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通宵夜谈中肯定地说，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告诉斯诺，在此之前他的思想曾经是各种主义的“大杂烩”。这之中便有他奉为“楷模”的梁启超和康有为。青年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当他接触到《新青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曾经信服的各种主义，这其中就有梁启超的维新主义，从而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次的政论与政见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终于走出闭塞的韶山冲，考入湘乡县高等小学堂。离家时，他抄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诗言志，这是在向父母言明自己的心志。相较于韶山冲的旧式私塾，这里的课程除了传统的经籍之外，还有“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可由于他是外乡的一名农家子弟，湘乡的几个土财东的孩子分外歧视他，而他却根本看不起这些纨绔子弟。相反，他却因写得一手好古文，博得了老师们的喜欢。
其实，他并不喜读经书，这是因为他已接触到了《新民丛报》。这份报纸是1902年2月梁启超流亡日本横滨时创办，终刊于1907年11月。报纸取《大学》中的“新民”之意，宣扬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思想。这份报纸是他的表兄文运昌送来的，求知欲十分强烈的他如同着了迷一样地读了又读，还在上面作了批注。他在第4号《新民丛报》“论国家思想”的文末批注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政论。他不独认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而又为梁启超那笔端常带情感的“新民文体”所倾倒。这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新文体，他模仿“新民文体”的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如他所撰写的《宋襄公论》就颇得好评，国文教员破例为这篇作文打了105分，并批语赞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泄千里。”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在这里他看到了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知道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当黄花岗起义爆发时，他的思想更是受到巨大的冲击，“消息到湘，学术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也跃跃欲试。”一天，他在墙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可却仍是绕不过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还特意提到了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为了表示同清王朝的彻底决裂，他在学校里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们一起动手，把一些曾经答应剪辫子而又迟疑观望的同学的辫子强行剪掉。这多少表现出他的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事风格。10月24日，长沙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省军政府。毛泽东当即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他不愿参加学生军，直接入伍为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列兵。清王朝退位后，毛泽东也退伍了，在长沙继续求学，算来也只当了半年的兵。
退伍后，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在这里也只读了半年，却留下他所作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文章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明智，必须依法治国。是否善法，就要看它是否“利国福民”。文章高度评价商鞅是“伟大之政治家”。这篇作文获得国文教员的好评，国文教员柳潜给他的文章写了150字的批语，称赞这篇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认同梁启超的观念
青年毛泽东告别省立高等中学堂，寄居在湘乡会馆，开始自修自学。这期间，他的自修课堂就是省立图书馆。他在这里自修了半年，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正是在省立图书馆，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张大的世界地图，惊奇的他站在这张地图前驻足凝视良久。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一年前，他考入省立高等中学堂的作文，就是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而立意。现在他之所以选择师范学校，也是在践行“以教育为主脑”的信念，有意当一名教员，献身教书育人的事业。他在一师很得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老师的喜爱，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杨昌济在一师的学生中尤为喜爱和欣赏毛泽东、蔡和森，他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杨昌济以毛泽东的出身与曾国藩、梁启超相似，而以“异材”勉励和期待。杨昌济和梁启超都崇拜曾国藩。梁启超有言：“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杨昌济反复研读曾国藩著作，手抄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青年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不仅读曾国藩的书，而且写了不少批语和笔记。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曾推荐曾国藩的养生法，“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去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梁启超推崇康德哲学，曾撰写《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宣扬康德的先验主义。梁启超还将康德的先验主义与宋明理学相提并论，“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也说：“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这显然是受梁启超的启发，梁启超把人的生命分为“现象我”与“真我”两部分，前者是肉体，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后者是灵魂，可以超越时空而不朽。
梁启超信服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经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青年毛泽东极为赞同，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一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唯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惯于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康梁虽是并称，可却并不完全合流。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却“太无成见”，认为“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青年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他在《讲堂录》中就写下这样的话：“天下事物，万变不穷”。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对康梁二人都有所论及，说康有为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信中又说：“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日意见自见其妄也！”“某公”即梁启超，可见他在康梁之间已有明显的倾向性了。
湖南思想界一时风起云涌
梁启超认为国民素质太差，“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青年毛泽东对此十分认同，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缔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青年毛泽东当仁不让，担当起这“摧陷廓清”的使命。
早在1915年9月，他曾以毛泽东（繁体字）的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的不少学校的墙上贴了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的效果只有“三个半人响应”。时在长沙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便是其中之一，罗引《庄子》上“空谷足音，蛩然色喜”的话，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这令毛泽东特别高兴。他俩相约在省立图书馆见面，畅谈了三个小时。
毛泽东周围集聚了许多志向高远的青年，如萧子升、萧三、张昆弟、蔡和森、罗章龙等。1918年4月14日，他们在岳麓山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成立了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就取自梁启超的新民，称之为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是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这个群体正如蔡和森所期待的：“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新民学会的大多会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其中不少人甚至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经杨昌济的推介，逐渐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自从读了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几乎再次着了迷，于是，胡适、陈独秀“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说来模仿“新民文体”，青年毛泽东还受到国文教员袁仲廉的批评。袁仲廉嘲笑“新民文体”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半通半不通”。袁先生让毛泽东多看看“韩文杜诗”，“韩文杜诗”指的是韩愈的文和杜甫的诗，尤其是韩愈的文章，追求的是一种纯正精练的境界。
他听从袁先生的批评，在旧书铺买了一部残破的《韩昌黎诗文全集》，又从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韩集，花了好几个月的空闲时间，逐一校勘比对，细心揣摩，甚得要领。他后来感慨地说：“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廉，作者注），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的去的古文。”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花了不少的功夫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诸多的评语，这些批语往往又多联系到他所欣赏的梁启超。他在《伦理学原理》中的一段文字旁批语：“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这篇文章便是他熟读了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梁文说：“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十九世纪，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毛泽东读书向来是融会贯通，觉得泡尔生、康德和梁启超都说出了一个道理。
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给湖南思想界鼓荡起的思想火花，极为向往和振奋。1897年，蒋德钧、熊希龄等发起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当年11月，就延聘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到学堂主讲。梁启超在讲课和给学生的批语中激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观念，宣传民权平等的学说和变法主张，为即将到来的维新运动酝酿思想，准备干部。从时务学堂走出两百名左右的杰出人才，他们之中就有蔡锷、杨树达、范源濂、方鼎英、李复九等。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青年毛泽东斯时年幼未能欣逢，但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和神往，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写道：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主义思潮，更激发起他对新文化的渴求，对救国道路的寻找。特别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下，视野更开阔了。他和斯诺说：“我早已抛弃了康、梁二人。”应该正是在北大时期，这个时期他经历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组织湘人驱逐张敬尧运动等等，实践斗争已经表明梁启超的办法救不了中国，毛泽东只能另找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年会上指出，在中国主张解决社会问题有两派，一派是陈独秀，主张改造；一派是梁启超等，主张改良。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下手处。”至于怎样“改造”，他明确表示赞成会员陈书农的意见，“主用俄式”，也就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办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939年，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延安《解放》第69期。毛泽东曾经粗略地看了一篇并提了修改意见。2月20日、22日，他两次致信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第一封信中具体谈了对文中观念的意见，写得很具体。第二封信说：“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章即章太炎，梁即梁启超，胡即胡适，冯即冯友兰。毛泽东的意思是在引用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这些哲学家的原话时，要加上批判性的详解，以免让读者产生误解。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表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原则之下，破坏的只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而对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还是要批判地继承。1957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在批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时指出，我们不能“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解放思想，鼓励年轻人创新思想，创新学派的时候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并举例说：“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多，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九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比不过他们。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这里用“所向披靡”一词盛赞梁启超的意气风发，何尝又不是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盛赞和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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