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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闰土:知识精英与底层劳工关系疏远史

2021-05-31 15:53:53  来源: 必记本   作者:陈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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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陈映芳 转载于:必记本(yxbijiben)

  如果闰土们在绝望地下沉,那么,周家人就不可能真正地出走。社会的命运,取决于所有人对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的自觉。“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陈映芳

  01.1919年的鲁迅与闰土

  “闰土”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因为教材中《少年闰土》一文而广为人知。人们也多知道,他的原型章闰水原是周家一位长工的孩子,因曾被他父亲带来帮活,和周家少爷(鲁迅)成了朋友。

  教辅材料通常会这样解释:这篇文章塑造了一个在鲁迅眼中“聪明、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乡村少年形象。

  “少年闰土”其实是小说《故乡》的删节版——大概为了给孩子们呈现一个正面的乡村儿童的形象,这篇课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正文,裁去了成年后的闰土及其命运。这样,实际上也遮去了作家的时代感受。

  在发表于1921年的《故乡》中,鲁迅讲述了“我”回老家处理掉所有家产,接母亲和家眷,“告别了熟识的老屋”,“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去异地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作者的生活中,这真实的一幕就发生于那之前的1919年。

  “离乡”在鲁迅是早就下定了的决心。旧家族压抑人性的一面,鲁迅在不少作品中有深刻的揭示。

  在《琐记》一文中他还讲到,在老家那个看似亲密,实质封闭,相互间连心肝也了然的熟人圈子中,年少的自己曾怎样为阴险的流言所伤。所以,“好,那么,走罢!”

  “走出去”,摆脱那片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束缚,这是多少年青人的梦想!

  在历经了出去、回来、再出去的一路艰辛之后,人到中年的鲁迅,这一次,终于连根拔起,彻底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此后鲁迅再未回过绍兴)。

  “离乡”其实是“离群”——从个体无从选择的相互缠绕、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抽身而出。那是与家族、村落、乡邻,以及学缘、业缘……各种熟人群体的程度不同的割裂。

  对渴望从传统共同体的压制下获得自由的人,有能力走出去的人,这样的出走,是对一种强制性关系的摆脱,是个体获得新生的机会。

  但是,对留在那儿,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走出去的人来说,这样的被分离,往往也意味着原生纽带的断裂,是命运共同体的解体——这样的遭遇,不啻一种“没有加害者的受伤”。

  在原来的渊源中,周家与章家,虽然属于不同的阶层,却有世代相传的雇佣关系和情谊关系。即使在周家败落后,两家依然保持着往来和牵挂。但这一次,双方都清楚,将会是一种真正的分离。

  在此之前,闰土曾一次次地向周老太太打听鲁迅的归期。他对老东家的离去,内心抱有的是真诚的祝福,还是失望、绝望,甚或怨愤?闰土不言,作者也没有点明。但闰土喊出的那一声“老爷”,给鲁迅带来了内心冲击。这是读者都能够感受到的。显然,那样的相会和分别,对鲁迅和闰土,都有难以承受之重。

  时代大变局中,周氏兄弟有不能不走的理由,为自己、为家庭,或为了国家;而生活重压下的中年闰土的下沉,也是可以料想的命运。

  在从此得以摆脱“族人”、“杨二嫂”、“衍太太”等等的同时,鲁迅的抉择也断割了周家与章家之间的那一丝纽带,将落寞无助的闰土,遗留在了原地。周家母子对故乡的背转身去,对闰土而言,意味着一种“失缘”。相对于闰土的沉默和哀伤,周家最后善意赠送的家具、祭具和柴灰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轻飘。

  闰土无疑是《故乡》的主角,是绍兴老家让鲁迅难以真正放下的那一个牵挂。在《故乡》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周家母子在情谊上的不舍,以及道义上的不忍。

  今天的史学界,对于发生于上世纪初期的这一切,已经有许多分析:当科举制被取缔,中国的读书人及社会精英纷纷离乡和定居城市,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回流乡里的历史渐渐终结。随之,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社会生态恶化。这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阶层趋于破产的重要因素。

  1921年的鲁迅,未必有这样的学术思考。但《故乡》可以被视为鲁迅为正在迅速解体的传统共同体写的一首挽歌。

  作为一个决绝的出走者,他在内心再一次面对了哀伤的闰土,也再一次审视了自己与乡缘共同体切割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绪。

  如果不是内心承受着这样一种重负,鲁迅的社会文化批判,会有多少意义?

  而彼时的闰土,在海边沙地里,为一家人的生计辛苦劳作(现实中的章闰水,因贫因和疾病,于57岁去世)。对于周氏兄弟正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界获得的地位,他或许会有耳闻。

  作为一介农民,从理论上讲,他与鲁迅正在形成亦可称为休戚与共的另一种关系:“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可这种关系是他能理解、接受的吗?是他和他的一群孩子们当时的生存状况最迫切地需要的吗?

  想来,鲁迅的世界,闰土够不着。那个曾经给章家提供生计的周家,已经远远离去。

  02.从鲁迅离乡看现代人口流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离开老家,“到外头去”,已经不再是读书人等少数人的权利和选择。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大潮,将数亿普通人卷入其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

  无数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随之纷纷解体——知青团体,生产队,单位,社区邻里……为了出路,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改变工作和身份,不断地变换生活的场所和环境。

  在这过程中,每个人不断地经受着“分离”——或者自己抽身离去,或者留在原地目送身边人远去。一代人接力一代人的出走,也让越来越多的“故乡”渐渐沦陷而成为“弃地”。

  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曾用“压缩的现代化”,来解释韩国及东亚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亚洲国家将西方国家两个阶段的过程(即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个体化、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压缩成为了一个阶段,由此造成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种种生活危机。

  而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除了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在时空上被高度浓缩化的过程之外,更还有一个国民化程度不足的特殊背景:

  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国家,尚没有建立起一套以所有国民为平等成员的国民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等级化、地域化的身份体系,客观上让向上流动成为许多人改变身份主要方式。加之在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下,城乡间、城市间、地域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差,持续地分化,更助推了人们的流动和迁徙。

  这几十年来,是数亿人不无悲壮的大流动,构筑起了今天的经济局面。地位的流动也可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社会稳定得以维持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机制。但是,公平正义目标的长久飘浮,身份体系、赋权体制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让流动成为望不到终点的常态。“生活”成了一种人人处于“不安”情境下的生存竞争,演化为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地位拼抢。

  难以避免地,对被遗留于弃地的恐惧,对中途被搁浅的担忧,还有对被超越、被淘汰的焦虑,成了无数人的共同情绪。而每个人在人生竞技场上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拼博的无奈,成为一种集体的困境。

  当身份流动、地位竞争不再被视为生活的手段,而成了人生的目标本身,“成功者”或“失败者”这样的“象征身份”,就可能取代人们在现实中的各种“具体身份”,而成为一种特殊的首位身份。这是一种相对的、可以不断翻转的抽象地位。

  因为相对性(相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台阶)和翻转的可能性,人们倾向于逃避现实中所面对的种种身份认同难题,而更愿意认同“胜出者”身份;

  同时,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地位,人的内心深处都可能难以摆脱失败者的自我怀疑;而无论哪一个拼抢目标的受挫,都可能激起他对“对手”及其背后的竞争规则的敌对情绪。

  在社会层面,在以所有人为“想象的对手”的竞争中,亲密关系和私德伦理普遍被工具化——人们需要用心地缔结、维系或激活各种可资利用的人脉关系,并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对价值标准、道德评价等等采取回避的态度。

  而对“失败者”身份的蔑视或不甘,对“难以翻转”的命运的恐惧,还会让人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甚而接受强者支配一切的丛林法则。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而言,这一切看似充满悖论,却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现实的逻辑。这是一种与“身份丧失”、“价值剥夺”相关的社会病。身陷其中者,可能是一个打工者、经商者,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官员、教授。它威胁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在“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地位”,“不能让下一代再吃苦”等等目标后面,人们到底想要什么?

  也许真的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境地,可也许就只想寻找那一个可以让人“安心”、“安全”的安顿下来的地方,是想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获得认同的位置。

  03.如果“闰土”在今天

  历经时代变迁,今天的读书人,没有了“少爷”或“老爷”的身份。今天的农民,早已经纷纷加入到了出走者、流动者的大潮中。

  如果鲁迅在今天,他与闰土会是什么关系?

  假若在1977年前,鲁迅很可能是浙江农村一个投亲插队的知青,一个真的需要闰土教他如何劳作、需要章家照拂他生活的青年。1977年高考恢复,读书人家出身的鲁迅大概率会于78年初离开农村,外出读书。

  假若是在那以后,那么,在绍兴城里和乡下,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将在同一套教育体制下展开考试竞争。如果闰土够努力,他们会成为同一个地区的考生——学历竞争中直接或间接的对手。

  如果周氏兄弟依然早早地去外省、外国读了书,并成功地落脚于北京、上海、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而闰土仍无缘大学,那么,闰土或者会进城打工,或者会就地创业,也可能四处经商。无论如何,进入中年的闰土,一定会努力地将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送进大学,甚至送出国去。

  这期间,有着世代通家之谊的闰土与鲁迅,极可能会保持往来,后者也很可能为他提供种种帮助,助他一步步实现生活的目标(现实中章闰水的后代,也确实与鲁迅后代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关系)。

  可以想象,“闰土”在今天,生活中他可能时时需要求助于身边够得着的干部、老板,或医生、教师。如他遇到受冤受害的事,也可能会找记者、找律师、甚至教会……当然他很可能找到成了大名人的少年朋友鲁迅,请他代为发声喊冤,或请他动用人脉,帮他找到权力人物来介入。

  实在不行,他可能只好强咽下去,也可能横下心来豁出去。每个人都是行动者。

  但是,私人领域之外,今天的“闰土”们与知识精英们,如果在公共社会相遇,又能够结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4.现代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们通常把鲁迅理解为爱憎分明的道义化身。但现实中的闰土们,却不只是抽象的“孺子”,他们一个个都是具体的人。鲁迅也是。

  不同于上世纪初期,今天的普通民众与文化精英,已经身处同一个平面的世界中。尽管有种种阶层间的区隔,但总体而言,他们大多是跻身于同一个教育体制、同一套身份体系中的竞争者。他们同样是国家各种政治、经济运动的动员对象。

  平日里,“闰土”们也会读小说,看电视,听闻天下事,会关注文人们的骂战,也多少了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间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变化。

  当然,他们还会在网上发言,会点赞、打赏,会吐槽、骂人。在公共平台上,他们同样会根据自己的认知,或选择依附权力,或选择相应的价值规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宣泄自己的情绪。

  “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因为对“国家现代化”这一大目标的重要性,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曾经是相互尊崇的两个社会群体。现实中,80年代以来,当面对各种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等,社会各界也曾相互支援,曾形成有被称为“众志成城”的全社会上下同声共气的良好局面。

  特别是当下层民众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时,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司法等领域的专业精英,纷纷担当起了道义声援和权利救济的职责。在有限的公共领域中,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的有机的社会联结,虽然不无艰难,却呈现了令人期待的可能性。

  只是,社会的变动,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结的脆弱性——政治、经济局面的变化,公共领域的被压缩,都可能导致这种联结的再次裂变,甚至导致相互的敌视。这是这个转型中的社会的一种悲剧。

  尤其可悲的是,在看似因为“价值分裂”的言论纷争中,真正具有价值博弈意义的讨论,很少成为舆论中心的重要议题。反而是对不同群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角色伦理的审视,成了论争的焦点:

  是知识人就必得对国家绝对忠诚、无私奉献,是底层民众就应该奋起反抗、推动历史的前进……非如此,则一无价值,必欲教导之、训斥之。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熟悉。它们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纷争中一再被搬出来,是斗争各方共享的文化武器。

  这其中的道德主义的一体化要求,多少包含了不同群体对重建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对建设现代民族/国民国家的愿望。但其中裹挟着的文化暴力,恰与这样的目标诉求相背离。

  对强制性的伦理关系的挣脱,原是人为了获得人格完整性而纷纷出走的深层动机。而依靠道德胁迫维持的共同体,在人格残缺的个体之间,只能是强者的压迫,或相互的残害。

  这样的文化暴力被正当化,多少与传统共同体和现实社会体制中的种种强制性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从近代以来的国民观中发现某些渊源。

  曾经,为了建设现代国家,扮演启蒙导师的知识分子们和政治指导者们,致力于建构种种“新民”观。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政治性道德成为合格的先进国民的首要德性。

  而到了发展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一种国民观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不仅在各种政策安排中,对国家发展、地方经济的有用性,成为每个人获得社会地位、获得差异化的再分配的资格。

  甚至在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中,地位竞争中的失意者,对国家/社会/家庭不能再作什么“贡献”的人,很可能在人们的眼中和自己的心目中,就什么都不是,是“无价值之人”。

  当身份焦虑、价值危机成为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普遍问题,当社会情绪演化为阶层间矛盾,甚至被转化为政治纷争时,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想象中或现实中的“胜出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相互的价值剥夺或地位翻转——

  没有人可以因观念而被判为罪人,也没有人应该被视为“渣”或“蛆”。我们首先需要在观念层面对所有的“人”赋权、赋能。包括知识人在内,我们需要对功利主义的人观作出真正的反思。

  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是相互的承认,是基于公共性的社会联结。

  《故乡》里面的鲁迅,在再一次细细回味闰土的哀伤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忧虑?

  如果闰土们在绝望地下沉,那么,周家人就不可能真正地出走。社会的命运,取决于所有人对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的自觉。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陈映芳,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社会学专业),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人口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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