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按照列宁和毛主席看法，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机会主义的鹿克斯也太无耻了吧。
推荐大家读读《巴塞尔决议》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巴塞尔决议》，即1912年11月第二国际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等人背叛自己当年支持的《巴塞尔决议》，转而宣传支持战争。
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公开撕毁了巴塞尔宣言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于是，列宁写出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有条件的读者，建议读一读原文。
大约需要3-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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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１７８９—１８７１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巴塞尔宣言说：（１）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２）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３）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４）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５）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６）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１９０５年的革命，等等。
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１）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２）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３）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像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 后（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日在《新时代》杂志２９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 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 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
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 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 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 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 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 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 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 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 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 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 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 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 年10月—12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 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 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 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 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 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 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 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 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 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 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 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 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 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 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 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 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 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 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 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 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 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战争不仅给 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 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 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 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 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 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
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 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 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
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 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 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 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 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 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 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 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 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 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
考茨基知道得 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 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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