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既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老百姓对中国的事情是一本清账。
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解放，是老百姓的子女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冲锋陷阵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老百姓和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可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老百姓和自己儿女子孙的血脉之情之上的，经过无数次战火洗礼的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
然而，在莫言的笔下，人民子弟兵成了滥杀无辜、强暴犯、小偷、抢地盘的比土匪还土匪的恶棍。这种丧心病狂侮辱人民军队以及抗日、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实在是丧尽天良的。
老百姓清楚地知道要让一个积贫积弱、充斥着文盲的“东亚病夫”真正站起来有多么不容易。失败的阶级不甘心，帝国主义不答应，传统文化的糟粕太厚重，人民觉悟需要时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30年就成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钢铁巨人，中国大陆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黄赌毒黑匪的，可以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社会。
然而，在莫言们的笔下，那个人人怀着英雄情结，甘愿吃尽人间苦，只为换来子孙万代甜的历史，却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政治喧嚣如何让人容忍？！
莫言文学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大愤慨，无论他的背后有多大的强权强势支撑，也必定要遭到来自民间的强烈揭露和批判。
人民群众向来崇敬、爱戴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家。钱钟书、季羡林等就是真学问家的模范。钱钟书只做学问而不务虚名，决不搞小圈子文化。他反对别人对他进行研究，为他树碑立传。他讲过一个寓言故事《我发明了雨伞》，讽刺那些目光短浅却自以为是的人。可惜莫言们根本就没读懂他的故事。钱钟书在《围城》中入木三分地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表里不一、毫无操守的人。他甚至在小说里怒斥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钱钟书在几十年前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值得引以为鉴的。钱钟书之所以能在治学道路上始终如一，这与他的脚踏实地，不做精致利己主义者是紧密相关的。
季羡林晚年有一本重要著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先生说：“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解释说，现在还是“三十年河西”，但不要忘了，在这之前是“三十年河东”，而且，到了21世纪，又会有大的变化，看来要转向“三十年河东”了。
他声明：“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评价中国文化，必须贬低西方文化。……我只想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他认为西方文化要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形成新的人类文化。
季老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21世纪中华文化的振兴正在不可逆转地到来。然而这个过程还注定的艰难的。封建及殖民文化的残余势力依然很顽固，肃清其影响尚待时日。文化创新依然任重道远。如果我们在文化创新上没有大的成就，就很难实现“30年河东”的转变。文化振兴是历史赋予新时代人的艰巨任务。
莫言们的文学除了骂人就是自嗨而从来不研究学问。玩政治却没有政治胸怀和眼光，单单凭着一己之私的“仇雠之气”进行标签化的描写，还能谈得上什么“文学性”呢？
他们热衷于营造小圈子、追名逐利，颠三倒四地拿“获奖”说事，如此浅薄只会让人笑掉大牙。
对莫言文学，笔者已经做了比较彻底的剖析，暂时告一段落了。且看这场闹剧还能上演出到什么程度吧。
2022年12月24日星期六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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