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其改变了留苏派一直执行的“左”倾错误，让毛主席重新获得领导权。
不过这次会议也不是那么顺利，主席的票数并没有呈现压倒性的趋势，反而一度咬得非常死。在会议上，还有凯丰公然站出来反对主席、讽刺主席不会打仗。比较有意思的是，凯丰此举给他的后代造成了很大的烦恼。
当年的会议，有的人即便不赞成毛主席，也只是举手时表态不会多说，凯丰为何要站出来做那个特殊的人呢？
他的做法，跟早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早年他一直在求学，成绩很不错，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毕竟是打响反封建第一枪的地方，革命思想很浓郁，本就进步的凯丰读书期间就多次参加写文章批判黑暗的旧社会，北伐后他又回到家乡组织农会。
本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可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各地白色恐怖盛行，许多中共党员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凯丰因为善于宣传，已经被人盯上，组织为了他的安全，就将他送到莫斯科学习
在我党的早期，苏联有很大的影响力，留苏的人回国后基本都能得到重用，凯丰也是在学习的这三年中，结识了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
其中他与博古的感情最好，不仅有同学关系，博古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回国后，凯丰与王明、博古等人并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且他们的职务都非常高。
王明因为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掌控着中共的大权，后来局势变化他又跑回苏联，就让博古替他发声，博古一度担任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人。靠着跟博古及共产主义的关系，凯丰1934年也担任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被“左”倾错误思想主导的这几年里，红军付出过很多不必要的伤亡，如今连根据地都丢了，党内已经开始有人不满为首的博古、李德。
湘江战役后，部队伤亡惨痛，党内有更多人开始痛恨“左”倾主义，期盼毛主席能重新出山领导革命。因此，趁着打下遵义休整的间隙，中央召开会议商讨红军发展方向的问题。
参会的陈云同志1977年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遵义会议的部分事情，从中可见当时的艰难。
会议首先是博古作为负责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做总结报告，他承认这是失败，但不觉得自己的战术有什么问题，且还辩称失利只是由于国民党兵力太过强大，换其他人指挥情况也会一样。
按照领导顺序，接下来是周总理发言，总理比博古真诚得多，直接指出先前中央指挥的一系列失误，还做了自我检讨。
随后是张闻天发言，他说得比较尖锐，直接针对博古的报告说“没有实事求是”，搞得博古脸色很不好看。
接着是毛主席说话，他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红军应该进行的是运动战、游击战，还对博古推卸责任的态度不满。
他一说完，王稼祥率先起身鼓掌。王稼祥是遵义会议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跟王明、博古等人一样都是留苏出身，之前彼此的感情非常好。这个身份有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对毛主席最有力的支持。
并且在政治局委员投票僵持在三比三时，王稼祥给毛主席投下关键一票，让毛主席得以重新掌握领导权。
当局势确定后，博古面如死灰，支持他的人基本也保持了沉默，只有凯丰突然跳出来对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他个人的气急败坏改变不了什么，很快还被撤销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之所以凯丰会这样做，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能理解，他与博古是同学、战友，博古还是他的提携人，前程基本可以说是绑在一起的。
因此当博古有“难”时，凯丰出于情感因素站出来回护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凯丰也不是那种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后来毛主席率领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游刃有余，成功突破了层层封锁，这如神的用兵展示出高超的战略战术水平，面对现实，凯丰也改变了看法。
他后来在中央领导干部会议上表态“我要收回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并且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党、领导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在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人都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而毛主席也很宽厚，不管你从前的想法如何，只要能认同我的路线，我就会重用你，很快凯丰就恢复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在后来的长征过程中，凯丰的确转变过来了，像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的北上南下之争，凯丰都旗帜鲜明站在了毛主席一边，多次撰文批评张国焘。
接下来的革命生涯中，凯丰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沈阳市委书记等职，1955年病逝于北京。
虽然凯丰后半生已经走向正确，但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言论还是被人记住了。几十年后，遵义为了纪念这次重大转折的会议，特别邀请当年与会者的后代来参加活动，凯丰的儿子何明也在受邀行列当中（前文说过凯丰原名何克全）。
在参观旧址时，解说员隆重地介绍了开国元勋们当时的表现，不过，尴尬的是或许没有沟通好，解说员说起会议过程时，提到了凯丰当初是反对毛主席的。
既然会议如何如何正确，主席如何如何英明，凯丰还要跳出来反对，那不成了“反面人物”吗？何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无从反驳，往后的几天里就不是那么开心。
随着时间不断往后推移，各个地区对红色文化愈发重视，遵义会议纪念馆希望何明能捐赠一些东西留给后人瞻仰，于是何明再次来到遵义。
为避免尴尬，何明跟当地领导和纪念馆负责人事先打了招呼，纪念馆的领导告诉他，如今重新修改了讲解词，凯丰已作为一名正面人物出现在介绍里面了。何明这才愿意过去将父亲的一些东西捐献。
其实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只要能意识到，并改正，那就是好同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凯丰后来的表现也称得上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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