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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生代的“中国认同”靠什么?

2022-08-06 14:42:53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克尔白的悬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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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死了。

  《乡愁》又活了。

  去年的11月,陈映真去世。除了一些左翼的有心人发文追悼之外,几乎没有多少主流舆论关注,与如今余光中的死后风光完全是两般景象。

郭纪舟著《七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封面

  “告密者”受吹捧,“左翼斗士”却遭冷落,愤懑!不平!左翼大概多有此感受。但冷静下来一想,这实在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休说区区一介左翼的陈映真如何如何,今年恰逢十月革命百周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如此重要的一场伟大革命的大纪念日,还不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其实,“知道”余光中的绝大多数人,恐怕也就知道一首《乡愁》而已。就好象“知道”徐志摩的绝大多数人,无非也就知道那座虚假的“康桥”罢了。

  当然,《乡愁》要比“康桥”真实得多。那诗确是有真情实感流露其中。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不由让人想起另一首同样出自“国府迁台”后人物的望乡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于右任:《望故乡》)

  现在解读这些诗,总谓之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割不断的血肉亲情”云云。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考虑到这些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让我们直说了吧:这些望乡诗,主要表达的是“dang国”文人们,因对“反攻复国”的幻灭,悲伤绝望,想着从此再也不能踏上大陆的故土,所以才会如此的“恸哭”和心怀“乡愁”。

  不过,余光中毕竟比于右任幸运很多。随着1980年代末两岸从冷战时期的绝对对峙状态下脱离,人员、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趋频繁,凭着《乡愁》在大陆受到莫大“爱戴”——甚至远超其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的余光中,来大陆来得相当勤快,而且名利双收,早已不是那种眼巴巴望着海峡无可奈何的心境了。到如今,不仅有乡愁的能来,没乡愁的的也能来;支持的统一的能来,鼓吹独立的也能来;做方便面生意的能来,逛旅游景点的也能来;寻根祭祖返台后为统一运动作贡献的能来,在大陆猛捞人民币一回去就大骂“zhi那zhu”的也能来......尤其是考虑到在台湾,所谓“本省籍”的不论,“外省籍”的基本都已是在第二代以下,因此,《乡愁》这样的诗本身已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极大的矛盾却是:两岸交流的空前频繁,并没有带来台湾人,特别是年青一代民族认同感的增长,反而是“台独”思潮日渐扩张。

  曹征路先生在他的访台回顾文中提到一个关键点:即一名台湾青年(毫无疑问在思想上是偏左翼的)表示,如果大陆搞社会主义,他愿意做中国人。乍一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在大陆,无论他(她)有多么支持社会主义,反感资本主义,但极少会有人因大陆的变化,便动摇其国家—民族认同,而宣布要去做一个朝鲜人或古巴人。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民族认同不会以大陆实行某种社会制度为大前提——尽管有些右翼人士受到关于“精神美国人”或“精神日本人”的指责时,会辩称那是因为大陆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制度”,但那实在与制度无关,而和财富密切相关。如果送他们到某个腐败混乱的第三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保证是死活不会去的——但台湾的情况就不同了。对于那名台湾青年来说,大陆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决定其国家—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前提。实际上,不仅是台湾的左翼青年,对于偏右翼的台湾青年也是一样,比如他们经常举出的抗拒统一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统一后会失去现制度下的“民主自由”。

  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示?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民族认同,对于台湾民众是一个不言而自在的思想前提;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乡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台政策必须要面对现实。“台独”、“港独”甚嚣尘上,今天有些港台的统派人士,他们宣扬一种种族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爱国心),即之所以出现“台独”,是因为这些人大都是改了名字的“日本鬼子”的后代——台湾大统派郭冠英甚至称“二·二八”时谢雪红、杨克煌组织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二七部队”是“杀害中国人”的“倭寇部队”——之所以出现“港独”,是因为这些人大都是移民香港的“越南猴子”的后代。总之就是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的“中国人”(有时直接简化为“汉民族”)是不会搞独立的。这样的观点严重缺乏阶级视野,以“民族”为超验之物,使得问题完全无从解决——总不见得真来个“留岛不留人”吧——要知道,相比“中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远远短得多。

  过去左翼学者萧喜东讲(大意)“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工农红军的后代。”民族主义者对此一定难以接受,但其根本的历史观点是对的,或许这样表述更准确:“因为我们是工农红军的后代,所以我们才是炎黄子孙。”倒退三百年,一个读圣贤书的汉人,绝对不会认为某个少数民族是自己的“同胞”。不仅如此,在他眼里,这些少数民族不过是“夷狄禽兽”,野蛮的“生番”,稍认点汉字的也就是“熟番”而已,压根不会承认自己与其是同一种族。同样,如果当工农红军建立的政治实体不幸被工农红军的后代败坏,国家像西方希望的那样最终四分五裂,“中华民族”还可能保持现在的意义吗?分裂之后,谁还会彼此相认为“同胞”?以苏联解体为证,乌克兰是古罗斯的发源地,论民族之根要多正统有多正统,可现在如何?还不是分道扬镳?

  此次曹征路在台湾参加关于十月革命的研讨会之际,台湾著名的左翼学者陈信行在其发言中谈到,现在都认为台南是“台独”思想的大本营,但在1980年代他们做农村运动时却发现,当地很多农民的家中都供有蒋介石和陈诚的相片。这就说明,那种认为台南人“天生”就倾向“台独”的观点是非常概念化和主观化的,而一个相对进步的社会运动(土地改革)显然比起单纯的民族主义说教有用得多。联想到在西藏,人们供奉毛主席像,究竟是“废除农奴”运动的结果,还是长期灌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结果?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要做割裂性的解释。完整而准确的观点是:正是因为在西藏实行了进步的社会革命,才使得“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思想具有真实的说服力。所以,即使是在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革命”、“社会制度”这些内容也影响着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更何况是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台湾或香港了。

  目前,大陆关于增强台湾人(尤其是年青人)的国家—民族认同感的策略是什么呢?现在大致可以列出三种——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已将仍在实施但明显失败的“以商促统”模式排除在外。

  第一种是“向回看”,官方一般称之为“传统文化”,我们却愿意使用一个不那么文雅但贴近实质的称呼:“死人路线”。因为这个策略主要是围绕着一批古代死人展开的,特别是孔孟一类的儒家人物。在我们看来,这基本上是官方被两岸的“公知”、“民国范”一流货色忽悠的结果。在这帮人的长年洗脑下,真的相信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鬼话。蒋介石当年为了对抗大陆的革命文化、标榜“正朔”、“汉贼不两立”而虚构出来的把戏,今天大陆精英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多鼓吹“传统文化”就能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语言,对其效用我们表示高度怀疑。

  后两种都属于“向前看”,它试图向台湾民众展示光明的未来图景。其一是宏观式的,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号召,希望台湾人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赶上时代的潮流,避免最后被边缘化的命运;其一是微观式的,以鼓励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发展为号召,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资、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总结一下,“向前看”提供的两种远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逻辑,一种基于资本主义逻辑——惟独没有社会主义。

  基于民族主义逻辑的远景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对于连是否“中国人”都犹豫不决的人,“民族复兴”简直就像是某个遥远星球上的故事。至于被边缘化,就由“小确幸”应付吧。

  基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远景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应该说,比起前一个确实更有吸引力。但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使台湾青年人受到这个远景的感召,蜂拥而至大陆,能有几个成功往上爬的?一定会有少数的资本主义成功者,高等的资本奴隶,但就算这些成功者个个认同了“中华民族”,大量在底下的人呢?而且如果说赚大钱就能提高民族认同,大陆那么多先发亿万财的,怎么会连钱带人地往外国跑?

  台湾社会的问题,台湾年青人的困境,并不是台湾独有的。大陆其实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放眼一望,大半个世界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普遍问题和困境。假如不改变这一点,台湾青年人来大陆和留在台湾,难道会有全然不同的命运?来到大陆,结果问题和困境依然如故。当左翼思想不能及时介入之时,右翼民族主义情绪便会乘虚而入,高喊着“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给他们特殊待遇”之类的口号,本来希望借此提高国家—民族认同感,结果很可能彻底走向反面。

  我们的结论很简单:无须劳驾孔夫子或马云。走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台湾年青人展示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社会主义远景,并热情地号召他(她)们的加入,这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余光中死了。

  “乡愁”死得更早。

  是时候直面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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