同样面临许多需要调整的东西。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阶层分化，更使一些从前被认为已然消失的问题，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旧社会”象征的“龙须沟”，自然早已消失于历史，然而，作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物的“龙须沟”，还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断以某些新的形态出现于我们的生活。而对于这样一些可能存在的底层社会的治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社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结构，都存在一系列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面对这一切，重读《龙须沟》，透过老舍所曾思考的一切，促进从更长历史时段中去把握我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更为健全的发展，或许仍然不无积极意义。

　　本文原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05-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