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增产本来没有多少奥秘，但是这么个简单问题，被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诸专家，说的云里雾里，后人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和问题时，往往依据杜门创作成果去演绎，这就变得跟“说传奇”一般了，而且，还真的是越传越奇了。
有人在网络上，以亲见亲闻者身份，再一次讲述“原理性”的传奇故事。这个人说，集体时代年人均布票只有三尺三，还能够做一件衣服;这个完全是胡编，当时市面供应的，可都是窄幅布。直到1970年代气流纺出来之后，棉布才改为宽幅布，此前成年人需要六尺布才能够做一件衣服的，人均一丈二布票仅够一年做一套新衣服的。同样也是在1970年代，合成纤维大量进入市场，的确良、涤卡等也是宽幅布，一米可以做一件衣服，这些高档布倒是一开始就不要布票。
这个人从他所学习的杜门弟子讲述的增产原理出发，评价了一番人民公社与集体农业的管理不成功问题;此人还从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低的想象力出发，推导出她们不会当家过日子的“家计管理”失败，甚至还活灵活现地说，总是要等待月末米缸里的米所剩无多时，才会感到紧张。也许这个人学专家理论，真的学得好，所以整个头脑就完全束缚于这样的想象力，还有着巨大的积极性去创作历史，但他的见闻局限还是极为明显的，大约他从来没有见过农家煮饭使用的量具——升斗等。这样的热情的故事创作者，真的很不少，他们硬是把饱含杜门弟子“学术含量”的那种历史想象力，包装为亲见亲闻的故事去讲述，但过来人一看就完全露底了——毕竟他设计的故事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基础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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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集体农业增产课题，并没有多少高学术含量的。中国晚清时期开始出现全局性人地关系紧张，单位土地面积和单位劳动力的年产出，均陷入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这个是集体农业的前提和起点——现在只剩下以“过密化”方式来解套——以单位投入密度大幅度增加的方式实现单产增加。
过密化的实现路径有二：一是集体的过密化，二是家庭的过密化。而1958年毛教员总结的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些过密化程序中间，除了田间管理一项家庭作业与集体差别不大之外，其他七项都依赖于集体的有组织努力，个体或者家庭基本上无从着手。在农民的经验视野里，各种过密化耕作程序，主要体现为“三治五改”——治山治水治土、高改矮、稀改密、单改双、坡改梯、旱改水等，这些多依赖集体过密化路径去实现，家庭能够做的不多。此外，光照和积温等自然的气候条件，也影响光合作用效率，但除了少量用温室育秧和贵重作物栽培之外，那些方面人力还无法控制，可以存而不论。
各种过密化耕作程序的增产效果，都是以人力预备好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土肥条件，据以促进光合作用效率的提高。农作物生长可是受到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严格制约的领域，难道还能就此玩出什么新花样来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杜门弟子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而从光合作用效率提升看，矮杆水稻品种比杂交水稻，对增产目标实现的作用更大些，这个品种对光合作用效果的提升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密植(亩均植株比高杆水稻品种多出五倍半，叶绿素接受太阳光辐射面积同比提高)，缩短生长周期并为后季作物留足足够生长期(双季稻的年均接受光辐射时间加长)，同时还提高净产量中间粮食对秸秆的比例。
不管是合理密植，还是提高复种指数，都会带来土地利用率的大幅度提高，其派生问题就是直接触摸到土壤营养赤字的“硬瓶颈”——这个瓶颈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需要等待化肥供应充足之后，才能够逆转。中国人多地少，大多数地区人烟稠密，缺乏山区或者湖区这样的“闲置”地域，供人们采集“外来资源”制作有机肥，大寨作为先进典型率先增产的原因在于——因为是山区且有小煤窑供应燃料，故很早就能够做到秸秆沤肥还田，依靠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海绵田”增产，故提前逆转了土壤营养赤字，在1970年代就实现了单季亩产“过长江”。其他地区农民还得依赖秸秆作燃料烧菜做饭，土壤营养赤字就无法超越，其增产就要等待工业化进步足以支持农业那个临界点。也就是说，集体农业的增产效果，对于多数地区而言，在依靠集体完成耕作程序过密化改进之后，一时还不会取得大的效果，需要等到1970年代后期化肥供应大量增加那个时期。
在集体农业时期，彼时因为化肥供应严重不足，积肥多依赖集体组织的共同努力——例如安排农家逐年换灶或者挖淤泥等，这一类增加农家肥供应量的事儿，家庭都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由于土壤营养赤字问题，是最后一个增产短板，故粮食作物增产往往依赖于工业供应能力的提升，与农业生产单位内临界点之上的活劳动投入关系疏远。因是之故，粮食供应方面的“温饱缺口”在集体农业时期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填补温饱缺口的巨大效果，最后集中体现在化肥供应快速增加的那几年之内，这不是集体农业管理不佳的原因，而是增产的硬瓶颈长期存在于农业之外——工业的化肥产能不足方面——的缘故。
换言之，由于土壤营养赤字的硬瓶颈存在，在集体农业增产目标的最后阶段，增产要素外在于农业自身的努力过程。就形式逻辑而言，各种耕作程序的过密化努力，只是增产的必要条件，而增产的充分条件则是农业之外的化肥供应充足;改土改水和增加农家肥能够实现的增产潜力，也只能实现光合作用潜能的一小部分;在化肥供应充足，逆转土壤营养赤字之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才能够大幅度逼近潜力值。当然，总的光合作用潜力，还是有其上限的，据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先生的计算结果，农作物光合作用潜力最高可接近太阳光总辐射量的12.4%。
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中间，林毅夫、周其仁等人想要论证“包产到户”政策的优越性，总是“不得不”甩开光合作用效率所需诸种条件这个“说明中介”，各专家都不得不选择“积极性多打粮食”这个“头脑短路”方式，完成论证。当然也就相应地存在着说服力严重不足的逻辑缺口，因是之故，相对严谨的论证，就只能够停留在“假设——检验”层次(这是林毅夫著名论文的题目)。说家庭的过密化路径能够增产，也不是找不到案例，但需要前提条件——田间管理的活劳动投入严重不足、还成为增产的第一瓶颈这个前提条件，如果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其论述还是有可能成立的。
但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田间管理方面活劳动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到底是多还是少?杜门弟子的学术方法，往往需要寻找极端案例去支持论证，这个困境由来已久，于今尤烈，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也是最著名的杜门弟子之一，他前不久在清华宣传的“亩产十万元”，就是这一方法的应用和发扬光大。他们多年来的努力，教学成效还是杠杠的，这不，有人完全没有见过集体农业，甚至完全不熟悉那个时代的一切，还怀着巨大的热情，依据杜门弟子论证的原理，去编写和讲述各种“完全基于理论想象力的亲历者故事”。
良有兴味的是，激励创造性努力向来成本不低，江湖传说W某人被杜润生短期内连升四级提拔到副部级的励志故事，而杜门弟子宣传“积极性多打粮食”就属于这样的官方雇佣劳动和命题作文，这些工作多由正部级意识形态宣传机构——杜润生领导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内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写出权威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完成宣传，这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一传手”状况;而这位热情的故事创作者，则纯属民间的自干五行为，自发充当意识形态生产的“二传手”角色，这种自干五二传手的大量存在，显然能够节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成本并提高效率。
其实，说“积极性多打粮食”的意识形态宣传，早在1958年就有人干过——著名的亩产十万斤卫星，就是论证“为公的积极性”无边无际;现在，亩产十万元的论证，以及早前分田到户提高积极性多打粮食的论证，也是基于同一个原理——不过这一次强调的是“为私的积极性”更管用罢了。有趣的倒是，因为有一百八十度转弯的超浓缩历史，杜门著名的正部级研究员吴象先生，两者都宣传过，他1958年曾经在报章发文说：山西某位名叫温四才的老汉坚不相信小麦亩产3000斤，最后如何被事实所彻底折服的动人故事。而人大刘守英院长最近在清华讲座中间放的“亩产十万元”卫星，则是同一个逻辑下的创新性努力的最新发展：从强调为私的积极性巨大可以多打粮食，到今日开始强调私有产权威力无穷，能够毫无上限地支持高产卫星。
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奥秘，劳动及其效果都是目视可见的，不要说老农民，老田这种只有很短职业农民经历的资浅农民，也是清楚的，还在1970年代亲眼目睹过故乡的水稻如何增产的。就因为有这么点经验底子，阅读那些杜门高手的权威文章，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信服过——读完他们的名作之后的感想也只是——啊，原来文章可以这么写，推理逻辑可以这么玩。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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