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同志是空军飞行员出身，他的文章风格始终保持一种战斗姿态：敏锐，犀利，快捷。在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郭松民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士，旗帜鲜明地捍卫着社会主义价值观，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资产jie级本质。
读他的文章如饮烈性美酒，不遮不掩，痛快淋漓，赞所当赞，批所当批。这本新书《电影的智慧》也是这样。
文艺批评从来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反映着特定jie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判断，特别是对电影这类综合性艺术的批评，尤其如此。
从文艺史的角度看，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整体分化，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论争，都是这样。表面上的艺术主张不同，其背后都是政治立场的表达，是审美判断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谓的“纯文艺”从来就没有纯过，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人从来就不存在。
再往远处看，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
诗三百,《风》居首,《风》的文学价值高于《雅》《颂》，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从内容上看，《国风》中除少数篇章是关于爱情的欢唱，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类生存境况与底层苦难的歌哭。从艺术形式上看，《小雅》之委婉奇巧、抑扬顿挫并不逊于《国风》，但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修辞立其诚”，所以“文附于质”成为那时就已经被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
我国自《诗经》以降2000 多年来出现过的“诗序”“诗品”版本不下几百种，为什么明明是民间老百姓男欢女爱的描写，明明是对劳动妇女的赞美，偏偏有人硬要解释成“后妃夫人之德”？因为这样才符合贵族、精英的统治秩序，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香火永续的主子，“诗”就变成了“经”。这就是审美判断的主导权，是给后来者立的“规矩”。
理解了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就明白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
下面，我们就以《电影的智慧》中，《芳华，不动声色的嫁接术》为例，来看一下郭松民老师的敏锐、犀利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芳华》，不动声色的嫁接术
《芳华》的时间脉络从文哥后期开始，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贯穿的主题是“好人没好报”。男主角刘峰，质朴善良，乐于助人;女主角何小萍，嫉恶如仇，性格刚烈。但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他们的命运都令人扼腕长叹。
在改革前，刘峰的不幸是被人利用。他自己认为是在学雷锋，别人看来却是傻子，他始终没有得到何小萍之外的其他文工团战友发自内心的尊重，人们一方面利用他的道德行为占便宜，另一方面却在背后嘲笑他。
何小萍的遭遇则是被排挤、倾轧、她是文工团里的怪物和异类，甚至在本该怜香惜玉的男兵那里都得不到一点点照顾与同情。
在改革后的岁月里，刘峰和何小萍都因为受到倾轧和排挤而被迫上了前线，结果双双受到重创。刘峰失去了右臂，成为身体上的残疾人；何小萍变成了精神病，成为精神上的残疾人。
在九十年代，“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刘峰与何小萍又双双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或靠当小贩为生，或靠救济为生，饱受白眼和欺侮，而他们那些出身高干家庭的文工团战友，则要么成为海外富婆，要么成为地产富豪，和他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jie级了。
这就是冯小刚、严歌苓通过《芳华》为观众讲述的新中国个人命运史。难怪有评论认为这是“鼓动军人跳船”的作品——是啊!为了保卫祖国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又如何?还不是被排斥、被碾压?
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有一定的真实性——尽管如果认真追究细节的话，也经不起推敲：比如刘峰在战时就是副连职干部，立有战功并且重伤致残，像他这样的英雄，按照惯例退役移交地方时还会提升一级，国家对他们有相应的待遇和保障，沦落到靠卖盗版书为生就太扯了，至少没有普遍性。
正是因为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具有一定真实性，所以《芳华》也就获得了一些观众，包括一些参战老兵的认同。但这些观众没有意识到的是，冯小刚、严歌苓递过来的是一杯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喝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甚至口感还不错，但喝完了之后，肚子里却会生结石，天长日久，免不了要肚子疼的。
那么，《芳华》中的三聚氰胺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冯小刚、严歌苓用一种故意把水搅浑的手法，把刘峰、何小萍后期命运的不幸，写成了前期命运的自然延伸——似乎历史没有发生转折，只有顺延。似乎刘峰、何小萍的不幸，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秉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建立的“体制”造成的，而不是八十年代之后，这一价值观被解构乃至抛弃、“体制”在不断地被“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之后日渐扭曲变形造成的。
比如，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年代，类似刘峰这样一心为公，先人后己的“活雷锋”，总会得到组织更多的关心，有更多的机会入党、提干、被推荐上大学等，“好人”通常是有“好报”的。像刘峰在《芳华》中遭遇的那样一直被无视、被排挤，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比较少见，并不具有典型性。
“好人没有好报”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八十年代之后开始“观念更新”，报纸公开提倡不做“好人”做“能人”，“能挣会花”，人们竞相去做善抓老鼠的“黑猫”才出现的。但《芳华》对这种至关重要的转折却没有任何表现。
再比如，许多参战老兵后来的生活困境，是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减员增效”政策被大规模强制推行的结果。这也是一个重大转折，但同样在在影片中没有任何交代。
时代的足迹被轻轻的抹去了，刘峰的遭遇就似乎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原罪”，联系到冯小刚十年前的电影《集结号》，“谁替共产党打仗谁就没有好下场”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芳华》出现的时间节点的诡异之处在于，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呼吁并且希望“更多社会主义”。因为要纠正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道德滑坡、社会凝聚力下降、原子化、冷漠化等，正需要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但《芳华》传递的暗示，却恰恰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才是导致刘峰、何小萍不幸遭遇的全部原因。
传统的伤痕文学，用展示历史伤痕的方式明示“社会主义不好”，冯小刚、严歌苓的过人之处则在于，把晚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笼统嫁接给前三十年建立的制度与文化，从而排除了引用社会主义经验解决今天社会问题的任何可能性。
记得当年陈永贵副总理在谈到大寨经验的时候，有一句言简意赅的概括：“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条经验后来被精英们指为“极左”，没有人再提了。但事实上，这条经验却被他们暗暗谨记在心，只不过内容刚好相反：“堵不住社会主义的路，就迈不开资本主义的步。”在控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哥命与建设方面，文化精英们真正做到了“千万不要忘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以上便是收录在郭松民《电影的智慧》一书中，众多深刻影评中的一篇。其实，凡是影响重大的电影，郭松民老师都会写下他的看法！
电影作为现代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方式，其中的正能量、其中的移花接木，我们不可不知！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位深刻的作家，曹征路，同样在文化战线上奋力前行。
曹征路老师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这个资本与汉奸控制文学平台的时代，一个想为劳动人民说几句公道话的作家，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般的“艺术性”行吗？完全不行！你必须具备杰出的艺术性，连坏人都能被打动被征服的艺术性，你才能够崭露头角！
曹征路老师，不仅是一位充满底层情怀的作家、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宣传工人阶级文化和捍卫社会主义，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的很多小说，人物塑造、结构设置、意象象征、语言描绘，都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流的。只是可惜，像这样优秀的作品，还是太少太少了。
“底层叙事”作为一种创作潮流，日渐得到文坛的关注，曹老师的作品不满足于渲染底层生活的悲惨无助，抒发人道主义的同情，还写出了新生力量和未来的希望。他的小说，对于现实的批判总是如同匕首一般锐利，刺穿腐化的气球，直陈社会的弊病。
这本《请好人举手》，是曹老师短篇小说的合集，包括测谎记、大学诗、请好人举手、麻雀东南飞、有个圈套叫成功、得以忘形论等六篇。
他关注现实生活、思考民间疾苦、关注国家命运，以精湛的叙事技巧、高超的语言能力，发人深省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家。
生活在一个大染缸一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我们要识货！理解了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就明白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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