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一种节约互动成本的手段。
一、
有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一种是自己人互动模式,另一种是非自己人互动模式,极端的是敌我互动模式。这两种互动模式的基础不同,目标不同,方式也不同,是两种基础的互动模式,值得讨论。我们先来看自己人的互动。
从互动基础上看,从自己人互动的前提是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因此,这种互动是启发性的,相互补充性的,是以相互理解作为目的的。
从互动方式上看,自己人互动是善意的,是建设性的,是彼此补充对方未阐述前提和预设的。自己人互动是协商式的,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以达到彼此完全理解、合作共赢的目标。
从互动目标来看,自己人互动当然是要共赢的,是互动双方都可以从互动中获益的,至少不应当有任何一方利益受损。自己人互动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与自己人的互动不同,非自己人互动尤其是敌我互动,互动的目标就是打败甚至消灭对方,因此,这种互动的方式就是抓辫子,打棍子,抬杠,吵架,刻意抓住对方讲话中的不完备进行诘问、攻击。敌我之间互动当然是没有认同也完全不信任的,是你死我活的,是零和博弈。
二、
从互动基础看,关键之一是互动双方彼此是否信任。相互信任时,互动双方彼此善意对待对方发出的信号。不信任时,互动双方彼此恶意对待对方发出的信号。
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互动,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互动的对方有问题,互动双方就倾向继续信任对方,低成本互动,互相释放出善意,互动效率就很高。不信任的互动,双方都试图全方位掌握对方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互动双方也不得不将每个环节的信息告之对方,以让对方相信自己的善意。不信任基础上的互动必然是高成本。
相互信任的互动,基于彼此信任,除非有确凿证据互动一方有问题,则互动双方继续彼此信任,互动仍然低成本进行下去。
不信任的互动,互动双方都会怀疑对方的诚实性,会隐瞒关键信息,就会要求对方自证无错,这样的互动,成本就很高。
相互信任的互动,如果其中一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信任这个基础就没有了,就会转化成为不信任的互动。不信任的互动,成本太高,双方都累,经过若干次互动,就可能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姑且相信对方一回,也就可能转化为相互信任的互动。
相互信任的互动基于人性本善的预设。不信任则是基于人性本恶的预设。
三、
师生关系总体来讲是基于认同和基于信任的互动,因为师生之间关系太密切了,互动太多了,如果没有信任,互动成本就会很高。如果师生之间缺少信任,相互当作敌人,这样的教育就一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老师非得全方位自己证明自己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学生非得全方位自己证明自己是勤奋努力的好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就会变得相当高成本。当前大学中普遍存在老师不认真负责和学生不勤奋努力的问题,就有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来对老师和学生进行考核,老师和学生就被这些制度所束缚住了,就不得不认真应付各种规定,反而使得大学师生很难真正去进行科学研究,创新学术。
四、
当前基层治理中同样存在上下级以及国家与基层互动的不同模式。大概有两种互动模式,一种是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基层存在问题,否则就是疑罪从无,对基层仍然信任。另外一种是基层必须自证自己无罪,实际上是疑罪从有。
疑罪从无,基层就敢于放心大胆干事业。疑罪从有,基层做事情越多,越是难以自证清白,因此倾向少干事情。
又因为疑罪从无,基层干部创业中就可能有很多灰色空间、模糊地带,基层干部就可能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因为疑罪从有,基层就不太可能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
国家信任基层干部,采取疑罪从无互动模式,基层普遍出现了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国家肯定不可能坐视不管,互动模式就可能转为疑罪从有。当疑罪从有抑制了基层活力时,国家可能又会倾向采取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
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是查处问题的模式,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疑罪从有的互动模式是防范问题的模式,即使现在没有出现问题,程序瑕疵也是不允许的。
总体来讲,基层治理事务细小琐碎、具有很强的偶发性、权宜性,给基层较大治理自主权,信任基层干部,有助于减少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就是说,基层治理中,国家应当多放活,允许基层治理有较大自主性。基层治理中出现问题不要紧,发现一例查处一例。事后查处比事前预防可能成本要低得多。
当然,如果因为放活,基层治理陷入普遍的混乱,国家就应当进行运动式的治理,对基层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清理。运动治理之后进入常规治理阶段,再重建基于信任的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也就可以继续保持基层治理的活力。
五、
信任是一种节约互动成本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因此本质上是不信任的。缺少信任的互动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成本,基于家庭、社区、朋友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就十分重要。一个社会中,信任越广泛,社会成本就越低,这个社会也就和谐有活力,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是不可能治理有效的。
2021年8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