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发生了一起凶案，某校教师姜某直接在被解聘现场一刀捅死了宣读通知的教师王某。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姜某的行为是蓄意的报复，其目标之明确、手段之凶残，必然将承担相应的代价，这是姜某咎由自取。
但是，如果仅仅将其停留在孤立的个案，不继续深究个人背后的原因，必然还会有潜在的姜某在未知的时间未知的地点，目标明确地刺向周边的人。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上海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不得不佩服该校新闻学院在国内传媒界的王者之力，目前除了个别媒体，其余媒体的报道全部隐去了其校名。
姜某简历大体如下：
2000年进入邯郸路的某旦数学系读本科，第一届校长奖得主，这是国内排名第二的数学系；之后于2004年进入Rutgers大学（美国数学排名22）读博；2009-2010进入美国NHI旗下的科研机构，博后；2010-2012进入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统计美国排名前5）；2012-2017苏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非升即走；2017年某旦数学系，非升即走，直至解聘、事发。
其学术成果：
09年一篇发表在统计学顶刊AOS，被引用170次；苏大期间至少5篇一作；17年一篇Stat，独立作者；19年在顶尖review期刊有篇comment，独立作者；当年统计学顶刊Bernoulli一篇，一作；20年一篇EJS，独立作者。
从论文来看，这些文章大多发在业内顶刊，且姜某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其能力应该是有的，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从个人的角度看，回国前就已经离异、脾气不好、人到中年事业不顺又不愿往下走去偏远地区的普通院校或放弃学术，这些都是导致其心理失衡的个人因素。
除了个人因素，背后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这些年国内大学搞的tenure-track（非升即走）制度，让许多“青椒”（青年教师）敢怒不敢言。
所谓非升即走，指的是大学对招来的老师，只签6年合同，到快到期的时候，如果觉得你不行，就无条件让你走人。
当然了，这个“行不行”并不是进来之前就说明了的，标准在中途随时可以会变，考核的方式除了论文数量、还会有教课时长、教师选举团投票等。
这个制度就纯粹是加强版的“末位淘汰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首位留任制”），的的确确学自美国，但比美国那边狠多了。
在那边，除了藤校，其他学校能留下来的是大多数，有的学校甚至会给青椒们留下半年不用承担任何教学行政任务的纯科研时间，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下末位淘汰制，但还算相对正常。
这边就不同了，标准不透明，随时可改，然后三选一、六选一甚至十选一不一而足。这说白了，就是让青椒们相互厮杀，最后留下那个最能拼的“蛊王”，反正博士满街走，学校无论如何都躺赚。
这是大概率看好一个人想要留下他和大概率榨干一个人然后扔掉他的本质区别。
以六选一为例，如果标准是非升即走的六年时间内，要求至少发十篇论文才有资格谈留下，那么最菜的必然会超过5篇，其余大多在7篇上下，按较低的平均每人6篇计算，最终学校收获了36篇论文和一个“蛊王”，至于卷铺盖滚蛋的，和学校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论文、教学、行政，青椒们为了留下，必然会拼命干。焦虑+每晚睡4-5个小时成了大多数人的标配。此外，还得在学校内老人（无论是学术和行政口）面前伏低做小。而这些青椒往往又是一路“天骄”过来的，对于这种一路搓揉往往只能是强忍着，忍无可忍或心态失衡的时候必然就会发生各种大小事故。
早在2016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就有升迁无望的青年讲师当众掌掴院长甘阳——这很难说不是某旦此次事件的预演。
哪怕这样，今年竟然有这么一篇报道《6年引才8000多人，这些青年人为什么钟情于中山大学？》的正面报道。
2018年重大春季工作会议上，该校校长曾说，2015年起，该校共引进各类人才3311人——明显，在2018年后，引进加速了。
去年春，该校书记说，目前学校有专任教师4000多人。
这些专任教师中必然还有半数以上有编制的，剩下的必然是走向三年一聘的所谓“专职科研岗“——没编制，没安家费，没科研启动金，房补和子女入学等福利也没有，连传说中的30万年薪都打了几道折。
更何况，这岗位比例算下来，说白了就是流水似的为学校打工几年，然后滚蛋。这不是割青年博士韭菜是什么？
这也不是孤立的，各家各有绝招，但大同小异。
2018年，武大的非升即走就上了新闻，报道称在第一次“3+3”聘期考核之后，119位教师中只有4人通过评审入编，淘汰率高达97%；事后武大辟谣，没那么狠，首批聘期制讲师为112人，但当期正式申报转固定教职的只有48人，共有6人被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8比1的留任机会，高吗？真的很高吗？
这高校内的市场化竞争搞得真是够可以，相比之下，某些互联网大厂的996末位淘汰制反倒显得还有那么一点人性了。
然后高校内变出现了双轨，一类是某旦冯桑和某法何桑那样的，本来没多少水平，还有诸多卖国言论，但因为入校早，有编制，只要不“触雷”（虽然在网友看来已经不知道触雷多少了），就可以优哉游哉地享受着学校福利等退休；一类是“非升即走”的青椒们，天天往死里干，还得低眉顺气的，最终大多数却逃不脱离开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某旦凶杀案刚一出来，许多人都能猜到姜某是非升即走的“青年研究员”的原因——悲哀的是，他把对这一制度的不满给发泄到了具体负责的学院书记身上。
如果市场化的非升即走得不到改变，必然的，高校的矛盾将逐渐从研究生和导师之间，转向非升即走的新教师和学院/学校领导之间，具体表现为自杀或凶杀。
此前，高校只有本科生有辅导员；近年来，研究生也开始配备辅导员了。辅导员身份也逐渐从本学院保研的脱产半脱产干部，变成了外聘的有相应心理专业能力的研究生或博士生。
可以想见，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很快就会配备思政导师了。
只可惜，所有这些都只是扬汤止沸罢了。
除非，终结社会达尔文主义，终结市场化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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