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修斌：中华文明需要再次“炼石补天”（内部讨论稿）

　　“炼石补天”的故事曾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广为流传，今天重提这一典故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就事论事。若大家搜索“三观”词条就会发现，其内容包括“人的三观、党的三观、哲学三观、宗教三观”，意即在我们中华思想理论领域，再次出现了“九龙治水”的混乱现象，导致社会再次呈现出六神无主甚至魂不归位的历史景观，一言以蔽之，怎一个“乱”字了得！

　　在此所谓“炼石补天”，这属于在贯彻落实政治家文化思想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其具体指的是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重塑宇宙观与人类观，在宇宙学系统论（天道文明）和人类学系统论（人道文明）这两大理论体系中，其属于一个天大的问题，也属于这两大学科的总抓手，只要抓住它，不但可凭借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解决理论空转或空谈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这两大理论体系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并顺利展开拨乱反正，从而达到学术理论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最终目的。

　　我们知道国家正在推动经济及金融等高质量发展，其战略是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炼石补天”这一课题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因为其事关一场科学大革命的全盘（并非仅仅属于目前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技术革命），对其具有前瞻性的引领作用。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除马列本土化以及世界文明同化之外，它也可以直接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并为国家下一步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在介入这一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番历史性梳理。

　　一、中华文明缘何需要再次“炼石补天”

　　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这场文明之乱主要是受西方科技发展冲击以及他们侵略扩张使然，我们应对起来初看也毫无章法，学界对其的解释也莫衷一是，主要是以西方学术为主，然而根据我们中华道统理论思维，它并非无章可循，其仍然是道法自然，现在回眸近现代这段历史，如同中西方文明两大拳手在世界擂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太极拳博弈一样，经过多个回合的推手后，其现在正处于最精彩的决胜阶段。

　　大乱之后必然产生大治，根据梳理会发现，我们中华文明之“乱”既属于西方近现代科学冲击使然，也属于我们文明扩容的需要，其需要在这场大乱中借势补充完善自己，然后再次胜出（历史上五胡乱华等也出现过类似现象），以实现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中华文明需要浴火重生

　　我们中华文明属于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但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在中西方文明的博弈中，由于科技发展的滞后，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其原因虽然学界列举的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则值得肯定，即如同我国历史上的神话故事一样（其浓缩着我们先祖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历史），其不会屈服于任何灾难，而是会在面对生存威胁时奋起抗争，勇于自我革命，并浴火重生。

　　然而这次大乱却非同以往，因为其是世界性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将我们中华文明推上了世界舞台，在世界文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场场表演后，其压轴戏便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

　　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过程是混乱的，在此长话短说，我们就先从世界文明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说起。

　　1．世界文明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与三大基础理论。对于这个问题，在前文中曾进行过专门考察，根据考察结果，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共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由此也存在着三大基础理论：1）唯神论，这一点在西方和中东等较为普遍，也较为明确，其属于对自然认知的初始阶段，也属于有神论者对自然认知的本质学，所以其基础理论属于唯神论；2）唯物论，它主要是以西方科学为主，其属于对自然认知的进化阶段，虽然对有神论具有一定的叛逆性，但并不彻底，带有某种夹生饭味道，因其无法解释宇宙自然的绝对运动，所以其才与神学和哲学共同组成了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神哲科”理论体系，其性质属于一锅夹生饭；3）唯气论，这主要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它不但深刻揭示出宇宙的本质属于“气”，而且由阴阳解释了宇宙自然的绝对运动。

　　通过这一梳理，世界文明进化的基本脉络就非常清楚了，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存在着非常明确的三大台阶，即：唯神论→唯物论→唯气论，只有首先明确世界文明这三大发展阶段和三大基础理论，才能对唯神论与唯物论向我们中华文明一起来袭（因唯物论的夹生性所致），我国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有所认识。由此也说明，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的进化中直接跨过了唯神论和唯物论阶段（其仍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即便其也曾存在过神学阶段，甚至后来还引入了佛学，但其并没能形成主流），而是直接很顺利地进入了唯气论高级阶段（不得不对我们先祖由衷地赞佩），然而美西方向我国进行的宗教神学、唯物论科学和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其实质是在拉我们中华文明历史的倒车，意图改造并消灭我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

　　通过历史梳理则说明，西方以其腐朽没落的唯神论来拉中华文明历史倒车的企图，显然属于自不量力，其必然会将我们中华文明淬炼得更加历久弥坚，而意图通过唯物论来改造并消灭我们中华文明，除招致我们的降维打击外，也必然会对其进行文明同化（这两点在网络辩论实战中已得到验证）。

　　通过这一梳理则说明，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大文明的中断就是因为其对自然的基本认知不够究竟所致，而同样，这次唯神论与唯物论在我们中华文明面前碰壁并被同化同样也属于这一原因所致，但其在进化中毕竟也存在着某些合理成分，虽然其也属于一场文明大革命，但其有些合理成分则被我们中华文明所消化吸收，并不像原来三大古老文明那样革命后消逝得无影无踪，而仍会为它们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有待科学大革命彻底胜利并逐步补齐其各种短板后（如对能量的检测手段逐步完善），才能使唯神论与唯物论逐步消逝。所以，这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唯气论而言则属于改良，其在改良后会沿着自己原有的历史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2．所谓“炼石补天”的实质就是重塑宇宙观与人类观。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学术理论界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这三大历史阶段模糊不清，也由于我们的古老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而难以抵御其它文明的冲击，所以便在我国的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

　　请注意以上三大理论所“唯”之字，其所唯之物实质上指的就是宇宙的本质，一般将其称为“宇宙观”，其在我们中华文明中同样也属于一个天大的概念，我们民间甚至将其称为“天”。比如我国有首歌曲就唱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通过这一唱词就说明，我们中华文明不但属于无神论，而且地球以及万物都是由天所生，如果天被颠覆了，地球以及万物都将无一依托。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唯神论与唯物论文化向我国的渗透，其在学术理论中事实上已彻底颠覆了我们“天道信仰”的宇宙观，并以神、上帝或物质代替了我们对宇宙自然以气为本质的基本认知，也颠覆了我们的天道信仰。

　　既然近现代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之天（宇宙观）事实上已经被颠覆并彻底塌陷了，那么再次“炼石补天”就属于我们中华文明救亡图存必然的历史要求。

　　然而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伴随着自然科学（宇宙学）与社会科学（人类学）的分类，其又分别区分为宇宙观与人类观，所以，重塑宇宙观与人类观，实质上就是我们再次“炼石补天”的基本内容。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中，它们分别属于我们宇宙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总抓手，只要掌握了这两大抓手，其一些基础性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而这两大抓手是根据我国古老理论和近现代科学考察梳理中所得出来的，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其并不那样容易被掌握，比如我国近代史上的国共之争，就深刻反映着这一问题。

　　3．我们本土学术理论发展中所存在的两条路线。根据对近现代科学考察，其在对唯神论进一步彻底颠覆的同时，也正在经历由唯物论向唯气论（或唯能论）转化的进程之中，而这种转化，也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死回生。

　　在考察中发现，我们古老的气一元论（即唯气论）产生后，其事实上经历过后人数次的深度审核，比如庄子和《黄帝内经》等作者经过深度考察后就再度确认了宇宙的本质属于气这一结论，由此才使得我们的古老文明得到了一次次历史的严格检验，从而使其更加历久弥坚，并长盛不衰。

　　伴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的中华文明再一次经历了历史的严格检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要重新回归到我们古老的气一元论中来。

　　然而这次历史的检验，其对我们古老文明的冲击是重量级的，从根本上来讲，它来自于两个方面：1）唯神论对唯气论的冲击（如各种宗教神学向我国的大面积渗透）；2）唯物论对唯气论的冲击（如西方科学理论在我国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结果如同其过往历史一样，最终不管是唯神论还是唯物论，它们一起都成为了我们唯气论的一道历史大餐，并一起被我们古老的唯气论所消化吸收并予以同化，反而会助推我们古老的唯气论再次登顶世界科学发展的高峰，并重新走向辉煌。

　　这样综合我们中华近现代文明历史的脉络使我们感到很清晰，那是因为各种资料和历史结论比较齐备出现的结果，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对大多数人来讲，由于历史知识和思维的深度不同，它是很难看清的，比如当初的国民党，其“三民主义”其实就是在模仿美国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严格说来，其属于唯物论范畴，也属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翻版。而在模仿美国唯物论的同时，蒋介石等则又带头皈依了基督教（孙中山与蒋介石属于连襟，他们岳父母家族崇信基督教），也在继承美国的神学，并与西方神学进行了联姻。由此说明，国民党事实上在唯物论和唯神论对唯气论的冲击中，其都在这些大是大非根本性问题上站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对立面，也由此决定了其在我国近现代革命中必然败北的命运。

　　同样，在我国学术理论界，由于一直贯彻西方教育，由此在学术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问题，而我们的学术理论实质上也与国民党立场一样，在其大是大非问题上也站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对立面，并极力宣扬西方文明，努力打压我们中华文明，从而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形成了很大的阻力。这并非是有意上纲上线，而是在理清中西方文明基本脉络基础上的必然反映。

　　我们目前在中西方文明之争中所进行的斗争，实质上也属于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只不过其战场由国内转向了国外而已，由此其历史的结局也已经给出了答案，美西方最终也不得不“败退台湾”，国民党早已为其进行过预演。

　　（二）我国学术理论研究的现状

　　上面将我国近现代以来学术理论运动轨迹定性为国民党路线，其可能感觉委屈，也有些不太服气，但如果概略性审核一下其目前在我国所遵行的理论，则会看得更为清晰。

　　1．目前我国流行着清一色的西方理论。对这个问题，有专家已做过一番考察，其在百度“理论（科学学）”词条中这样概述道：“理论科学学意义上的理论严格指科学理论，是人类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类型，论题—论据—论证的逻辑推导过程来认识、把握世界的逻辑体系，包括知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理论。”透过这一介绍，基本就通过其形式逻辑（哲学）将唯物论怎样做成一锅夹生饭交代清楚了，虽然其号称“知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如形式逻辑、数学）反映世界的本质，理性认知阶段的理论（如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学、对称经济学）反映事物的本质”，但由于其是靠抽象生成并存活的，所以其什么本质都反映不出来，比如其理论物理学一会说宇宙的本质是物质的，一会又说宇宙的本质是数字等等，不一而足，其事实上一直迷走于西方宗教神学的时空之中。

　　再看看这一词条所列举的种种理论，其完全是清一色的西方理论，没有一例是我们中华本土的，真是可悲可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如果说我们的学术理论已经完全沦落为西方理论的殖民地，对其这样概括并不冤枉。

　　由此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文明命运多舛，在学界拜倒在西方文明麾下，运用一整套的西方学术理论来研究我们自己的文明问题中，还企图东施效颦构建什么“中国哲学”，简直是迷糊透顶，其满脑子西化思想与思维研究中华文明课题，哪里还会有半点中国味？！在我们中华文明理论被彻底阉割情况下研究中华文明课题，其所谈内容必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史上的数典忘祖之论，其研究成果必然属于被阉割了根器的“老公文明”或“老公理论”。

　　根据我国学术理论所反映的这一基本事实，其说明我们中华古老的道统理论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华文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毫无疑问，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一生死存亡关头究竟该何去何从，学术理论是随波逐流，在含含糊糊中继续顽固地为西方文明守墓，还是挺直腰杆奋起抗争，劈荆斩浪勇往直前，历史又在对我们进行着一场大考。

　　2．我国本土理论正处于缺失载体的空谈阔论之中。通过以上所谈反映出，我们中华文明理论被西方阉割了根器后有多悲哀，至今都还在其划定的“哲学高墙”内推磨，仍没能确立自己的本土理论，无论我们有多努力，也无论取得多少成就，到头来其仍然属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难以立身的“老公文明”，我们再次“炼石补天”就是要为我们中华文明重新修复自己的根器，以冲出“高墙”并放飞自我，使其在世界文明中重新雄起！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们文化自信的不断升温，谈论我们传统文化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号称理论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这种理论却普遍都缺失理论载体，更缺失我们中华文明的根器，几乎全部都处于空转或空谈之中。

　　自己参与网络研讨多年来，我国理论界不管是官科还是民科，几乎全部都属于西方哲学理论和思维，即便有些也在谈论阴阳和五行八卦等，其实质上也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内里仍属于西方哲学思维，导致我们本土理论研讨乱上加乱。

　　由于缺失我们本土理论做依托，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就难以本土化，如果按老百姓的话说，“没有婚房，新媳妇即便再漂亮，娶来也没处落轿，更入不了洞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我国难以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

　　看看我们许多所谓的理论文章，基本都是在重复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反反复复炒冷饭而已，说明其根本就没能搞懂我们传统的本土理论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其是如何产生并如何运用的，由此才落入了缺失理论载体的空谈阔论之中。

　　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空谈学风一直属于难以治愈的顽疾，我们党一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在我们学术理论界更是应该率先垂范带个好头，希望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运动中，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难题。

　　二、“炼石补天”会助推我们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辉煌

　　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文明虽然在世界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历经磨难，但其在种种磨难中也在不断地补充完善着自己，反而在其再次浴火重生后重新登上了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照亮了前行之路。

　　根据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须要由我国政治来主导，因其能够从更高站位看待并分析问题，从而做出果敢而正确的抉择，而仅仅依靠死抠书本的学术理论界是不够的，因目前一整套的学术理论基本都由西方教育所垄断，其甚至已经成功地转化了我们许多专家学者思维的基因，导致其沦落到无以自拔的境地。

　　对于这一问题，我国政治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比如2016年，习近平在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通过这几句话，就能充分反映出其政治家的慧眼如炬，也充分透射出其魄力与历史担当。

　　事实上，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死回生也是由我们党所主导的，通过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梳理就明确反映出这一基本事实。

　　（一）我们中华文明曾在中西方博弈中跌入谷底

　　回顾我国近现代历史，继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了由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华文明跌入了几近灭亡的深渊，学术理论界主张全盘西化，通过“整理国故”并“再造文明”，从而达到“充分世界化”。更有甚者，中华民国教育部竟然公布了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从而使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漩涡中跌入了谷底。

　　实话实说，我们党内对此一开始也是并不十分清楚的，只是苏联社会革命成功才使我们看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线曙光，在马列理论的指导下从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对于这一梳理，宜粗不宜细，但需要实话实说，不然难以发挥好我们基层观点的参考作用。

　　（二）中华本土理论起死回生的四个阶段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华文明已经塌天的问题，建党初期由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我们党也同样在走着西化之路，只不过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

　　1．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本本主义时期。这一阶段不能忽略，因为其属于我们党创建初期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而在此期间，由于我们党属于苏联主导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再加上党内学者正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本本主义有情可原，但也正是本本主义的失败为我们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由此才慢慢促使我们党不得不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领导，从而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并使“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从此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国初期。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其实质上突出了马列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并成功地领导我国进行了社会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从而结束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使我国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

　　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这应该是在混沌中盘古开天辟地的时期，历史再次出现了另一个新的轮回。而这次的开天辟地，我国学界一直将其解释为马克思主义之功，但实质上在其更深层，则是我们深入骨髓中的中华文明从“山沟沟”中走出来在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我国能排除干扰规避风险也与此深度相关。

　　首先需要清醒，毛泽东所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这个“中国化”，其不但在我国水土不服行不通，反而为我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几乎险遭亡党亡军之灾。

　　在“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鼓励下，在此也斗胆坦言，根据我们中华理论基本范式检验，虽然马列核心思想是站在劳动立场批判寄生资本的剥削性，但其理论事实上则并不成熟，而且有些肤浅，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反映出来：1）理论范式：继承的是西方唯物论哲学，其性质属于一锅夹生饭，下面表格中也有所反映；其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似乎反映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但由于唯物论属于现象学范畴，所以，虽然其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基本结构，但却都属于现象学，未免肤浅；2）阐释内容：其主要著述基本都属于“阶级社会”的断代史，并非属于人类文明的通史（将断代史作为通史看待，并“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有些错位）；3）由于其以唯物论现象学为理论基础，并且主要关注“利益”（我国的思想腐败、学术腐败、经济腐败、官场腐败等皆与此相关），所以其难以在本质上深刻反映意识形态内容，并确立自己的信仰（如前言所述“九龙治水”），导致对有神论意识形态错误难以做出深刻的批判，甚至致使其有机可乘，并在我国泛滥成灾（参考前文“国学不彰，宗教泛滥现象非常严重”一节所列数据），由此导致我国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的混乱；4）其通过抽象产生的哲学辩证法实质上属于神学的变体，不但求不出本质，而且离本质越来越远，导致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本质越加扑朔迷离；5）由于受当时科技发展所局限，其并没能将无机界与有机界区分开来，更没能反映出宇宙自然基本的运动规律，而是运用哲学对其概而论之，显示出其自然科学知识不够健全；6）其立论基础实质上属于资本（见《资本论》），并非属于劳动，恩格斯的劳动起源论并没能反映在其理论的基本范式中；7）由于其立论基础有欠允当，所以将“阶级斗争”作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如《宣言》），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对于马列的继承不能本本主义，需要根据我国倡导的“去芜存菁”基本原则继续发展。

　　实事求是地讲，马列的唯物论，由于其类属于现象学，所以其对文化建设的作用是有所欠缺的，但毛泽东由于学识渊博，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再加上其智慧超群，并通过社会调查研读无字之书等，所以其对马列唯物论的运用超出了其本身，比如他特别重视文化的作用，曾说过“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实质上是对马列的重大发展，也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可惜当时并没能通过我们本土理论载体体现出来）。

　　毛泽东对马列唯物论的运用，是将其作为我们传统实事求是学风的一种补充，并非照抄照搬，这通过其对这一学风的重视就能反映出来。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不胜枚举，其对马列理论的运用也灵活多变，可惜我们学界却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种境界，以致于许多人对马列仍然难以摆脱本本主义窠臼，反而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当然，对于伟人我们也不要过于迷信，更不能求全责备，都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对其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比如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科学界才确认暗能量的存在，其概念就是根据暗物质“具备的作用称之为‘暗能量’”，并认为宇宙持续膨胀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于暗物质向暗能量的不断转化所致，由此说明暗物质与暗能量属于同一相态的客观存在（但目前我国科学界仍处于唯物论禁锢之中，对此仍犹疑不决，其既存在着思想障碍，也缺乏自信仍在看西方科学界眼色行事）。同时也基本确定，暗能量对光具有中合作用，由此也就基本可确认光属于物质在辐射中向能量转化的中间过渡态。所以，伟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会认识到这些问题，更不可能由其促使我们中华唯气论起死回生，这需要历史地并客观地看待问题。

　　由此，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我们中华文明才进入了再次从低谷慢慢向上爬升的进程。

　　3．改革开放时期。根据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弊端或短板，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并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短板，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小康。

　　大家明白，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弊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开端的，由此才开始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探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抛开一切本本，努力探索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在这种探索中，其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并包含了马列的劳动立场和思想，而抛开一切本本并“摸着石头过河”，则意味着其抛开了其“阶级斗争”等夹生性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在不断摸索中向前发展，其充分彰显出我们党敢闯敢试的勇气和胆略，并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破除了思想障碍，保障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启动并高速运转，从而弥补了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板，并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一举跃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邓小平早已给出了基本的定性，其仍然是以我们传统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做指导，在历史关键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依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发挥着根本性的历史作用。

　　4．人道主义新时代。在此请允许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因本文通篇都是按照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和思维在梳理一些基本概念和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保持梳理的统一性。

　　通过以上梳理则说明，根据我们中华道统理论和思维解读我们中国近现代历史，其既与我们传统文明一脉相承，同时也将马列理论经过解构重组并去芜存菁转化成了我们中华理论，从而解读出了其更深层的基本原理，并使其顺理成章成为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其本土化。

　　通过马列本土化，并广采博收世界各种文明成果基础上，它更加清晰地反映出了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比如在我们党的基础理论中，事实上我们的本土理论一直在深层发挥着更基础性的作用，毛泽东“以文御武”的战略战术以及“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就深刻反映着这一问题，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容置辩。

　　但由于我们传统理论固有的模糊性和后世对其解读的欠缺，再加上各种历史原因将我们中华文明再次打入了低谷，所以我们党又在这种低谷中重新慢慢摸索，再结合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重新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实际上与我们传统的古老理论如出一辙，最终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一摸索很不容易），事实上对我们中华古老理论再次进行了审核与验证，并使其浴火重生进入了生命力更加旺盛的发展新阶段。

　　但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浴火重生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需要我们后人继续完善，如：1）毛泽东曾率领我们党和国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并建立了新中国，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本本主义仍有待进一步克服，经济发展仍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文化（人文）发展的宏伟计划也未能实现，这几大短板仍需要我们后人继续弥补；2）邓小平曾主导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开启了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发展这块短板得以迅速弥补，但高质量发展仍显不足，文化建设这块短板也仍留待我们后人予以解决；3）习近平领导我国仍抓紧经济建设不放松，并在努力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情况下，也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努力弥补我们文化建设这块短板，从而开启了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同时也为进一步克服西方唯物论的夹生性，提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思想，用以指导我国未来的文化发展。为此，我们基层目前都对习总寄予厚望。

　　通过这一梳理，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文明虽然在摸索中前进，但先经济后人文，先破后立，破立并举，逐步深入，并且前后连贯，层次分明，发现问题及时纠偏，在补充完善中不断向前发展，其脉络非常清晰，由于这一问题牵涉既深且广，并且在马列中国化过程中，正在由量变为其本土化质变或蜕变不断积累着条件，所以请允许下面我们就这一话题继续探讨。

　　（三）“炼石补天”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

　　不瞒大家，想到“炼石补天”这一词汇是对前文“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翻新阐发表”继续阐发基础上产生的，也属于对其最深层基本问题在我们中华语境中的一种传统式概括，这样会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理解。

　　1．宇宙观属于宇宙学系统论（天道文明）之天。之所以称其为宇宙学之“天”，是因为它覆盖着整个宇宙学系统论的全盘，也属于其最基本的立论基础，对其具有着提纲挈领的重大意义。伴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其正发生着由物质观向能量观不断转化的进程之中，由此我们传统的唯气论需要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改良为唯能论，其在世界科学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属于近现代科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继续生生不息并源远流长脉络的延续，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会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世界科学的发展会对其做出正确的诠释。

　　由此，“炼石补天”的首要受益者便是目前的自然科学，有些科学谜团和前沿课题正等待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与“灌溉”，比如宇宙本质的确定及其绝对运动（即第一推动力）、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定性、万有引力的成因、四种作用力的统一，以及其它一些科学谜团的破解和近现代科学的本土化等等，都在等待着对这一问题做出决断。尤其是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及其发展，都有赖于宇宙能量观的进一步确立，否则仍会在气一元论基础上原地踏步，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为了我们的中医药，我国科学界也应该早下决心）。

　　这些问题由于目前能量检测手段还有欠发达，再加上物质观“实证科学”思维的禁锢，其可能难以得到有效证实，但在教学中可以预先进行一下铺垫，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与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2．人类观属于人类学系统论（人道文明）之天。之所以称其为人类学之“天”，是因为它覆盖着整个人类学系统论的全盘，也属于其最基本的立论基础，对其也同样具有着提纲挈领的重大意义。

　　然而如果说我们宇宙学之天属于改良的话，那么人类学之天则属于填补空白，因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这片天一直就属于空白，而有神论之天虽然属于上帝，但其真实之天实质上也属于空白，所以人类学“炼石补天”的意义更是非凡。由此，伴随着这项空白的填补，它会在我们中华系统论构建模式的基础上产生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这对于世界人类学系统论来讲，其毫无疑问属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其不但为我国传统的人文科学和马列补充完善了立论基础，而且对各种有神论之“天”也给予了彻底的颠覆，对其形成了历史空前的大革命，从而一举结束了各种文明“军阀混战”的乱局，并向着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方向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系统论的“炼石补天”属于古今中外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补天”，其在继承我们中华人文科学和马列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达尔文进化论并彻底改造各种有神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其具有首开先河之功，也更具有实用性，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具有更为有力的助推功能，也对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尤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和一党执政的国家，更需要搞好自己的“顶层设计”，其站位更需要“天下观”（从上往下看），所以“炼石补天”有助于我们提纲挈领，并以纲领目构建我们自己的文明理论体系，以保障我们的基本国策不出现或少出现被市场带节奏并被“价值观”搞乱的情况发生（我国出现“九龙治水”之乱和各种各样的腐败乱象就与此深度相关）。

　　3．“炼石补天”正促使我国学术理论产生一场深刻的蜕变。为体现宇宙观（即宇宙本根）和人类观（即人类本根）问题，遵照先立后破，破立并举的基本原则，我们还是不得不将前文中那个“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翻新阐发表”稍作修改后重新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理论已不再仅仅是对马列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裱糊，而是会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遵循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通过道儒释等与马列的相互补充完善并深度结合，从而形成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其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蜕变。

　　通过表格所示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世世代代崇尚易经和道德经，就是因为它们都道法自然，并且其理论基本结构都与宇宙自然完全一致，宇宙运动的内容与承载其内容的载体（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群经”或各种理论莫不宾从。再看其它理论，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一个能与我们的易经和道德经相比，都不得不拜服在它们两者的脚下。

　　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才属于一块金字招牌，其属于世界文明史上的硬通货，这种源于自然并反映自然的理论才属于纯粹地道法自然，这种秉持自然本真的理论才属于真正的理论（即真理），其不存在任何人为色彩，由此才能在古今中外文明史上被称作绝无仅有，独冠群雄。有鉴于此，以上对马列理论所谈一些看法大家就基本可以有所体谅，不至于产生其它误解了。

　　正如前文所谈，由于我国一直在普及马列教育，所以许多学者脑中只存在哲学，致使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一直囿于其哲学理论的禁锢之中，也一直迈不动步子，虽然我们党一直在鼓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由于思维的固化、科技发展的局限和我们本土理论的缺位，所以一直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中西方文明的激烈博弈中，若想战胜西方文明和文化，首先需要在我们国内先取得胜利，并作为我们最基本的根据地才能实现战局的根本性好转，这就像当年我们的延安根据地一样，其政治和民风清明，由此才能吸引众多青年奔赴延安投奔革命，从而发挥其对整个战局的对外辐射作用。所以也正如我们儒学的基本观点一样，“正人先正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三、继续探讨马列本土化问题

　　在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推动下，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也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所以在此斗胆要对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谈点看法，并作为“内部讨论稿”的形式供大家参考，因随着探讨的深入，其有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

　　说实话，马列如果没有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比着，它在其它所有理论中还真就是佼佼者，可我们本土理论一被唤醒，并充分展示出其雄姿，马列一下就被比下去了，其强大气势能够力压群雄、冠盖群芳。

　　在此不妨说得更直白一些，在对待马列的问题上，我们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土洋结合”，但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其事实上则并不承认马列属“洋”，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掩盖下，只承认马哲，而把我们的土理论（中华道统理论体系）束之高阁，相当于将我们中华文明这一根器事实上给阉割了，至今仍对其躲躲闪闪，不敢面对，不愿将其提到明面上进行更深入地学术理论讨论。在我国政治家文化思想推动下，我们的文化自信虽然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土”得仍不够，“洋”得仍过火，只“洋”不“土”现象仍没能彻底改观，仍然局限于马哲思维之中迟滞不前，仍没能将我国学术理论导向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轨道，致使马列本土化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土洋结合”问题上，仍没能处理好基本立场（注意“基本”概念）问题，所以，我们的基本立场究竟应该是属“土”还是属“洋”，仍需要进行一番研讨。

　　（一）马列本土化属于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政治家已对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即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所以，我国的政治指导要求其本土化。

　　马列诞生于西方，然而通过前文和以上探讨说明，其本土化实质上等于在我们中华文明炼丹炉中又通过解构重组并去芜存菁重新熔炼了一番，无论其原理、内容还是理论范式（形式），甚至有些基本概念，都等于在我们中华语境中通过中华理论范式重生了一遍，说其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并非虚言，因其已经彻头彻尾地转化成了我们的本土理论，并彻底消除了其西方学术理论的基本特征，再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相称已经斗转星移，时过境迁。

　　有鉴于我国本本主义顽疾一直难以治愈这一难题，这一问题也需要敞开来继续谈一谈。

　　1．马列本土化已使其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产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首先便扬弃了其哲学理论范式，并改用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对其进行重新解读与表达，从而解读出了其深层的劳动原理，并以劳动作为立论基础（等于为其补上了天），继而产生了我们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实质上从其内容到形式都属于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

　　2．马列本土化已使其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蜕变。基本矛盾属于理论的最基本骨架，所以在《宣言》正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显然是将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然而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将马列政治经济学放在人类通史中予以解读，则根据其内容产生了另一种经济学，其基本矛盾则属于“劳动性⇌寄生性”，即“劳动性与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从这里也反映出其基本矛盾也应属于一种脱胎换骨的蜕变。

　　基本矛盾属于理论体系的总纲，它与立论基础一起统御着整个理论体系的全盘，我国学界甚至有些资深学者至今都难以摆脱其“阶级斗争”思维思考并阐释理论问题，可见其对我国学界的影响至深，由此也反映出其需要脱胎换骨蜕变的重大意义。

　　3．马列本土化已由西装换成了我们中装。请参考以上表格，从整体上来讲，马列原理经过我们本土化，其一些基本概念从内容到形式也都由其原来的西装换成了我们中装，从而完全属于我们本土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不可分割。

　　通过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理论体系，其不但使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和马列的政治经济学都焕然一新，而且也为我们一些理论阐发提供了有所凭借的基本载体，从而结束了我国学术理论一直缺失基本载体而空转或空谈的尴尬局面，并使其正式步入了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轨道。

　　有鉴于以上剖析，那么有些明显的政治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予以考量，如上所言，既然马列本土化已经由西装换成了中装，新型的人道文明理论体系也促使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和马列的政治经济学都焕然一新，那么马列理论有些基本概念的称谓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予以进一步思考。

　　首先，我们继续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是否合适？将我们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称其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并将我们的文化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是否也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非要在西方文明中寻找我们自己文明的答案，难道我们本土文明难以胜任？我们都熟悉，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一个整体，如果继续这样坚持，那么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坚持其这种三位一体的本本“主义”？而如果我们将其本土化并扬弃其哲学及其西学理论范式和特征等，其不属于大逆不道？！

　　其次，马列的“社会主义”称谓也值得思考。通过上面表格所示，马列本土化是从其本根上“化”起的，其势必会影响其理论体系的全盘，既然通过本土化其已经由内到外而且由西装完全换成了我们中装，并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华道统话语体系，那么其社会主义称谓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这一话题不是我们基层能够随便涉足的，但还是想通过内部讨论的方式斗胆继续对其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二）中华道统的人道主义与马列的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对于社会主义概念并没能彻底搞清楚，邓公就曾坦言：“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而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结合中西方文明的梳理，它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范式中找到了另一种答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通过以上根据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的梳理，伴随着马列的本土化，其已经脱去了西装而改换了我们中装，所以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我们究竟是采用中华道统的人道主义还是马列社会主义的称谓课题，这一问题更为敏感，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我们政治体制的称谓问题，并且关系到马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取舍，首先在一些专家那里就难以接受，然而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则，在此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在前文中曾有这样一个自然段，在展开本节阐述前，先将其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些惯用的基本概念合而为一：由于运用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理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我们所称的“人道文明、人道主义、人道信仰和人道意识形态”便可以合而为一，从而在概念上提纲挈领使其具有了统一性，也更加简洁明快，并与普罗大众的世俗文化实现了统一，有利于理论和文化的大众化。

　　同样，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先立后破，破立并举的基本问题。首先应该承认，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虽然与马列的社会主义有联系，并从其演化而来，但其实质上并非属于马列理论中那种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而是由我们中国自己在不断摸索中大胆闯大胆试摸索出来的，拥有着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成分，并且这种特色还很浓重，其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区别很带有本质性，也很有说服力），不应将其非要用马列理论来套。然而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社会主义称谓，在此将其称为我们中华道统的人道主义，大家会很不习惯，但请继续参考上面表格，结合以上和前文一系列探讨，将马列的“劳动”作为人类诞生本根，其牵涉的问题既深且广，并且牵涉到一些无字之书，并非根据现有书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政治家那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也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需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

　　1．中华人道主义意涵更深更广。首先其运用了我们传统的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由本根衍生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与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其次也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宗教神学理论的深度（如神创宇宙和人类），再次也消化吸收了近现代科学发展成果（如暗物质与暗能量），由此才促使我们古老的理论范式起死回生复活了起来，并将其在运用于宇宙学系统论基础上，也运用于人类学系统论，这些都是在深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结束了各种文明和理论“军阀混战”并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所以我们才敢于说其能够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并都有根有据，也都属于事实，无可置辩。由此说明，我们中华道统的人道主义，虽然将马列的劳动作为人类诞生本根，但其内容则是在广泛消化吸收了人类多种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内容更为厚实，也更为有根有据。

　　在此还需要说明一点，马列由于其基础理论属于唯物论，其属于现象学范畴，所以其社会主义概念也属于一种社会运动现象，而人道主义，其已经深化到我们中华道统理论的本质学，它们两者也存在着本质学与现象学之别。

　　非但如此，人道主义在世界上也更具有通用性，深受资本主义教化的社会可以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他们对于人道主义则是无法拒绝的，谁拒绝谁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并在人文道德上遭致其碾压。所以，通过以上表格所阐释的基本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人道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既柔且刚，其既柔情似水，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同时也饱含着刚性的战斗力，对兽道主义具有针锋相对的遏制并打压功效。

　　再者，“社会主义”概念本来就产生于西方，一开始其属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列借用后经补充资料才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但就这一概念从本根上来讲，通过追根究底，它则被追究到空想无疑，所以从本根上来讲，其与我们道法自然的中华文明存在着违和感。

　　再请参考以上表格，根据对马列研究内容的解构重组并本土化，由此才能解读出其深层原理，并将其与达尔文进化论相结合，从而将其“劳动”作为人类诞生本根，并形成了我们中华的人道文明或人道主义，继而结合我们的道儒释衍生出意涵更为深广的“人文经济学”及其基本矛盾运动，最终形成了我们系统非常完备的人类学系统论，所以，人道主义才属于与我们中华道统理论体系配套的一种基本概念。

　　2．中华人道主义对我们中华民族更具有凝聚力，在世界文明中也更具有普适性。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就因为其有根或有道，而如果其无根或无道，其这种凝聚力会迅速瓦解，其信仰空白自然会被其它文明所占领（如我国宗教泛滥现象）。在此不瞒大家，这篇拙作的初稿在10多个微信群广泛征求意见期间也得到了有些海外华侨的赞同，在私下也曾发给某资深佛学者征求意见，也同样得到了其认可与赞同，认为“寫的很好很全面了”，并且能看出他们并非敷衍。

　　我们的《道德经》曾诠释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由此便反映出我们中华文明的基本底色，其说明人道主义延续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属于顺理成章，不存在任何违和感。

　　根据我们中华道统理论范式，人道主义才属于真正“得道”的一种主义（局限于社会运动现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没能深入到本质学，所以其并未“得道”），它不但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基本底色，而且也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同，其属于世界通用的一种基本概念，虽然中西方对其的理解与阐释有所不同，但其通用性与普适性具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

　　在我国，“主义”属于出口转内销的一种概念，通过我们中华人道文明“炼石补天”，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也就在我们中华语境中重新得以现代化确立，由此便与世界通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统一了起来，由其领衔，于是就开辟出了人类学全新理论体系的另一片蓝天，从而为我们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开辟出了独立自主的广阔空间，并顺利完成我们人类学系统论全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们传统道儒释的主旨就是在“劝人向善”，其属于人类最宝贵的一种品质，所以，“行善不必问遍四方，心存善念自能传扬”，这也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基本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所在，其对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常识也说明，只有运用与我们传统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才能维护好自己的话语权，才能使其发挥出其骨子里的潜能，并准确表达出其最基本含义。

　　尽管世界各国信仰不同，但人类向上向善的心理在最深层则是相通的，所以，人道主义在世界文明中也更具有普适性，其对于我国政治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会产生相应的积极作用。

　　所以，有些基本概念的确定需要非常慎重，其会影响整个理论体系的全盘，不可以随便任意规定，这在一系列考察中也反映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将宇宙观的改良与人类观的填补比喻为“炼石补天”也是有意在强调这一问题。至于我国学术理论究竟是要运用“人道主义”还是继续运用“社会主义”称谓，由于历史惯性的原因，目前的确很难抉择，不过需要思考一下，马列整个理论体系都被我们本土化了，只留一个“社会主义”名称拒绝本土化，其会使人产生难以配套的违和之感。

　　估计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犹疑并乱一阵子，其也需要一个过渡期，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许其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它们会自然而然实现统一。不过在犹疑过程中，我国政治家那句“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时会在耳边一次次响起，其也许会提示我国学界究竟该怎样做。

　　综上所述，贯彻落实政治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文化思想是系统性非常强的一项特大工程，它包含着我们本土理论体系一些最基本最重要内容，其都需要我们慢慢梳理清楚，否则就难以将其真正落到实处。

　　在探讨中，自己一直不愿过多涉足政治，但越往深处探讨则越会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对马列理论的看法），并且在梳理中都会遇到，无法避免，如有不妥，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文/段修斌，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