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漫长的上古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比中国早也比中国长。
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北宋司马光说战国时的社会是“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 2]。
相反，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 3]。故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 4]
二
东方领先西方的历史始于隋唐之后。其间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权与皇权及皇权与分封王权的关系，这是促使东方快速发展的关键。
每次长期战乱后都造成分封王权的大衰落和国家的大统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创造的郡县行政体制，当推首功。钱穆总结说：“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5]
“新形态”即由商鞅开始的农民由国家直接联系并由国家直接调度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而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则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
事实上，在公元后新千年开始之际，在欧洲开始为时近千年的“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6]历史进程之时，中国人却完成了国家行政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任务并由此迎来了较欧洲更快发展和更持久的繁荣。
三
此间，能使古罗马维持千年之久的文明形态是到近代才普遍推广的“公民制”。这是古罗马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这一贡献也使古罗马文明走在同时代文明的前列。当欧洲发现他们在抛弃古罗马国家的同时也错误地抛弃了相应的文明，这样也有了欧洲知识分子发起的“文艺复兴”。[7]
此间，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以仁为核心的理念的儒家文明，这一贡献也使中华文明在中世纪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近代西方手工行业协会和公司制结合推动工业文明，西方人又捡回了罗马人创造的“公民”制，这大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时中国人意识到中化儒家文明中的缺板，这样中国人便有了要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道路的冲动，这样便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不成功的近代革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功的革命。前者革命的结果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革命的结果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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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2]﹝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3]参阅张文木：《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洲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前言》，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本纪第六·秦始皇嬴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7]这里会有人提出“西方伪史”说，我的看法是：历史是人民而不是文人创造的，只要人民在，那这个历史就是实在的，而不在于有没有史书记载或史书的记载有没有伪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然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
中国史书中多有皇帝母亲做个梦就生出了皇帝的记载，这类记载在正史中比比皆是，而且给的篇幅和地位都很重要，但不能由此说中国历史是“伪史”或“没有历史”。西方历史也是一样。
毛泽东也说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毛泽东都这么说了，那中国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伪史”或“不存在”呢？当然不可以。
伪造史料各国历史上都有，学者的任务是下功夫去伪存真，而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后者将现象当本质，因而它是懒汉的做派而不是科学的态度。黑格尔说得好：“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法哲学原理》，商务，2009年版，第334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历史动力而没有历史，这不是笑话吗？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只要有人民，就有历史，不管有没有文字记载，人民的历史都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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