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编剧汪海林发了这么一段自媒体，我愿意全文给大家读一遍，虽然汪海林没有付我费用，我也没有付他费用，我觉得他这段话也值得读一读，一边读大家一边思考吧，他说：台湾学者王孟源来大陆，王孟源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物理学教授，他说接触到的大陆官员和学者，60岁以上的都亲美，现在基本都支持以色列，还说，我听到北京某顶尖高校教师说，他们学校教师都支持乌克兰，校园内没有一个人支持俄罗斯，汪海林在这地方加了个括弧，说其实，王孟源也片面了，据他所知，那个大学最著名的学者是支持俄罗斯赢的，所以，我大胆估计王孟源所说的这个北京顶尖高校是培养出贺卫方的北京大学，当然我也没向汪海林求证过，北大教授的价值观本来就是龙蛇混杂，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括弧完了。
然后，汪海林接着说：可能在某个圈子是大多数，他们当做全世界，其实他们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却以代表民意自居。西方国家也经常有这种认知，“五眼联盟”加上几个狗腿子，满打满算七八亿人，却把自己当做全世界。汪海林补充，闻一多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一边逃亡一边讽刺国民政府抗日，嘲笑政府自不量力还煽动民粹，这些怨言都是集体午餐时说的，闻一多非常厌恶，以至于不再去集体午餐。在这里我加个备注，其实，那个西南联大，就是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当时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汪海林的这条自媒体的后半段说：我们的知识分子问题很大，我觉得比美国、法国的差很多，比日本的也不如，作为群体，太狭隘太自以为是，更重要一点，总是把赌注压在自己国家输上面。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担心自己国家输，阻止输。咱们这儿，有时在饭局上，就能看见有人迫不及待地希望输，祈祷输。芯片被制裁时，他们乐不可支，不知道他们高兴什么。那一刻，我完全理解了闻一多的感受。
好，上面就是汪海林的这一大段表述，挺好的，有些话就是我想说的话，省着我说了。
不过听了汪海林说到闻一多的事，我倒释然了，原来北京的某些大学教授们自从1930年代抗战时期就已经是这种臭不要脸的德性了，90年前臭不要脸，现在虽然也是臭不要脸，但至少没有比那时候更臭不要脸，看来还是有进步的，所以可喜可贺不是？
我说可喜可贺，真不是说玩笑，我是真心的，因为我现在是看透了所谓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些人眼界低，眼皮子浅，总觉得我们人这一辈子七八十年、八九十年就已经超级漫长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起起伏伏那都是天大的事，但实际上，对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民族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中国这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民族来说，你那点儿事儿，那点儿时间，算个嘛呀？真就是弹指一挥，你把这事儿想通透了，接下来的意思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两年，我也常到各地讲座，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我发现一谈到这事，人们就都急啊，急得不行，说司马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话语权上战胜美国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快要战胜了？
但是，我给出的答案大家其实总是不满意，但又说不出什么，就是场下一片沉默，没人接话了，因为我没有选择说大家想听的话，其实这正是我做自媒体的毛病，做自媒体要想获得更大测览量，就是要学会顺着粉丝说，挠粉丝们的小心脏，他们想听什的就尽量多说什么，但我这人不行，我是真搞不清大家都想听什么，所以只是尽量讲自己想说的。
比如关于上面的这个问题，我真的给不出什么令人激动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获得胜利的时间点，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表面看，好像是观点之争，逻辑之争，是什么爱国和卖国的道义之争，但我现在觉得那都是很肤浅的，因为在本质上的，根子上的是什么呢？我看还是一代、两代，甚至三四代社会人的生理性代谢之争，什么意思？就是谁能比谁更能活着见到未来，用我们东北人的大俗话就是，要死靠下去，看谁能把谁给靠死。
一个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就像王孟源教授说的那些北京的大学教授们的，可以肯定，它只能随着人的生理性死亡而消失，但只要这个人还在，它们就几乎不可能被真正改变，尤其是一个被国家供养着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大学教授，他们怎么可能主动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呢？他们本身就是替别人塑造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你想让当年曾经兴风作浪的公知们，和曾经铁杆追随他们的粉丝们回心转意，我告诉大家，这事儿门儿都没有，就像他们也不可能让我们回心转意一样一样滴。
所以，你说到底，是人大？还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大？还是前面讲的，对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中国这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民族来说，你个人那点儿事儿，那点儿时间算个嘛呀，真是弹指一挥罢了。
所以，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义，错误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最重要的其实是寻求覆盖之道，而不是改变之道，他们的声音大，你的声音就要更大，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声音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道理虽然简单粗暴，但事实也就只能如此。
比如那个之前把毛泽东、毛岸英都诅咒过一遍的茅于轼，现在好像还活着呢吧，他应该是中国公知里年纪最大的，90多岁了，对这种人，其实咱们党也拿人家没办法，能怎么办呢？老嘛喀哧眼都那样了，谁招呼上谁倒霉，惟一的最不坏的办法，就是等着他生理性消亡，社会的现实就这么残酷和市侩，还真拿他没别的办法。
台湾学者王孟源在北京见识到的这乌泱乌泱之多的反华且反共的大学教授们，体制中人们，虽然汪海林还是为大学和体制辩护了几句，但我相信还是王孟源教授接触到的更接近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当然，即使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也没什么用处。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它既首先不是一个思想问题，也首先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生理性的问题，是生和死的问题；其实，自从1990年代末中国有互联网以来，这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博弈就已经开始，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这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分水岭，但是到了今天，正如王孟源所见到的，北京的大学教师们，“60岁以上的都亲美”，也就是说10年前，当他们50岁时也是都亲美，20年前，当他们40岁时也都是亲美，所以接下来，再过10年他们还是不是亲美呢？
当然，只要他们活着，莫说70岁，就是90岁，该亲美还是会亲美----但是，当他们真的从60岁步入70岁以后，其实他们的亲美还是舔美，对中国社会来说基本上就无足轻重了；所以，从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以来，整体性亲美的大规律，和客观性的存量来看，我估计相改变王孟源看到的那种状况，至少还得20年，也就是要等现在40岁的大学老师们成长到他们60岁时，情况或许会有本质的改变，而即使10年之后，即等现在50岁的大学老师们，熬到60岁时，基本不会有任何改变。
【文/司马平邦，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司马平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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