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物化妇女”的文化基础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应该并举并重

　　“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

　　这句话如果出自一位法学家之口，那我将为他点个赞，也许不止一个；如果出自一位神学家之口，我将诅咒“这个天杀的！”、“出门被车碾三次！”

　　法学家说这句话太对了，倒也未必赞其说话有道理，而是思维有缜密，那么预示着他有可能以其智慧为我们制定理性的法律，既维持我们人类的自然延续，又将人类的公序良俗巧妙的糅合其中。人类的某些行为与公序良俗经常有冲突，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往往是这种冲突由尖锐到逐渐消弥的过程，法学家们特别是伟大的法学家起着巨大作用，在人类恶行兽性与道德良知间进行平衡，充分施展其智慧聪明。

　　神学家说这样的话就不对了，诅咒他“这个天杀的！”、“出门被车碾三次！”算是轻的。神学家的职责就是“解释历史”、“塑造现实”、“构建未来”――虽然其中充满着“唯心主义”，不象法学家们那样“唯物主义”理性，可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确实不能缺了他们，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将人们心中的良善愿望假借神的嘴巴“呼”出来。中国有神论文明并不算发达，不曾有哪个神发出过神喻“你们都是我创造的，胆敢有谁相互买卖，我将让他断子绝孙！”；但是呢中国倡导公序良俗的文化艺术也是很发达的，文化艺术是公认的担负着与宗教相同相似的作用和功能，只是作用大小有别而已――事实上宗教往往借助艺术来呈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这个群体往往自封“灵魂工程师”，当然我是没好话的，称他们为“巫傩”。

　　因此在中国，文学家们我是不得不看高他们的，他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诅咒“这个天杀的！”、“出门被车碾三次！”不算过分吧？

　　2022年除夕一位记者的偶然采访披露了丰县一位母亲的遭遇，此事在网络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母亲生育了八个孩子，如今患有精神疾病，象猪狗一样被铁链锁住，吃冷饭睡破屋，大冬天的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牙齿掉光。政府部门正在调查其中涉嫌拐卖妇女，这位“灵魂工程师”正是这个当口说出这种话，你说他该杀不该杀？

　　大家还记得这首诗吧：

　　【……迎面走来一对男女/手挽着手/女的甜蜜地把头靠在那男的肩上/但是裙子下/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深深地混淆在一起……】

　　他的诗体叫“浅浅体”或者“屎尿体”，去年的今天很是轰动，他出自著名女诗人贾浅浅，有其女必有其父，其父贾平凹的“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也算不输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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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许多事情经常是反着来的，比如刚才所说，本该出自一位理性的法学家之口，他却出自一位神学家或“灵魂工程师”之口，这种阴阳颠倒的事情在中国文化中确实经常所见。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号称“小说家”的自由职业群体，事实上他们的定位“社会活动家”才对――然而中国社会政治也不发达，应该有“社会活动家”这个群体的存在，他又出不了，于是乎“社会活动家”假冒“小说家”、“灵魂工程师”；你说他是“小说家”、“灵魂工程师”吧，他又假冒“法学家”……，总之一切都是反着来。

　　或曰，道先生呀，骂死人也没用呀！文明进步是个漫长过程，急有什么用？于今之计只有靠法学家们的努力。

　　我说：既对，也不全，骂一骂也许管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审，12月24日开始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罕见地收到了社会各界42万余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万余人。征求到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违法成本太小问题待解、引入强制报告制度问题、引入公益诉讼制度问题。

　　相比同期征求意见的其他法律草案，只有几十到数百不等的参与人数，这部草案引起的关注度由此可见一斑，公众将空前高涨的热情倾注至妇女权益保障之中。我看这还不够，于是撰文谈谈我的看法：

　　这三个方面提的确实很对，他是8万余人思索探求的一个节点，但他没有将“妇女权益保障”上升到更高一个层次，上升到铲除“物化妇女”的文化基础这个层次，似有遗憾。虽然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我们今天只是在法制领域开展工作，法制建设和思想建设要有先后，两个工作不能混淆串起来。

　　但是中国是共产党人执政领导的国度，法制建设和思想建设不能脱节太久，脱节太久就没法体现共产党人的伟大，不能体现出共产党人有别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其他党派。这部修订草案不知已经第几版了――从1949年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算起已经第几版了，如果从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算起，类似的版本也许不下十几版吧？

　　然而进步如此缓慢，今天竟还有人辩称“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消亡了！”，竟然还是小说家、文学家、灵魂工程师！！！其中的原因难道不令人深思？我看其中的原因就是过于法律技术化，而耽于文化思想和精神观念的进步。

　　事实上文化思想和精神观念的进步应该先于法律技术，应该引领法律技术的。

　　只有上升到“文化思想”和“精神观念”层面，就能发觉这“三个方面”还有局限，他只局限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事实上他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意识“人的物化”，比如买卖婴幼儿童，买卖婴幼儿童在中国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贩卖妇女，因为婴幼儿童不能言语，更为弱势，更难以自我保护，更需要强势法律的介入；还有买卖人体器官，我十几篇文章，把他称为“恶行中的恶行”。

　　只有上升到这样的层次，不但同等保护了婴幼儿童，保护了生命已逝人格尚在的“人”，事实上“妇女权益保障”也就更为扎实。黄帝说“愚者察异、智者察同”，贩卖婴幼儿童、买卖人体器官与贩卖妇女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就是“人的物化”；就这个意义上看，铲除这个文化基础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应该并举并重，某种意义上应该起着引领作用。事实上也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领导的国度，有这样的执政基础和文化思想资源。

　　之前发表了《不能用贫穷为罪恶开脱，国民性问题不能回避》，今天算是续篇吧。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