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有一句经典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白求恩，想到了他的那个发自肺腑，却被人有意和无意遗忘掉的论断——“穷人肺结核”。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
为什么说肺结核是“穷病”？
1942年周恩来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延安
二战期间，日本一个被捕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的陈述：
法官问，你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他说，他家是大地主，他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
她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
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
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
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
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
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非要参加共产党呢？
医生反问，（除了共产党以外）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有意愿、有胆识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再来谈一谈和电影《我不是药神》相关的人物——白求恩。
在上世纪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是一心只想救死扶伤，也难免身后骂名滚滚来，因为他们损害西方大资本利益，为穷人分享知识、提供服务和廉价物资。
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今的欧美世界，医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稳”的代名词；医生数量稀少（读医科学校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行医资格证也被人为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收取高额的诊疗费用，在社会体系中维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
如果谁要是打破了这种默契（例如义务出诊、降低出诊费治疗疑难杂症），就要遭到行业“圈子”里无情的嘲弄和打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写了一部报告：《我在胸外科手术中犯过的25个错误》，这是一篇有高度价值的自我批评文章，它能够帮助年轻的外科医生在白求恩的错误和经验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学习医术并且避免错误。
然而，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许多同行，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是向社会“揭同行短”、“败坏医生声誉”，某种意义上还破坏了资深医生带实习医生，门徒、派系/学阀式“口口相传”的不成文规矩。
最终这篇文章没能公开发布。
除了不计较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私利，以真理为标杆，全身心的投入到医疗科学事业。白求恩还义务出诊，派发药品，他深感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医生同行都对穷苦人予以帮助，此外他向政府请求：应当建设各类公立医院和保健机构、承担部分诊疗费、平抑药价。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恶毒的攻讦：在政府和医疗行业，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敌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当成把柄大肆宣扬——一如当今在中国，有些网络媒体就有点得意忘形地不断重复，白求恩是一个薄情无义的花花公子、浪荡阔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他在苏联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广泛地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医院、疗养院和休憩地。详细的了解苏联的医疗制度和保健、劳动保护与疗养体系。
他惊叹于苏联在连年动乱战争，一片废墟还遭受西方经济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还能够普及全民医疗，着力于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控制与消灭诸多疫病的蔓延与疫情。
白求恩确信，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医生面前再也没有穷富之分，医疗能够真正的践行其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沾满铜臭味。即使一个人得了慢性病或者传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疗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
在白求恩和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苏维埃制度所能够控制并消灭的不仅仅是传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穷病”的源头——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妈妈重病，两个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饿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是啊，谁不想活命？电影中的老太太，她想活命，可昂贵的药吃没了房子吃垮了家。这位年轻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须要在重病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当中二选一……都是被逼的，被这……被这不问人命，只问钞票的世道逼的。
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让人活命”、“人能做人”的问题……
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那一段艰苦征程……
说了这么多，我必须说说国内的情况。
研发新药，目的本应该是治病救人，但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资本增殖才是最终目的，于是药品研发的目的就“异化”了，变成了挣钱。利润与生命的冲突和对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跨国药企说，他们研发新药时间跨度长，投入大。
要知道，中国的青蒿素的研发也是如此啊，从1967年立项，到真正出成果，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团队在第一阶段研究了超过2000种中药，发现640种可能有效果，直到最终锁定了青蒿。
但是，中国启动抗疟项目，在初衷上与赚钱丝毫没有关系，真正是为救人的。科研人员肩负的是拯救生命的崇高使命，他们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也不是在金钱的驱使下工作的，只拿那个时代的正常工资。
其次，很多成本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被均摊掉了，无法衡量。比如在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黄花蒿的新鲜叶子在花蕾期含有的青蒿素最丰富，是最适合的原料，于是利用全国范围的科技协作机制，在四川找到了符合制药要求的黄花蒿。这种成本怎么计算呢？
疟疾横行时，致死人数无疑高于白血病的致死人数，青蒿素救的人，肯定不比格列卫救的人少。同样是救命药，同样意义重大，有了社会主义的青蒿素的成功在先，凭什么资本主义的高药价就一定有理？
中国人没有享受青蒿素的专利保护期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进入非洲后，直接把同类药品的价格拉了下来，将无以计数的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屠呦呦证明：不吃人，完全可以救人！
还有，五十年代普遍存在于南方水乡的血吸虫病，并没有成为药企和医生发财的机会，对血吸虫病的治疗，一开始是以极低廉的价格提供的，后来是完全免费的。
请各位脑补主席诗词：
《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共产党的原则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药物就是用来给人治病的，粮食就是给人吃的，不会因为利润的理由拒绝治病救人。
只要能够超出资本主义“利润第一”的狭隘眼光，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会真正技术和知识的主人，让技术和知识为人类自身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会成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工具。
我开始读党史，想从这个党的诞生之初去寻找答案。
然后，我有了太多太多的疑问。
比如，一个只有十二三个代表的大会，一个只有50多人的政党，最小的不到20岁，靠什么克服千难万险聚集到一起？
比如，那些早期代表有的衣食无忧，有的在外国留学，有的身居高位，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抛弃一切干共产？
比如，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各方都有登台亮相的机会，北洋军阀、封建复辟、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比如，这个政党诞生之初没有任何光环，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资历，哪里来的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底气？
比如，这个命运多舛的政党一路面临各种围剿追击，面临各种逃离、掉队、背叛，靠什么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比如，历史始终在观看，人民始终在判断，是什么让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
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遗著《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焦裕禄同志在入党申请书上写过：“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邱少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钱学森回忆道：“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1960年11月9日下午3时许，雷锋的指导员高士祥拿出雷锋的“入党志愿书”，以严肃的口气对他说：“雷锋，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这时，雷锋的双眼愣愣地盯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上，双手颤抖地接过纸页薄薄、蕴涵却无比厚重的志愿书。他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我……终于是个共产党员了……党，就是我的母亲……今后，我坚决听党的话！”
2018年5月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为中共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已经80余岁，为党工作的时间就算是不睡觉，也不会太长了，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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