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也是全面抗战爆发85周年的日子。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及其胜利经验密切相关，今天泛左阵营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关系、民族主义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纪念抗战、总结抗战胜利经验，不能“空对空”，应当联系当前争论问题，联系当代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
应当说，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共产党及其指挥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党和军队在抗战问题上的政治坚定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也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性和领导权之坚持），没有党和军队在抗战战略、策略选择上的正确性，没有这样一个党、这样一支军队同人民群众的结合，没有党领导下群众主体性之高扬……光靠地主资产阶级，主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及其政治代表蒋介石和他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那么，即使还有苏联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外援，抗战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将重蹈近代以后多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覆辙。
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时，我们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更早之前，即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主席就在1937年7月23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限制和压迫人民群众，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对敌人妥协投降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国民党的路线、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还精辟指出，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这种投降主义“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这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贯穿战争全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无、资两个阶级斗争在民族斗争中的表现，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是这场抗日战争中一切问题的关键。
毛主席、共产党对抗战领导的正确，恰恰可以归为两点：一是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领导权与革命策略性的关系。“托派”主要是在前一个关系上犯了错误，是“左”的倾向；从“左”倾跳到右倾的王明，主要是在后一个关系上犯了错误，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抗毛主席正确路线。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近半世纪来，出于“去革命化”“非毛化”，以及所谓“对台统战”等考虑，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战作用夸大、拔高，缺乏政治高度分析，沉浸于细节甚至“心理分析”，不敢从阶级角度分析其接近于投降的动摇性、顽固性，是为“修正”形态的机会主义认识和做法；另一方面，泛左阵营内部，不加分析照搬抗战路线、方针、策略，甚至照搬抗战时特殊国情的教条主义倾向存在着，使得对于民族主义、统一战线问题产生一些争论，混淆了人们的视听。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民族矛盾也是阶级矛盾，民族斗争归根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采取民族矛盾这一特殊表现形式，不是不可能，但需相当特殊的条件。
侵略的一方是强的帝国主义，被侵略的一方是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这是根本的一点。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论持久战》）这一点就是阶级问题：主要是一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另一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也可以包括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逼不得已才可能参加抗战的，而且在抗战中必然是政治上摇摆、甚至投降一部分的，所以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不是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什么“领导”，而是无产阶级、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党的领导，它政治上的坚定不动摇，包括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毛主席精辟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反观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全面抗战时期，背叛、践踏了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特别在相持阶段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
从马列主义理论发展史看，列宁很早就反对了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解放战争的“左”的论点（1916年），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时代审时度势，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斯大林也很早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东方”（1918年），坚持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总战略的思想。
其他条件还有：强的帝国主义不是采取一般的“温和”的侵略形式，而是采取了直接武装入侵这种最高的或极端的形式。阶级矛盾采取（转化为）民族矛盾这一特殊形式的基本标志，就是外敌的大规模的直接武装入侵。又，直接武装侵略的力量不止到达一国的边疆地带，而且深入到一国的腹地。
拿我国抗战来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主次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但到“七七”事变才能算正式完成；所以，不能指责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红军对内战争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内部阶级战争还出现了一个高潮（“围剿”和反“围剿”，红军的长征）。因为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看，这段时间民族矛盾只是在上升，处在一个逐渐上升的运动过程（量变），还没有成为主要的（质变）。
当然，这个过程中，有远见的党要开始准备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之深入我国内地（腹地）进行侵略已经是能预见的了。
接着，由于强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入侵已经威胁到本国的腹地，那么，不仅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中小资产阶级，连本国统治阶级也成为打击对象（除非投降），借用列宁论革命形势的话说，统治阶级这时候也不能按正常状态生活下去了。在“七七”事变后，日寇的行动已严重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更是使蒋介石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地位无法维持，他和他的阶级、统治集团才被迫实行抗战。
帝国主义试图把一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这不能不引起大资产阶级营垒的分化，分化为投降派和有限抗战派；这种分化既是把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条件吸纳进统一战线的前提，也才意味着可能出现某种接近于所谓“全民族”的暂时的共同政治利益（注意，不是根本的阶级利益趋同！）。这也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的一个条件。
还有一点是时代。资产阶级在上升阶段的一些民族斗争、战争是值得肯定的；但到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深入扩张、瓜分和再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民族”的利益、鼓吹“民族”的斗争已经不能具有任何进步意义了。
举个例子，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由于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所以那个时候其本国统治阶级或说形成中的本国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是有进步意义的，对明治维新总的还是肯定（当做近代资产阶级的比较成功的改革运动来肯定，同时须指出其包含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发端的因素）；但当它“强起来”，特别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它开始谋求东亚乃至世界的霸权，这个时候日帝大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不能不变成主要是反动的一种东西了。
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阶级矛盾“让位”给阶级矛盾的说法不准确。准确说起来，我们讲的民族矛盾只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变形、一种特殊表现，民族矛盾归根到底还是阶级矛盾，因为民族是由阶级组成的，民族是分为剥削、被剥削两部分的。好比说“人民”，对“人民”也必须做阶级分析，里面包括哪些阶级，对立面的“敌人”又包括哪些阶级……等等。
总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我们的主义的活的灵魂。大家可以仔细比较抗战国情与当代国情，真正理解在那种国情条件下毛主席、革命共产党人作出的战略和策略选择，而不是动辄比附、照搬——这样，才有利于认清当今时代国情，解决当今时代对民族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态度问题。
要言之，当今时代基本不存在抗战时期那种国情特殊性，也就无从把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考虑进统一战线；民族主义的现实阶级基础也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只是把民族主义当做上世纪抗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爱国主义的延伸看待，而是应当同时估计到它被大资产阶级所解构、利用的问题，应当估计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及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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