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床，坐在马桶上看了美国一个叫卢瓦辛格的人发来易中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忽然觉得和于丹一样擅长表演艺术的易中天似乎并不了解什么是共识。
看到这位“汪主席”的铁板朋友一会号召大家使用德文，一会扯到康德，很给谭吉坷德一种“资本家都联合起来了”的感觉。
易中天：我愿意善意地相信，对立双方的绝大多数是真诚而善良的。
谭吉坷德：“血馒头”才是争论的焦点，是不是“血馒头”的问题不解决，再大的善意和共识都没有关系。这就像穿什么衣服同是不是处女没有关系是一个道理。
易中天：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大敌当前，需要齐心协力，至少也不能制造矛盾。
谭吉坷德：是谁在制造矛盾，矛盾的源头在哪里?这些话易中天应该私信给方方，面对公众就是适用主体错误。既然是大敌当前，那么慷慨悲歌的战士和内奸能有什么共识。
易中天：塑造共识不等于和稀泥，对于“中国病毒”和“武汉肺炎”之类的说法就必须坚决反对。
谭吉坷德：坚决反对还谈什么共识，这莫非也是德国或者是康德的逻辑。中国人寻找共识必须要借助德语，这样的共识又是什么味道。
易中天：达成共识，并不等于观点一致。大家都能自由言说，也是共识。
谭吉坷德：直接就说自由民主得了，绕来绕去绕得人头晕。文化的多元性不能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话语权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投射。知识精英霸占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今天，没有话语权的平等，自由言说的平台在哪里。
易中天：外交相信崔天凯，抗疫相信张文宏。
谭吉坷德：外交为什么不能同时相信赵立坚和华春莹，抗疫为什么不能同时相信钟南山和李兰娟。这是在寻找共识还是撕裂共识。
易中天：各说各话，总比互骂脑残好。
谭吉坷德：骂人“极左”在几十年的政治语境中代表什么，易教授应该不会不知道。“方方日记”的汪主席更知道它的重量，这样的的真诚而善良和虚伪有什么区别。
易中天的这番洗地似乎很匆忙，尽管他自己也说这“背后必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被他忽略了。
《方方日记》就是现实版的“河殇”。在人民大众当中，这才是共识。
“河殇”不但是一种政治宣言，是“启蒙派”的旗帜，更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表征和底色。
一个堪称叙事史诗的大事件，一个人民觉醒成为上帝的过程，一个复苏了善良和爱、勇气和正义的中国，一代人的牺牲精神同“方方日记”根本绝缘。这不是因为汪主席的视力有问题，问题在于她的目光投向哪里。所有被“河殇”洗礼的知识精英都有这样的问题。
富兰克林讲：“真话说一半常常就是弥天大谎”。这话用在《方方日记》上很恰当。
近代以来投降主义、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70多年前武汉还有一位著名的“汪主席”，正是这种主流文化和“共识”使前后两位“汪主席”不期而遇。
近几十年成就了“百年西化”的巅峰时代。精英全部西化，传统仅存民间。知识精英面对西方文化建立起了一套坚硬的“朝贡体系”，在骨子里和血脉中早已经换了祖宗。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到哪里寻找共识。
今日的汪主席应该算是几十年来吃得最饱的那个群体，所有的职位和红利并未换来她对体制和社会的任何忠诚。对一曲令人血脉贲张的大合唱砸场子，合唱团的成员当然有理由愤怒。制造戾气，拉低社会情绪引爆点，扭曲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正是汪主席。现在的共识就是合唱团的成员需要一个说法。
中国知识精英最卑劣之处就是一边享受人民供养的高成本，一边作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不但不承担社会责任，还要假借民间和社会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对抗者”内外通吃。这样的人不仅寡廉鲜耻，在道德上也一定没有出路。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阶级仇恨从来都是双向的，汪主席的《软埋》就很好的表现了这种仇恨。地主乡绅和贱民之间哪里有什么共识，前者根本不知道后者原来也要吃饭。如果改革就是为了知识精英们呼吁的世家大族、乡绅、贵族“美丽新世界”的复活，这种共识一定是短命的。
《方方日记》席卷全国的舆情，恰恰是精英堕落撕裂共识的秩序危机。当“公知就是公害”成为共识的时候，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只有秩序解体和重建才能带来新的共识。这次全国战疫人民觉醒的最伟大意义之一，就是结束了中国人民对精英专政的迷信与盲从。
民意滔天就是天意。任何现代政府都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全部过程，寻找到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有效意识形态。易中天现在大谈“共识”，隐隐地给人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天意难违，结果还在博弈中，说结束还太早。
任何既得利益都是改革的产物。中国知识精英一直以西方二手教师爷的身份垄断甚至独霸话语权。他们有足够的“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底气。不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今天，他们的傲慢会不会像几十年来一样一帆风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易中天的“我只想尽快翻篇，回到过去的日子去”，估计会很难。
共识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逻辑。历史注定了精神结构千疮百孔的汪主席和“极左”之间的矛盾冲突既不可调和也无法避免，掀开的只能是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易中天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弄一个“共识”出来，很有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汪主席和她的拥趸们打击反对者的一大利器。在全世界都进入了极大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完全质变的今天，中国最缺乏的正是民族主义的觉醒。当然在这方面和“逆向民族主义”的汪主席们永远也不会有共识。易中天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彦宏的姥姥家，要找出这样的一个共识出来，恐怕也是白费力气。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才是深层次的国家认同。一个在文化上跪着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崛起的。在话语=权力的今天，人们常常感慨为什么我们不能打赢舆论战，为什么美国老是领导话语权，为什么5000年的骄傲被贬斥得一文不值。为什么希拉里说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地控制中国。汪主席和《方方日记》就是最好的答案。
令人欣喜的是那些汪主席眼中的“极左”，那些没有任何心理枷锁的年轻人。他们本身就是一场宏大史诗的参与者，他们对启蒙的传教士们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心理，无论是威胁还是哄骗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这一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敏锐思维面前，文化僵尸们的刁蛮、丑陋、无知一览无遗。这一代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承载着中华民族“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全部希望。
“有人半降国旗是为了悼念逝者，而有人“悼念”逝者，是为了降下红旗。”
易中天要的共识是不存在的，他自己心里也应该清楚。但是这一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各色人等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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