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社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队为基础，生产队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生产大队负责对各个生产队的管理，公社负责政治上的大规模民主、军事上的全民皆兵战略实施、农业上的完整产业链（加工、种子管理、流通）维持、工业上的公社工业企业创办、社会保障方面的就业和医疗教育住房养育保障等等。随着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生产队所有到大队所有，从大队所共有到社所有，从社所有到全民所有，逐渐解决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从不发达社会主义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这是苏联所没有的。
第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手段。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土地改革就和别的国家不同。土地问题方面，中国革命有着更比苏俄革命丰富的斗争策略。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我们的中国革命处理农民问题和其他国家处理农民问题是不同的，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群众自主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其他国家土地改革那样搞“恩赐论”。正如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所说：“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作法，那就是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联，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具体执行方面，对农业合作化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全盘集体化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我们的公社制度的建立，是和合作化也是不同的。合作化是以农民土地自己所有前提下“入股”实现的半社会主义模式。而集体公社制度属于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制度而不是农民入股合作的制度。如果不实行集体社，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会有变质危险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对张平化说：“你(张平化)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第三：公社不仅是维持农业产业链的条件，也是农村集中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如何解决城乡差距、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差距呢？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乡村自主工业化的思想——通过乡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统一集中乡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扩大乡村的工业化再生产，发展乡村自主工业，发展乡村生产力，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从而逐渐解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差距。这也是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局限、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重要措施。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这也是苏联所没有的。
第四：公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实行工农学兵合一、政治挂帅前提下的政经军合一。公社不仅负责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基层大规模民主保障的基本单位，也是实行全民皆兵战略、发展民兵力量的基本单位。公社实行大规模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可以随时批判和撤换公社的不良作风干部，不让形成职业官僚集团，反对特殊化。“九评”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实行无产阶级大规模的民主、发展民兵，保障群众的管理权、保障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这些都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重要措施，而公社就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和难以实现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基层单位。
第五：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联系两大所有者制的重要条件。公社实行初期，一线的经济工作者们盲目的想取消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实行“一平二调”、乱刮“五风”。退居二线的毛主席不到几个月就迅速发现了一线工作者的问题，在1958年先后召开郑州会议等等多次会议，迅速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纠正了“五风”，并明确提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联系两大所有制的科学论断。毛主席提到：“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实现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重要物质前提。
第六：公社也是社会服务的重要基本保障单位，成员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养娃、养老保障，都是公社负责的。公社还是社会文化发展、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保障。保障人民的生活以及加强思想文化的无产阶级领导一切，都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重要内容。
第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深入农民群众、知识和实践紧密结合，对于推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科技创新，都是必要的。解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推定知识分子的革命化群众化和农民群众的知识化，也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推动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发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也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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