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不是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目的，只想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他们尚处于从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之中，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工会组织，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赢得政权的希望，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外影响的范围。他们在创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而是为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战斗者和领导人出主意、作指导。而且，他的大多数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在他生前尚未发表过，而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则杂乱地以若干种语言散见于若干国家，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地流传于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他至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一些含糊的预测，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一些简要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１８４３年）、梅林（生于１８４６年）、考茨基（生于１８５４年）和普列汉诺夫（生于１８５６年）。他们都来自更加落后的东欧和南欧地区。梅林是波美拉尼亚一名容克地主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坦波夫一名地主的儿子，拉布里奥拉是坎帕尼亚一名地主的儿子，考茨基是波希米亚一名画家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流亡期间参加民粹党秘密活动十年以后转向马克恩主义的；拉布里奥拉是罗马的一位已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是在１８９０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１８９１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作为普鲁士的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度过了漫长的生涯；惟有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他在二十多岁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几位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在他们本国的民族政党领导工作中起核心作用，但是他们都投入了这些政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并在其中占有正式的地位，只有拉布里奥拉始终处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之外。普列汉诺夫在帮助建立劳动解放社以后，参加了第一届《火花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在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该党中央委员会。考茨基是《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喉舌）的编辑，并起草过该党在爱尔福特大会上的正式纲领。梅林是《新时代》的杰出撰稿人，拉布里奥拉是法国同类刊物《社会变革》的杰出撰稿人。这四个人都与恩格斯亲自通过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个任务使他们像恩格斯一样，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论文题目很相似，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关心之处；《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唯物史观论文集》（拉布里奥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考茨基）。与此同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论述文学和艺术的文章（《莱辛传奇》，《艺术和社会生活》），而考茨基却转向一篇宗教的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恩格斯后来对所有这些主题都作过简要的探讨。这些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开始把马克思的手稿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并对他的生平作传记性研究，以便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充分恢复和展示这些著作，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随后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梅林接着与人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还在去世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传记。这些继承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对他们说来仍然非常新颖而很接近的遗产加以系统化和概要说明。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变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高涨，这是由于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垄断，在国外加紧帝国主义扩张，一个加速技术革新的紧张时期已经开始，利润率在提高，资本积累在增长，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正在逐步升级。这些客观条件与１８７４－－１８９４年长期衰退期间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大不相同。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在一个动乱得多的环境中走向成熟，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迅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风暴雨。这些理论新兵比他们的前辈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整个地理轴心向东欧和中欧转移，更加坚信不移--这种转移在前一时期已经依稀可见了。占统治地位的新一代人物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柏林以东的地区。列宁是阿斯特拉罕一名公务员的儿子，卢森堡是加里西亚一名木材商的女儿，托洛茨基是乌克兰一个农民的儿子，希法亭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的儿子，鲍威尔则是奥地利一个纺织厂主的儿子。所有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写过一些重要著作。布哈林是莫斯科一个教员的儿子，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父亲是奥廖尔的一位牧师，他们显露头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所有年轻一代的理论家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党的领导中起了支配作用。这种作用远比他们前辈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活跃。列宁当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卢森堡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有才智的人物，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最有权威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系斗争的核心人物，布哈林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手下步步高升的官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书记处的头头，而希法亭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的杰出议员。这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发展中格外地早熟：刚才提到过的每一个人在他们不满三十岁时都已经写过一部基本的理论著作。
他们的著作阐述了什么新方针呢？由于本世纪初以来整个历史进程的加快，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新方向。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显变化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这需要作持续的经济分析和说明。而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正首次受到学术界经济学家的专业性批判。《资本论》再不能简单地作为依据了，它必须加以发展。考茨基实际上在这方面作了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于1899年写了《土地问题》，这部著作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变革作了一次全面的明确探讨，这说明他在当时是老一辈中对当代形势的需要最为敏感的，并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确立了他的权威。后来，在同一年，列宁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考察农村经济的巨著，它的鼓动性在形式上与《土地问题》非常相近，但具体目标在某些方面则更为大胆和新颖。这部著作实际上把《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理论第一次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将几种生产方式同明确表达的历史整体联系起来。列宁关于沙皇时代农村所作的调查，体现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发展：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年仅二十九岁。六年以后，希法亭--他由于有力地回答了伯姆·巴威尔克对马克思的牵强批判而在1904年名声大振--在二十八岁完成了他的开拓性著作：《金融资本》。希法亭的著作发表于1910年，它对《资本论》的运用既超出了"部门"的界限，又超出了"国家"的界限，这正如考茨基和列宁所达到的成就那样，它对《资本论》赋予全面的最新内容，在托拉斯、关税和贸易战争的新时代里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全球性变化。希法亭集中分析了银行势力的不断上升、垄断的加速发展、以及为大力扩张资本而愈来愈多地使用国家机器的情况，他强调国际紧张局势和混乱状态的日益加剧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组织和集中越来越加紧而发生的。与此同时，鲍威尔于1907年（在《金融资本》写完以后但在其出版以前）发表了同样宏大的著作《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在这部著作里，他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涉及过的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在社会主义运动面前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在这个实际上崭新的领域里，他进行了大胆的综合，论述民族的起源和组成，最终分析了欧洲以外当代帝国主义的并吞浪潮。接着，在卢森堡的著作《资本积累》中，帝国主义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成为该书一项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部著作发表于1913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卢森堡坚持认为非资本主义的穷乡僻壤对于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宗主国向巴尔干、亚洲和非洲进行军事和帝国扩张的结果因此是必然的，这标志着：她的著作尽管有分析上的错误，却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重新考虑和发展《资本论》的明确体系，做出了最激进和最有创见的努力。这部著作立即在《新时代》上受到鲍威尔的批判，鲍威尔从1904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最后，在大战爆发以后，布哈林于1915年写了《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论述了他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到了下一年，列宁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研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既对以前辩论中的共同经济结论作了总结性说明，又第一次把它们纳入对帝国主义的好战和殖民剥削（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平衡发展的普遍规律造成的）所作的清晰的政治分析。
因此，20世纪的头十五年是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兴旺鼎盛的时期。当时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理所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第一次昙花一现。虽然当时的经济研究可以直接建立在《资本论》的宏伟壮观的基础之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妨碍这一点。中欧工人阶级政党的迅速壮大和反对东欧旧制度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创造了条件，这种新型的理论直接建立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基础之上，并自然而然地与党组织密切结合。为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密切注视着的1905年俄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造就了第一次科学的战略性的政治分析，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著的《结局和前景》。这部简短的著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结构洞察入微，它极其精确地指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特点和进展。这部著作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七岁时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由于在1907年以后他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缘故。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是列宁的工作。列宁在这方面所建树的成就，其规模永远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结构。在列宁之前，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实际上从未加以考察过。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这个斗争是在一个有才能的、全心全意的工人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将宣传和鼓动相结合、领导罢工和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组织、处理民族自决问题、阐明国内和国际的危机、对付各种偏向、利用议会工作、准备起义袭击等特殊方式--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往往简单地被看作"实际的"手段，而在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未知领域在认识上的明确进展。《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论民族自决权》--所有这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其他百来篇"偶然的"著作或文章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从此以后就能解决广泛领域内的问题了，而这些问题在以前却没有任何严格的理论标准。列宁著作的力量在这些年里当然来自处于沙皇制度没落时代的俄国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正是他们基本的自发活动才使得俄国专制主义的垮台迫在眉睫，才使得列宁有可能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特别落后的俄国社会形态以及统治着这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关系的，而这使得沙皇帝国有别于战前欧洲的其他地区。列宁扎根于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远比马克思要深，他没有直接关心这个大陆其他地区必然不同的斗争格局，这种斗争格局使得这些地区的革命道路在性质上比俄国本身要更加困难。因此，在工业更加先进的德国，那里的男子普选权和公民自由产生了一个与罗曼诺夫专制制度很不相同的国家结构，因而其政治角逐场与俄国的根本不相似。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特征是，革命性显然较差，而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机构组织却较为发达。卢森堡是德意志帝国创立雏型政治理论的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她的著作有启发性地反映了这种矛盾--虽然这也部分地是她从当时造反性强得多的波兰地下运动的经验中得来的。卢森堡的政治著作从来达不到列宁著作那样的严谨或深度，也不像托洛茨基的著作那样富有远见。德国运动的土壤不允许她有可以比得上他们的发展。但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该党日益滑向改良主义（流亡中的列宁显然对此没有察觉到这样的程度）而进行的热情的干预，却包含了以下这些内容：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自发精神捍卫，以及一种社会主义自由的观念，她在自己所处的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早于列宁。《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她在二十八岁时为答辩伯恩施坦的演变主义而作的犀利论战，这使她开始走上自己的独特道路，随后又对于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进攻性武器的总罢工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并在1909-1910年与考茨基的重大争论中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最终明确了将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根本分界线。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在战前居统治地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内部（而不是这些队伍之间）迅速出现了分裂。在老一代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吵吵嚷嚷选择了社会沙文主义并支持他们各自（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祖国；而另一方面，梅林却坚定不移地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行为打交道。在年轻的一代中，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布哈林全力以赴地抵制战争并谴责互相争斗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背叛行为，这些组织在这场早就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大屠杀中，站到了他们的阶级压迫者一边。希法亭起初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反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很快却自愿应征入伍，参加了奥地利军队；鲍威尔迅速地参加服役，反对东线的俄国，他在那里很快就被俘了。恩格斯所珍视的第二国际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在一周之内就遭到了破坏。
1914年1月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俄国，陷于饥饿和疲于战争的彼得堡群众举行了自发的起义，于1917年2月推翻了沙皇统治。八个月之内，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作好了夺权准备。十月间，托洛茨基在彼得堡集合了这一力量，进行他早在十二年前就预见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革命迅速取胜后，紧接着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和1918-1921年的内战。这些年代里俄国革命史诗般的历程，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指南，在列宁身上，政治思想和行动空前绝后地迅速合为一体。从《四月提纲》经《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直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这些年代里的列宁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创立了新的准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个原则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因此不久以后"列宁主义"的名称就被使用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段英勇的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当然决不会仅限于列宁本身的著作。托洛茨基撰写了一些基本著作，论述战争艺术（《革命如何武装自己》）和文学的命运（《文学与革命》）。布哈林在一篇被人广泛讨论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里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来加以总结。不久以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曾与之合作编写过布尔什维克的通俗手册《共产主义入门》）开始发表对苏维埃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前的任务进行最创新、最根本的经济研究的著作，这个领域是迄今为止马克思的理论从未涉及过的；《新经济学》一书的头几部分于1924年问世。与此同时，致力于发掘和编辑未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的历史性学术研究，其国际中心已经转向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马克思资料研究工作上负有盛名的梁赞诺夫，这时负责编辑第一部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的任务，马、恩的大量手稿送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是该院院长。所有这些人在为俄国革命胜利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中，以及在初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当然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内战期间，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是负责军事的人民委员，布哈林任党报主编，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实际上是党的书记处的第一把手，梁赞诺夫是工会的组织者。这一代明星在内战行将胜利结束之际正值壮年时期，他们的出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苏联这个新型工人堡垒中的未来发展。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大革命浪潮失败了。在俄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资本的势力都显得非常强大。国际反革命在1918-1921年期间对苏维埃国家的包围，并未能推翻它，尽管俄国工人阶级因内战而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国际反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秩序产生最严重社会危机的三年期间，的确把俄国革命完全隔绝于欧洲其他地区之外，这样就成功地压制了苏联以外的无产阶级起义。对于欧洲大陆上地位相当牢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最根本的威胁，就是1918-1919年在德国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从监狱里观察俄国革命进程的卢森堡，比当时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清楚地觉察到内战期间所建立起来的专政所面临的危险，而在同时，她又时常暴露自己对这些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地区也显得不那么明显。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卢森堡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她立即投身于在德国组织革命左派的工作；她作为在一个月以后组建德国共产党的最有权威的人物，起草了党的纲领，并在该党成立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两周以后，当饥饿的柏林群众爆发的一场半自发的混乱起义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紧急指令下被志愿团所镇压时，她被暗杀了。柏林的一月革命遭到镇压后，由于慕尼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于四月份创建起短命的巴代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因此紧接着就发生慕尼黑被德国军队再次用武力征服的事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于1918年11月发动的德国革命，在1920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同时，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也发生了重大挫折。
1920年以后，从更加发达的欧洲国家不可能立即指望到任何救援。苏联陷于孤立，其工业遭受破坏，无产阶级遭到削弱，农业荒废，农民不满。资本主义在中欧已经得到重新稳定，而革命的俄国与中欧的联系已被迫切断。在苏联刚刚打破包围并与欧洲其他地区重新建立起联系之后不久，苏维埃国家由于俄国落后的缺陷以及得不到国外的任何政治援助，在国内也开始危急起来。党组织内部的篡权斗争愈来愈加剧，工人阶级愈来愈处于从属地位，官方的沙文主义风气愈来愈浓厚，这一切终于慢慢地被列宁本人所觉察，但那已经是他在1922年病重不起之后了。他最后的著作--从他论述工农监察机构的文章到他的遗嘱可以看作是他为寻找重新恢复群众真正参加政治实践活动的方式而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这有可能打破新型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并恢复已经失去的十月革命的团结和民主。列宁撤换斯大林的努力失败了，1924年初，列宁逝世了。
此后，斯大林以列宁的名义，对列宁的党进行了大清洗。基层群众受到种种禁锢，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自发行动受到了攫取国家权力的官僚阶级的压制。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逐渐遭到上层党组织的清洗。苏联在合作化以后，一切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均告停止。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流放，1940年遭到暗杀；梁赞诺夫于1931年被剥夺了职位，1939年死于劳改营；布哈林于1929年受到压制，1938年被枪毙；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到1930年已被搞垮，1938年死于狱中。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曾经以其理论家的为数众多和充满活力而超越整个欧洲，在斯大林的统治达到顶点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差不多已经沦为一种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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