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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00后”的同志们

2020-07-05 11:50:31  来源: 共青团中央   作者: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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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两毛钱的门票,一位叫周善的年轻人,走进了上海北郊的虹口公园。在煤屑路踱着,过了木桥,在草地上走走,在石头上面歇歇,又在溪边蹲蹲,似乎在闲逛,又仿佛在等人。

  这是192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周善“偶遇”朋友李世珍,两人边走边聊,若无其事。

  时年二十二岁的“周善”,本名叫徐文元,时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而“李世珍”,其实今天被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向应,可当年他不过二十七岁,时任团中央执行局书记。

  关向应紧急约见周善,是为了交代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协助此前派往杭州的谢仲怀同志,以重建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为抓手,重建浙江团省委,并把刚刚召开的六大精神,抓紧传达下去。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更非他处可比,毕竟蒋介石本人和他手下的特务机关头子,基本都是浙江人。所以我党和相关的省委机关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几乎是一轮轮的被捕,以致一度取消,由中央直接指挥。

  有些工作虽然危险,但总要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希望,遑论胜利了!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既是党建立共青团的目的,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使命。

  浙江的党团组织,曾为此联合出台过一个专门的《第十五号通告》,明确指出:

  “C·Y工作是整个党的工作一部份,C·Y(共青团的英文简写)服从C·P(党的缩写)的政治指导,尽量供给党的工作人(提供优秀干部),帮助党发展组织。”

  作为老团干,也是党员的我,对于党团关系史有特殊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党团史料中,我经常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斗争中,革命同志内部多互称“同学”,党员称“大学同学”,团员称“中学同学”,其中的进阶关系非常明显。所以“群团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同志对团干部的期许的那样:

  “团干部要敢于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地方,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今天如此,当年更是如此,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谢仲怀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周善,同为党和团的优秀干部,哪怕是龙潭虎穴、刀山火海,他们也敢于挑战,敢于战胜。

  (谢仲怀烈士)

  当年的中国积贫羸弱,有人说那是个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时代。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云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黑暗中为了寻找光明而舍身忘死。窒息和绝望背后的奋斗与勇气,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逆势改运的原因,也是我们每一代中国青年,舍我其谁的责任与担当。

  1929年7月30日,那是个星期二的上午。

  浙江大学工学院的门房里,浙江省会公安局侦缉科的特务张网以待,手枪的机头,都是打开状态,他们在等待一封信的主人。

  几天前,杭州市邮件检查所的特务,在每日对邮政局来往信件、包裹进行例行检查时,查获了团中央给团杭州中心市委的文件,顺藤摸瓜,发现了浙大工学院是后者的通讯处。

  只要在此蹲守,一定会有所收获。果然一网下去,谢仲怀和周善都被捕了。周善为了保护谢仲怀,把责任扛下了,表示并不认识这个路人,声称自己是来替朋友取信的,朋友叫姚佐耕,下午五六点将在西湖博览会门口等着。

  出门那刻,周善就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和应急预案,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

  国民党特务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并没有放走“路人甲”谢仲怀,却对周善动了大刑,因为后者故意编织这个漏洞百出的供词背后,很可能试图在极力隐瞒什么,所以必须撬开他的嘴。

  (周善烈士,当时化名“徐建三”)

  光老虎凳,当晚就让这个临时改名为“徐建三”的年轻人,坐了四次!

  第二天,徐建三被单独押往柴木巷(已拆迁)的浙江省会公安局拘留所。两个星期后,再转钱塘路(今武林路)的浙江陆军监狱。在这里,徐建三见到了前任浙江团省委代理书记裘古怀。

  (裘古怀烈士)

  这三位团干中,唯独裘古怀是浙江人,而且是蒋介石的奉化老乡,还是他的黄埔学生。在黄埔军校加入我党之前,裘古怀十九岁加入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的用人标准,裘怀古如果跟了后者,前途无可限量,然而却义无反顾跟定了共产党。即便是狱中,裘古怀仍然坚持在斗争前列,并与徐建三一起,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建立了我党的狱中特别支部。

  (裘古怀烈士的毕业证书)

  巧合的是这个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的三位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干部出身,今天看来都年轻得吓人!

  (国民党当局浙江陆军监狱)

  1930年初春成立的时候,特支的宣传委员裘古怀是“老大哥”,还不到二十五岁,书记徐建三也不到二十三岁,组织委员邹子侃还不到二十岁,不过他的“狱龄”最长,这位浙江临安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被捕时才十七岁,是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这所学校当时在杭州笕桥,是今天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

  1930年夏天,谢仲怀也来到了浙江陆军监狱。此前他在浙江省反省院,敌人并没有因为他的零口供和路人甲身份,就放过他。“宁可错杀千人,绝不放走一个”,你懂的!

  谢仲怀,被捕后化名“李临光”,与徐建三不约而同,各自组织了我党的狱中特别支部,领导狱中斗争,前者因此被“特别关照”,转到浙江陆军监狱,而与“周善”巧遇。

  虽然是同志和战友,但甲监的徐建三,与丙监的李临光,却严格遵守党的地下斗争纪律,没有讲话,只是托人带便条交流,互相嘱咐,斗争到底,绝不叛党。

  这里我想多说说谢仲怀烈士,被捕时他和徐建三同为二十二岁,不过后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而前者是福建厦门鼓浪屿人,他家的别墅,现在应该还在岛上,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看看,买上一束献花,放在门前,寄托作为同志和老团干的敬意。

  谢家在上海,在东南亚都有生意,谢仲怀是父亲的独子,又是老来得子,宠得不得了。可偏偏是这位富家少爷,十六岁在上海上光华大学的时候,遭遇五卅运动,他扪心自问:

  “你愿去仰洋人鼻息,住高楼大厦、坐汽车吗?不,决不!我愿做劳动人民的孺子,决不当金钱的奴隶。”

  从此就上了革命道路,跟定了中国共产党,直到牺牲,也没有回头。

  作为职业革命者,这条路充满荆棘,更充满贫困,随时面对生死,死后也难免没有葬身之地。

  一位叫“砍石”的同志,是谢仲怀的好友,为革命牺牲后,家里甚至连收殓遗体的钱,都得靠卖光行李来凑。但谢仲怀知道后,仍然义无反顾,为革命奔走,他曾告诉自己的母亲:

  “不是孩儿不孝,实在是国家丧乱如此,再不挽救,就真的要亡国灭种,任洋人百般蹂躏,而万劫不复了。天下年老的劳苦大众,都是我的父母,革命成功了,我的父母才能有好日子过,革命不成功,什么也谈不到。”

  在杭州被捕时,谢仲怀的父亲已经去世,生意托付给最忠心的徒弟,希望后者能照顾自己的独子。徒弟听说谢少爷被捕的消息,迅速凑钱,先找到师母,两人一起劝说谢仲怀跟他们走,去南洋当富商。

  母亲拉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

  “走吧,出来吧,到南洋去,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吧?”

  但谢仲怀还是拒绝了,同样拒绝走出去的,还有邹子侃。这样的英雄,在那时那人那党中,并不鲜见,解放前夕,白公馆里的王朴烈士,也是如此。即便在当下,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共产党员,也不在少数。

  1930年8月27日,面对敌人的屠杀,谢仲怀和裘古怀笑对屠刀。

  临刑前,谢仲怀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是把自己的布衫、汗衫脱下来,对难友说:

  “下一个要轮到我了,我把这两件衣服留下来,我不糟蹋它们了。”

  然后,提着鞋子,赤着膊,只穿一条白色的短裤,在门前等候。看守刚打开门,还没喊名字,他就迎上去说:

  “别废话,就是我!”

  敌人目瞪口呆,你就是李临光?

  化名“李临光”的谢仲怀答应一声,大步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扭头走回监舍前,取下来鼻梁上的眼镜,吹干净浮尘,小心翼翼放在地下,交代同志们,说:

  “这副眼镜留下来,保存着,以后有患近视眼的同志进来,眼镜碎了的话,用我这副。”

  军事干部出身的裘古怀,听到监狱里传来枪声,别人都以为“是劈毛竹的声音”,他马上就说这是枪声,敌人开始大屠杀了。然后马上伏在地上,开始写信,狱友后来回忆说,那是倒计时般拼命的状态。

  裘古怀代表监狱特支,写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同志们”:

  “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妄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

  胜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

  这一天,在浙江陆军监狱,我们一共牺牲了十九位烈士。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搜集到所有相关史料,整理齐他们的英名。

  对不起了,同志们!

  我只知道——

  “八·二七”烈士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都是大好年华的青年,

  更知道这群年轻人,都有个共同的名字:

  共产党员!

  (当时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的共产党员们)

  两年后的1932年2月,还不到二十二岁的邹子侃烈士,也牺牲在浙江陆军监狱。在徐建三转狱、裘古怀牺牲后,是他勇挑重担,接任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

  专门关押我党“重犯”,钱塘门外小车桥的浙江陆军监狱,如今已不见踪迹,小车桥头秀美的风光让人难觅当年此地的阴冷血腥。

  与此地咫尺相望,就是南宋大理寺的诏狱所在地,风波亭就在那里。

  当年岳武穆为了抗金,被赵构、秦桧和万俟卨一伙害死在这里,后来至少一百五十四位革命烈士,又牺牲在风波亭附近的浙江陆军监狱。

  其中包括四位省委书记,十四位省委常委,三十二位县委书记。

  他们牺牲的刑场,就在望湖宾馆现在车库的位置,而喷泉那里,则是浙江陆军监狱审判庭的位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和狱中特支书记邹子侃两位烈士,都曾在这里怒斥敌人,而后抓起砚台,砸向法官,以求速死。

  身遭七弹的张秋人烈士,也是个年轻人,牺牲时不过三十岁,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他:

  “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

  莺歌燕舞处,别忘了这里,曾有层层英雄血!

  至于周善,也就是徐建三,因为浙江陆军监狱里人满为患,侥幸躲过了“八·二七惨案”,先后被转往南京军法司监狱和上海的漕河泾监狱,虽然被判了无期,却在抗战爆发后,被党营救出来,再次更名为“徐迈进”,投身抗日洪流,最终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而关向应,此后转做军事工作,1931年春被捕,坚贞不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年底出狱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湘鄂西苏区,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路线,同贺龙同志成为“一生最真挚的战侣”,历经长征和抗战,积劳成疾,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终年四十四岁。

  贺龙评价关向应: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参加团参加党,直到成为团、党最完备的一个领导人;你在牢狱中,战场上,艰苦备尝,顽强对敌,从没有计较过个人;你掌握着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高度的原则,诚挚的精神,严己宽人。”

  毛泽东同志更称赞关向应: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谢仲怀、裘古怀、邹子侃、关向应,还有徐迈进,他们都是上个世纪的“00后”,是追寻“90后”建党那代五四青年革命足迹,奋勇跟进的五卅青年,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定中国共产党,跟定父兄,跟定目标,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百年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一代又一代青年不负国之希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负国之梦想,凝聚起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磅礴伟力,挥写出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时代华章,中华民族才有冲出低谷,迎来伟大复兴曙光的这一天。

  最后我还想再次提到裘古怀烈士,他牺牲的最后时刻,“拼命”写遗书,第一封是要给党和同志们有个交代,此后尚有片刻,才念及家人。

  裘古怀有个小小的遗愿,写在给爱人桂芬的遗书上:

  “如果你还纪念我的话,希望你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叫他‘念怀’。”

  虽然这世上,后来没有叫裘念怀的孩子,但我想我和我的朋友们、同志们,也就是每一位看到这帖的读者,我们大家——

  应该怀念裘古怀和他的同志们。

  毕竟今天的幸福,是他们的牺牲换来的。

  而纪念这些青年烈士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定信念,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无数先烈,他和她,一个曾经魂牵梦绕的中国梦!

  这片大地上始终有星火,期待你心中的歌被所有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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