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论，让我想起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一件事，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电影《末代皇帝》中亦有此情节。）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看仓库的监守自盗，盗完了放一把火把整个仓库烧光，这样谁也查不清哪些是被偷掉的，哪些是被烧掉的。
江洋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杀人灭口，窃国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毁国灭迹。对于紫禁城这一把火，我们是应该责备监守自盗者，还是应该怪溥仪不该打草惊蛇？
在这个历史问题上采取简单的回答无疑是不明智的。就如我们现在很难一口咬定联想的股改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我想说的是，逆取不一定就能顺守。在前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精英们似乎已经懒得去掩饰，他们得以“国有制”代表者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很快掌握国家工业与金融命脉，并利用私有化使其合法化；甚至以国家分裂、动荡，换来了“民主化与市场化”，并且这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
当然，为了给即将被掠夺一空的民众留下一点念想，他们安慰大家说，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可惜，这个美梦从来没有实现过。[参见《苏联官僚政治论稿》]
原因很简单，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管俄国公知们怎么样呼吁赦免“原罪”，但仍无法洗清通过不法手段而起家的资本家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他们更乐于及时行乐或者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因此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就算能够摆脱原因，当资本为少数人垄断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是钱生钱的欺诈游戏，因为这时候资本家不必通过市场交换和生产领域就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赌博生利，那又何必辛苦去做实业呢？而且如果金融受制于少数人，则少数人必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市场和生产就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如果那样，不但民众受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受创更重，市场经济也搞不成。（胡雪岩可为一例。茅盾的《子夜》有详尽的描写）苏联解体多年之后，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他人的敌人。所以敌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昨天的敌人也可能是今天的盟友。如果说刚刚解放的时候，没有经验的第一代能够采取赎买政策，今天的领导者也不一定要采用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而是开放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金融和资本，让资本所有者受到一切劳动者监督，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所用，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所有制”。对资本所有者来说也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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