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灾是如何形成的？
金灾成因：个人认为，盲目的投资拉动需求政策。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建设来拉动生产资料需求增长，要看到这种需求不是源自于生活消费，而是源自于生产资料消费。只有源于居民基础生活需求的消费，才可以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的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导致宏观经济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生产投资与生活消费）二元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库存堆积，库存也是资源转化结果，由此造成资源浪费，投资产出无法得到市场流通得以消费，也就无法实现投入资金的通过市场流通得以回流，由此形成银行不良债务。银行的不良债务对应着的就是经济领域生产主体的库存积压，表现为财务报系统中资产负债表的不良资产。银行为清理不良债务（对应着经济主体的不良资产），运用非法集资工具将不良债务转嫁给社会公众。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金融领域的不良债务，对应着经济领域的不良资产，这种“不良”状态的本质源自于资产状态的凝滞不动，之所以出现资产凝滞，皆因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消费无力导致过剩产能无法通过市场流通，正是这种流通阻滞造成了资产凝滞，而这种经济领域的资产凝滞进一步又表现为金融领域的不良债务。因此经济中的不良资产（或过剩产能）=金融中的不良债务（或不良风险）。
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分藩割据的国企布局中，由金融机构下放的投资资金很快被众国企进行瓜分。计划垄断的金融体制与计划体制产生的国企经济内循环相对应，政府主导的投资通过计划国有经济体制实施投资计划，资金必然进入国企的计划经济内循环。各藩势力只从自身出发牟取投资生产中获利，却无法控制产能过剩，中央缺乏统筹控制国企投资生产的宏观布局（因为国企被分藩家族式关系集团控制），政府主导的投资无法避开投资畸形的陷阱，这种投资结构问题必然导致国企产能过剩，由此而产生国有企业不良债务，这种国企不良债务就表现为国有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相区分，主要指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债务风险。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部门管理下受到婴儿式监管，监管部门对国有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采取不平等的歧视管理（表现为征信垄断差异，银行垄断征信，民间金融公司不让对接征信；利率管控差异，银行管控利率，民间金融公司放纵利率自由），应用非法集资工具向社会转嫁不良债务风险（见《二元结构风险转嫁模型与非法集资工具应用》），由此消弱了社会消费力，造成通货紧缩，使投资与消费结构更加失衡，供需矛盾随之扩大。另一方面，投资拉动下基础原材料资源及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物价上涨，社会自发投资就受通货紧缩抑制，社会自发性投资受到影响，进而又影响到生产与就业，在这种环境下，非国有企业（私营经济主体）不良债务风险加大，逐渐又形成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务，非公有制经济内部循环出现凝滞。非公有制经济与计划公有经济两种循环间不是孤立的，其二元间是相通的，有现为生产要素之间的交互流通。非公有制经济体内循环凝滞也会传导至计划公有经济体内，表现为国有金融机构内部新的不良债务风险扩大。国有金融机构出现的新债务再次通过金融垄断体制下的二元结构再次应用非法集资工具向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转嫁，最终由社会公众承担这种被转嫁的债务损失，又进一步消弱了社会消费力，使宏观经济整体的投资与消费二元间结构失衡加剧。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与产能过剩出现的不良债务，在金融垄断二元结构风险转移模式与非法集资工具应用下就形成危机中的恶性循环，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衡不断加剧，经济与金融危机不断扩大。
08年温总理的4万亿救市计划及07年银监会成立非集联席会议，这就开始形成银行不良债务风险转嫁模式，4万亿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形成国有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由此也就拉开了金灾序幕，步步陷入金融风险转嫁死循环。非集工具应用及二元结构银行不良债务风险转嫁使社会民间资本填入银行坏账，而银行原坏账资金被过剩产能占居，相当于过剩产能占居了社会有效流通资金，实际流通资金减少，造成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反过来又压抑了自发投资。民间资本受到非集打击下的风险转嫁，削弱了社会消费，压抑了自发投资，减少了企业销售利润，国民经济整体活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刺激经济，无疑又将步入08年温家宝实施政府主导的投资救市引发不良债务危机的后辙。
金灾如何解决？关键是用什么处置方案代替国务院737号令。
显然，推出国务院737号令，目的仍然是想继续衍用非法集资工具向民间金融机构转嫁不良债务来清理国有金融机构不良债务风险。这显然还会继续维持过去十多年的经济金融死循环。十余年间银行实际转嫁不良债务风险或超10万亿元(个人粗估)，这10万亿既有政府主导投资造成的过剩产能形成的不良债务占居大部分，这种过剩产能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完成投资回报回收(期限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形成国有企业在国有金融机构中的长期债务，而这种长期债务应用非法集资工具被转嫁到民间金融机构再转嫁给社会公众后影响的却是社会的短期消费与私有经济主体的短期投资，通过这种债务风险转嫁，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与基础建设投资就影响到了社会公众的短期消费，也影响到了私有经济个人的短期投资，宏观经济结构中投资偏重，社会消费端不足，这就是矛盾。如果要达到宏观投资与消费二元结构平衡（供需平衡）就必须将这种过剩产能（对应于不良债务）所占居的社会短期消费力与投资力释放出来（将十余年来风险转嫁影响到社会公众消费与私营投资，将这种被风险转嫁而受困的消费力与投资力释放出来），由社会消费逐渐消化过剩产能。10年转嫁的不良债务可以分批释放于社会形成社会消费力，这就要有一套金融创新的机制和工具来实现。
对于金灾受困的消费资金释放（表现为民间金融活动被非法集资认定后集资资金的清偿返还），国家需要有所作为，提供国家信用来建立债权债务的统一管理和流转机制，让急转提现资金者受损，长持债权者受益，通过控制损益率来保持债转平稳流通和变现。可适当引入非金灾资金进入该机制，对于过剩产能造成的不良债务转嫁给民间金融机构的部分可考虑面向社会发行长期国债来填补，用这种方式来疏通币流阻滞，逐渐释放社会消费力。不能再增发货币刺激消费，不能再大搞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内需，风险转嫁模式持续不变情况下的投资拉动内需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加重，这种政府主导投资不可避免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扩大，非法集资工具应用下的风险转嫁无疑将使宏观投资与消费失衡再资加剧，又将步入08年危机处置的后尘。
过去十多年中，银行为清理不良债务风险，一味地收缩放贷降杠杆，大量设立民间金融机构来承接银行的不良债务企业及其债务风险，然而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和非法集资打击，P2P众多平台公司的突然死亡，造成大量地产烂尾，这也是一种投资偏移，如果强拆，是资源浪费也是一种暴力处置金灾，对社会危害极大。需要政府积极作为，金灾中过剩企业需积极转型。大型国企转型结构调整意义更大。
是否可以考虑将数字货币用于解决金灾？设计数字货币一些特殊功能或建立一个应用模型，来达到债权流转功能。金灾涉及资金量大，将金灾总体债务以虚拟货币形式兑现后再用于投资金灾债券，将金灾债权与其他金融产品通过数字货币形式完全隔离，形成两种相对隔绝的循环流转体制，再建立金灾债权流通循环与其他金融产品交易循环的专门管理通道。金灾债权内部要先流通起来，通过专门通道与外部金融流通产品沟通，控制“金灾债权循环”向“外部债权循环”二者之间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辅以折损率调控二种循环各自内部与二者之间的流转速度与流通量，以折损率来平衡循环体内部与外部的流动。
金灾风险转嫁的资金量=产能过剩量=银行原不良债务=金灾难民受困资金。现在这个资金总量达10万亿（个人粗估），完全是死水，形成堰塞湖，无法形成有效流通。现在需打通这个堰塞湖与主流的融通渠道。但又不能炸坝让湖水一下汇入主流，只能建立可调控的闸道。先要将堰塞湖内部流通起来，然后再建立与外部的连接渠道（支流体系），实现堰塞湖内部与外部主流间的衔接沟通。应用非法集资工具转嫁不良债务风险后，政府主导投资造成的10万亿过剩产能形成的银行不良债务被转嫁出去后虽然不良债务风险没有了，但这种不良债务风险转嫁清理后民间的10万亿的消费资金也没有了，过剩的产能仍然无法消化。反之，如果银行将10万亿暂还于用于社会消费，社会用10万亿消化过剩产能，银行10万亿不良债务又可收回，待银行收回不良债权后，将数字货币加以核消，用数字货币发行的便捷性、低廉性、货币属性管理的灵活性来解决信用流通问题，这样货币就流转起来，商品也流通起来。这是最简单的模型，基于该原理，需要停止非法集资工具应用再搞风险转嫁，需要建立债权债务统一管理机制流转债权，恢复债权流动，盘活经济主体不良资产，消化过剩产能，通过统一的债权管理，应用和发挥数字货币创新功能，以此来消除长年以来金融风险转嫁造成的流通阻滞，调节投资与消费结构平衡，以此来化解金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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