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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三次临危受命,毛主席曾深情地说:“好人!”

2022-11-08 17:47:51  来源: 党史博采公众号   作者:王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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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前元帅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被党多次委以重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其中,有三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更充分展示出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崇高品格和衷心为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危急关头,徐向前继任红4师师长

  1927年12月1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撤至花县的部分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进行整编,成立了红4师。经过民主推选,叶镛任师长,袁裕(国平)任党代表。作为工人赤卫队领导人之一的徐向前被推任为第10团党代表。不久,又代任师参谋长。

  1928年元月,徐向前随同红4师经长途转战到达海丰,与红2师胜利会合。红2师和红4师的胜利会合,使海丰这座革命的城市更加红火,四乡的农民武装乘机大发展。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命令红2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4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发展。

  红军的不断壮大和反动据点的相继丢失,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急忙调派第4、第5、第7军等部配合各县民团武装共几万兵力,分3路向东江“围剿”。敌人大军压境,而此时的东江特委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不顾敌强我弱,红军疲惫不堪的现状,号召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同敌人决一死战”。对于徐向前他们提出的为保存力量从平原转到山区的做法予以否定,还提出“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4月中旬,东江特委召开红2师、红4师领导干部出席的联席会议,仍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等人要求保存力量,实行机动游击的意见受到漠视,最后会议作出反攻海丰县城的错误决定。

  东江特委的“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红军攻打海丰县城失败,被迫退回山区,斗争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第4军第16师3个团追剿进山,见人就杀,见村就烧,采取惨无人道的手段,血洗山区。红4师被围困在深山里,处境日益艰难。由于缺吃少药,许多人病倒了,师长叶镛患了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藏在白木杨山的后草棚内。6月17日,被搜山的敌人捕去,英勇就义。

  此时的红4师处境十分危急:成立时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已损兵折将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代表袁国平去了上海,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外逃、死伤……师部成了空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还要面临敌人一次次的进山“围剿”。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决定:徐向前继任红4师师长。这真是“临危受命”啊!不善言谈的徐向前愈发沉默了,他在思考着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如何维持局面。

  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品格。敌人常常搜山,并出动飞机撒传单,劝红军投降。徐向前领着400多人,在山林中与敌人周旋。敌人剿西山,他们上东山;敌人搜到东山,他们又转向西山。草棚被敌人烧了,他们重新搭起来。断了粮食,他们就以野菜野果充饥。为了保存力量,徐向前改变了斗争方式,决不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斗争。

  当广东省委常委陈郁奉命辗转找到红4师时,他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看到徐向前和战士们瘦弱的身体,看到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禁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你们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呢?”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儿,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了陈郁。

  1929年1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红4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效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大别山来了徐向前

  从海陆丰撤退后,徐向前奉命到达上海,等待组织分配新的任务。由于鄂东北的红31师师长吴光浩牺牲,根据地急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决定派徐向前到大别山搞军事工作。

  1929年6月,徐向前怀着要大干一场的急切心情,穿越敌军层层哨卡,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鄂东北特委考虑到吴光浩在当地军民中威望很高,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去,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对他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决定徐向前暂时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实际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红31师此时号称有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共300多人。从师党代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大队长、士兵几乎都是当地人。干部和战士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大刀长矛也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穿着破旧衣服,脚蹬草鞋或打着赤脚,和当地农民一般无二。

  此时,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4师2个团3000多人,会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2旅1个营及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从南北两面进犯红军根据地腹心地带紫云山和乘马岗地区,妄图一举消灭红31师。

  面对这样一个兵力弱小、装备简陋的队伍,身边既无参谋,又无助手,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如何带兵,如何指挥部队打胜仗,成为徐向前面临的极大难题。此情此景不由使他想起一年前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任师长,收拾残局,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的困难情景。这是又一次的“临危受命”啊!

  严峻的形势不允许徐向前花费更多的时间回忆,他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徐向前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尊重当地干部,绝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在工作中,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处处以身作则,很快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罗李会剿”来势汹汹,徐向前“避强击弱”,率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展开广泛的袭扰活动,使敌人吃不饱、睡不宁,等到敌人疲惫不堪时,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发起反击,接连五战,均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大败而归,最终“罗李会剿”被彻底粉碎了。紧接着徐向前又率领队伍,粉碎了8月的“鄂豫会剿”,10月的“徐夏会剿”。

  三次反“会剿”的胜利,使红31师从危机的境况中解脱出来,队伍迅速壮大,从4个大队不足300人发展到5个大队700多人,600余支枪。徐向前凭着卓越的军事才干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战士和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29年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委主席。

  毛泽东说: “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疾风骤雨一般迅速席卷全国。军队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10月15日,在林彪授意下,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使军队院校和机关形势更为混乱。军队和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

  为防止动乱在军队进一步蔓延,全军文革小组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于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老帅们的两次接见,成为江青一伙整军队的导火索。刘志坚被撤掉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陈毅、叶剑英等老帅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军队是国家的支柱,支柱动摇,国家安全必定受到威胁,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功亏一篑。形势十分危急,无数正直之士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心忡忡。

  1967年1月1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突如其来的任命,使徐向前感到很吃惊。在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党分配的工作,从不计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他身体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工作,已力不从心。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怎么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自己呢?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原本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不安,不知道江青是何居心。后来,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时,再次面陈不能担当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不准,并用手指向上点了点,幽默地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徐向前见主席主意已定,坚强的党性和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性格促使他决定接任全军文革组长。

◆毛泽东与徐向前。

  军队机关、院校的混乱局面一天比一天严重。徐向前决心狠抓军队的稳定。在徐向前的办公室里,四部电话忙个不停,“军队一定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老帅的指示通过电话传向全军,犹如他当年打仗指挥部队一样。由于每天要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还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地纠缠,原本身体状况很差的徐向前,头痛症频繁发作。

  1月,“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事态的发展难以遏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

  1月24日晚,徐向前毅然直闯林彪住地毛家湾,说服林彪制订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后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改为“七条”。呈报毛主席后,毛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提议加了一条关于管教子女问题。很快,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

  “八条命令”对稳定军队,反对地方不断升级的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引起江青一伙嫉恨,他们原以为徐向前又老又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却唱起了对台戏。无论江青一伙怎样捣乱破坏,毛主席和老帅们始终都在维护这“八条命令”,把它视为稳定军队的重要防线。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毛主席仍然在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八条’是不行的。”

  随着全国动乱形势的加剧,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加尖锐。

  1967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伯达诬说刘志坚是“叛徒”,徐向前挺身而出与陈伯达发生激烈争执,会议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徐向前、叶剑英又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展开激烈斗争。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紧接着的几次会议争斗,陈伯达、张春桥均没占到上风。他们便跑到毛泽东那里添油加醋,诬告一番。陈毅、徐向前等受到严厉批评。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也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3月29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工作由萧华主持。在这以后的日子,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接踵而来。徐向前先后三次被“造反派”抄家,多次受到无理围攻,从下放工厂“接受教育”到被迫“疏散”至河南,夫人黄杰被诬为“叛徒”,子女也受到牵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毛主席在斗争中识破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在一次接见老帅的会上,毛泽东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疾风知劲草”,徐向前元帅三次临危受命中表现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家胆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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