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关于农村合作社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即使排除一些“空壳”合作社，真正的合作社虽然能够支持村民共同前进，但对合作社带头人的要求太高了，除非带头人在分配中捞取大份，否则很难具有推广意义。
老田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显著位置上的孤立个体，忽视了背后群众的力量。在农业和农村这种资源相对贫乏的环境中，脱离大多数人支持的个体成功，是极低概率事件。只有建立起带头人和群众之间内在利益的一致性，激发出群众的集体协作精神及相关制度条件，才能降低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实现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要真正建立起集体协作的意识，需要走出长期教育和宣传体系所灌输的个体主义视野，回归并践行基于群众路线的想象力。
社员在群众大会上举手表决
清华大学高研所严海蓉在“扶贫与集体经济”主题之下，分享了她长期的农村调研收获，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揭示出，在农村这种人均资源贫乏且农业资源具有整体性的环境中间，如果没有集体协作的支持，村民会在自发的贫富分化规则作用下，大部分陷入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会落入贫困状态。
近些年的扶贫确有成绩，短期逆转了分田之后——富裕村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领先而贫困家庭被越拉越远——的状况，但是，如果缺乏生产与生活方面改变弱势地位的支撑力量，两极分化趋势还是会继续起作用的。
透过案例分享，严海蓉找到了合作社内部的集体理性（村民对市场经营环节的普遍参与和监督）以及领导权的作用（自下而上的主动支持）；反过来，能人捞大份的“假合作社”及其分配方式，对立于村民，这就没有集体理性与领导权的加持，会带来经营的不稳定和巨大风险，但是，却垄断性地获得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大笔资金，这也当然会加速农村社会分化。
2014年开始实施扶贫攻坚计划之后最低收入组的农民家庭，收入增速开始赶上高收入组别 |图片来源：严海蓉讲座PPT
很有趣的是，有大量弹幕提问和评论认为，真正的合作社虽然能够支持村民的共同前进，但带头人不捞大份，这个无私太难了，要求太高了，甚至还认为这违背人性等等。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些受过长程教育同时没有实践经验的青年人的认知中，似乎合作社的成绩只能够理解为带头人的能耐和成绩，村民群体是贡献近零的纯粹得益者，因此，领头人不捞大份，相当于单向的利益输送，是贡献与收益不匹配，所以不具有推广价值。
这样的理解方式，思考中间就出现了很严重的单向度思维（或称二极管思维，只看到一个孤立的片面），观察和思考的盲点表现为：只看到显著位置上的孤立个人，相当于是在“管理三要素”中间，只看得见管理主体，眼里没有了管理客体（被管理者）和管理方法的位置。（三要素是指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方法。主体对应“领导者”，客体对应“群众”。）
有人提到今日大学教育，是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说法得到很多人的接受与认可。很显然，在大学扩招之后，如果缺乏拼爹的条件，许多人毕业即失业，不要说找到精致利己主义的实施机会，连一份具有基本尊严与稳定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显然，不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会蜕变成那个惹人憎恶的样子的。但毫无疑问，今日大学教育在教书育人方式上或者教材教法中，存在着某种扭曲或者重大遗漏，以至于出现大学生“认知有缺”的状况——在整个的管理体系中间只看得见管理者少数的作用。
管理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职业性的事务，而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般性处境，大范围协作是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生产境况，即便是各种自由职业者也往往需要透过市场与谈判等方式，去联系各种利害关系人；而人们在各种生产组织中间进行协作，总会以最为关键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模式去处理分工协作问题。
而对于管理体系与体制的理解，则是人们把握自身处境与组织环境的最关键想象力起点。现代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例如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及其知识积累，都以这个一般性的背景为起点和归属——即便是社会学这种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体系之外探索的学问，也充满着“科层化气质”（米尔斯语，管理在大型组织内部往往按照职能划分科室和按层级划分管理层次，也称之为科层）。
一
大学教育输灌的观察视野缺陷与
片面化的想象力
听严海蓉讲扶贫与集体经济，很多弹幕提问和评论都体现了大学精致利己主义者生产线上被格式化的价值观缺陷——居然把合作社领导想象为一个光凭个人能力就能够成事的领头人。
从这样一种基于绝对化个体作用的理解出发，就说对带头人的要求太高了，太难了，不符合人性等等。在这个想象力的背后，显然是把合作事业的成功视为领头人的个体能耐乃至于个体理性的成果。应该说，在农业和农村这种资源相对贫乏的环境中间，脱离大多数人支持的个体成功，是极低概率事件。
如果仅仅从管理三要素出发，不利于呈现时间与过程的先后顺序，在这里，可以借用道格拉斯·诺斯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呈现多个方面的利益不同与经营限制条件。
他认为制度变迁所蕴含的潜在收益有可能被（政治）企业家看到，然后企业家就致力于推动社会或者制度变革，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会遭遇到推力或者阻力的作用。为了顺利实现制度变迁，这些企业家会致力于组建第一行动集团（也即领头人）做各种推动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宣传等；然后，会逐步争取到更多人的跟随和支持，这是第二行动集团（也即群众）的出场，如果第二行动集团足够广泛和强大，就能够与第一行动集团联手形成推力，并克服阻力，最后实现制度变迁。
温铁军曾经说过：制度变迁多是统治阶级推动的，然后他们也往往把制度变迁产生的制度红利归于自己。温教授的观察当然是有道理的，同时也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一类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有可能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制度红利能够以企业管理或者私人产品的方式承载，然后，才有可能透过市场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外部性（红利）的内部化过程。
显然，如果遭遇到一种外部性无法内部化，或者实现内部化的成本过高，那么，这一类制度变迁的努力，可能在统治阶级那儿就不会被重视了。
对于外部性内部化而言，如果外部人获得的正收益，能够以较低成本汇集到创业者手里——例如由一个生产中心对外提供产品或者服务，那么，此种变革的社会效益提升，就能够以私人产品的方式在市场上实现，还可以在公司化的生产模式之下完成。反过来，在农业土地不可移动，生产还有受到季节性制约的前提下，外部性的内部化过程，实现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种把农业合作社的成功，视为带头人个体能耐的想象力，就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只看到了第一行动集团的决定性作用，无视第二行动集团的跟随与协作。结合温铁军的看法，显然，这样的观察视野，在遭遇到外部性难于内部化的同类问题时，就会出现那种悲观和消极无为的观点。
这样一种存在着巨大盲点的理解方式，作为想象农村现实的出发点，就看不到一个合作体系的成功，其基本要点到底在哪里。
图片来源：严海蓉讲座PPT
严海蓉在讲座中间提到三个合作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村支书老李联合五户出资50万，另外向银行贷款400万，然后获得了门槛条件，得到省里配套的600万资金；这样的成套机械规模，需要搭配5万亩土地的耕作规模，才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效益；这个模式之下，是很难得到村民的主动协作的——因为利益分化与对立真实存在，除非存在着垄断地位或者别的优势。
即便是有垄断地位和优势，管理与协调的成本也不会低，管理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协作体系的不稳定性，他们五户如果达不到平衡收支的最低盈利规模，利息与折旧负担，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包括破产的风险。
显然，这是得不到第二行动集团主动支持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单方面经营努力，但是，其运作始终受到大多数人可能的不配合威胁，其维持仅仅依赖于管理成本支付水平，大于离心力量，如果真实管理成本超过天花板（这很可能发生）肯定要陷入崩溃。
能人捞大份的收益分配模式，排斥大多数人的公平收益，这肯定得不到多数人的主动拥护，会由此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和高门槛的管理。在这里，第一行动集团与第二行动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不一致，得不到第二行动集团的主动跟随和支持，所以管理成本与风险都上升了很多。
显然，1980年代开始由学教育内化的价值观，能够接受和理解支书老李的做法，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方向上，依然存在着观察的盲点，可能会无视能人与大多数人的契约关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经营风险。
严海蓉老师还讲到一个案例，一个资本下乡项目因为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主动支持，冲突和矛盾积累过多之后，发生了农作物的哄抢事件，结果不得不雇保安公司巡逻，这个不好的案例从反面揭示出观察的盲点所在——对于潜在风险的无视也未能进行恰当地预先管理。
二
农业合作的内在逻辑与
降低管理成本的路径
反过来，基于公平分配的集体协作，干部作为第一行动集团（带头者），前期投入稍多并需要产生足够可信的引领作用，获得群众信任与跟随，但是，在第二行动集团——群众跟上之后，协作的稳定性与风险就会下降很多，同时因为利益内在的一致性，能够获得自下而上的主动支持，协调利益方面的难度会小很多，需要的管理成本也会相应下降。
在兴旺村的案例中间，村民透过规模耕作与共同进入市场，在生产成本节约与销售价格谈判地位方面，都有提升，会产生正的收益，这会有利于集体利益的推进，并反过来巩固共同体。然后，因为不存在利益对立，整个合作社的经营过程都可以公开透明，邀请村民广泛参与和监督，领头人只得到极少的货币补偿。而在这里，两个行动集团的内在利益一致，给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提供了基础，经营的稳定性由获得合作收益的村民自下而上的支持来保证。
图片来源：严海蓉讲座PPT
与此类似，曾经的国企是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支柱，其经营成果是国家财政和积累的后盾，在1980-90年代也陷入普遍化的经营困难，内在原因何在，并没有展开认真细致的分析。与改开的政治需要相关，这被主流经济学简单地解读为国企体制不活，无从激励其干部职工的努力，缺乏内生能力，所以没有在市场上生存的能力。
但是，相反的案例大量存在，对照性最为强烈的案例，可能是一个集体村庄以国企旧体制盘活破产国企，并做成村内支柱产业的事迹。
1970年代末期，湖北洪湖市棉纺总厂创办，在1990年代后期陷入破产边缘，主管副市长被职工包围在厂俱乐部17小时，各种矛盾激化。市里面求助于集体经济组织洪林村，村支书叶昌保在租赁市棉纺总厂的时候，在职工大会上公开保证“三不变”（身份、级别和退休）和“三不少”（工资、奖金和福利），恢复老式的国企管理模式，结果成功了。此前，被改开塑造的干群不平等和离心离德，反而使得工厂亏损近乎破产，无法经营下去。
叶昌保的努力方向，是把员工的集体理性与主动协作精神，重新激发出来，同时，也把集体协作网络需要的精神条件与制度支持也一一恢复。然后，不仅恢复了老厂的活力，还以此为支撑点，实现了产能的成倍扩张，做成了村里的支柱产业。这个典型的案例说明，并不是国企体制存在着内在缺陷，而是各种经营运作过程中间存在问题，从而带来了障碍点。对于纺纱行业而言，属于过度竞争行业，价格补偿水平低，改开一开始，就很重视对于高管和技术人员的过高激励工资，阻断了劳动者从前参与管理与监督的通道，这显著瓦解了共同体的精神状况与集体协作主动性，最后导致工厂无法生存。
反过来，恢复了干群平等和尊重劳动者的管理模式，就得到了劳动者的拥护。同时，只要是叶昌保自己带头不捞大份，其他人也没办法有怨言，这就能够稳定住技术与管理骨干，从而在一个低价格补偿水平行业站住脚，并逆着市场不利趋势，获得产能扩张机会。从而，也避免了管理与技术骨干自己的失业与改行——回归从零开始的一大笔机会损失。
而市棉纺织厂经历过破产边缘的状况，长期领不到工资，应该说，这对于管理与技术骨干群体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再教育过程。应该能够看清楚作为改革措施的“少数人捞大份”的反理性隐患——瓦解工厂的协作精神之后，劳动者成为难于管理与激励的不合作者了，而管理与技术骨干本身的命运，则有跟随企业生存能力消失而滑落的可能。
这样，第一行动集团开始有了与劳动者妥协的自觉，再加上叶昌保的引领作用，终于找回了集体协作要求的精神条件。
2009年有近百名大学生（高校的“三农社团”的寒假调查）到访洪林村，叶昌保特意从市人大会议上请假，赶回来与大家见面，介绍村集体的经验。在说完租赁棉纺总厂的经验时，很多学生递纸条严厉追问：“对工人保证过多，如果工人不努力干活怎么办？”叶昌保很激动地站起来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捂热了。”
老田当时坐在叶昌保书记边上，近距离感受到他本人的激动情绪外发，还目睹着下面群情汹汹的一屋子不满意，深切感受到了两个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尖锐对立。在大学生们看来，如果干部没有恰当的手段去逼迫劳动者多干活，那不是放羊了吗？而在叶昌保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得到充分尊重和关怀之后，还会依然保持着无动于衷和继续低投入，这样的人他没有见过，甚至不相信会有。
洪林村叶昌保把破产国企成功经营为村集体支柱产业，是具有认识论价值的类型学经验，而这些，恰好是学校教育所遮蔽和无视的，由此，形成了彼此的充分不理解。
很显然，如果资源不够分，无法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从而激发他们的门槛水平的认可与接受，集中激励少数人的恶果就无法遮蔽，短期内就会爆发出来，从而瓦解体制运作的基础逻辑。凡属低价格补偿水平的行业，其合作成功首先依赖于第二行动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主动协作，没有这个基础，靠第一行动集团自身的能耐是不可能有效的。
叶昌保所坚持并成功的经验，恰好是新时代大学教育想要刻意颠覆与遮蔽的内容，双方在这形成巨大的隔膜。这个类型学的经验，恰好和农村与农业协作的限制条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农村与农业中间的成功协作，即便看起来是第一行动集团的努力很重要——特别是初始阶段的创造性努力与无私贡献，但是，其事业的稳定运营和成功协作的基础，始终在于第二行动集团的主动合作意愿的高低，没有这个支撑点的决定性作用，第一行动集团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
因此，干部们在开始阶段的无私与奉献精神，都在于吸引第二行动集团的信任和跟进，提升其主动协作的意愿，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起步。左文学在塘约村的努力，后续如果没有村民的主动支持，他成功不了。反过来，塘约村的大幅度改进本身，才是左文学事业成功的起点（不管这个成功是否能够体现为多捞钱），在同类型的制约条件之下，是第二行动集团较高的主动协作意愿，才成为第一行动集团的事业基础。
应该说，左文学他们在塘约村起步阶段面临着的风险与困难，在集体协作的意识形态被持续颠覆与瓦解的时代，在村民已经充分实现原子化的时代，是一个极高成本的第一次推动力，而且还是村干部集体来主动承担的，这些本身都构成限制条件。
这部分启动阶段的高投入，也是由今日宏观的精神状况以及此种精神状况塑造的村民原子化现状所决定的，合作事业现在比从前是更加困难了，需要的初始动力也会相应地大很多，所以，塘约村的努力都还不太好复制。
但是，村民原子化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困难越多，潜在的改进幅度就越大，改进后获得的正收益也更为可观。针对这样的实际需要，问题不仅在于干部缺乏进取心，同时群众身上的不足也很明显，这些都有待于改变。如果合作重新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那么，他们要获得潜在改进的收益，初始投入就会小很多，这方面也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影响。
三
精致利己主义教育的缺陷与盲点所在
听众之所以出现单向度思维，在讲座期间的弹幕上高频次提出那样的问题与疑问，显属是在学校学习进程中间，被潜在地输灌了一种绝对化个人的理念。即便是在大范围协作中间，也只看重或者只看得到突出人物的个体理性与个体能力的作用，看不到个体局限——特别是个体对立于大多数带来的管理方法困境——不管是市场交易模式还是别的谈判协调方式，都意味着：与大多数人利益不一致肯定会带来协调难度提升。
也就是说，管理者的工作难度，始终与利益不一致程度是反比例关系，利益对抗越大，管理起来的难度越大，不稳定性越高，由此产生的经营风险也越大。
与此同时，因为单向度思维局限于仅仅肯定管理者的能耐，而对于管理者能耐的成长条件也会无视，这里也会形成扭曲。
实际上，不管是管理经验这种特殊的管理人力资本，还是技术熟练体现的技术人力资本积累，都是个体在集体的分工协作中间，在特定岗位上学习并逐步掌握的。这些表现为管理经验与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看起来是在个人身上实现和承载的，但是，脱离了集体协作与分工过程，这些资本既无从产生也无法逐步积累起来。甚至，即便一个人有了多年的经验和相当熟练程度，在旧有的生产体系垮台之后，也不会同样有用。
个体理性的实现与有效，都是内在于集体理性过程与集体生产网络的功能性积累。而大学教育输灌的观察视野中间，致命的盲点是出现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把个体抽离集体之后去绝对突出出来，从而颠倒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应该说，个体内在于集体协作过程，个人理性的成长依赖于分工协作与集体理性程序，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运作逻辑。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只有在企业这个局部的集体理性，而没有全社会的集体理性，是一个属于基本矛盾的缺陷。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方针，在中国的出现和形成，并逐步内化为大学生产线上主导性的格式化模板，是对中国革命和毛时代进行否定的结果。
因为，中国此前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组织与集体协作都是在中国革命进程和革命后公有制生产体系中间，被人们所熟悉和体验到的。结果在告别革命时期，一种缺乏历史感的过火批判，就上升到狠批集体协作网络所必需的集体理性要求了，这在反面召唤出对前现代的绝对化个体的扭曲想象力。
回顾最近四十年来的变化，在集体协作网络中间，只肯定管理者一个方面的偏颇，最初为人们所熟知，是人民日报提出的“大锅饭养懒汉”宣传口径，然后，就成功地构建了“积极的干部”与“消极的群众”这个对照性的想象力，甚至，此后类似的文章写法，在证据材料选择和结论推导过程中间，都会显著地“突出领导英明”，而群众就下降为生产要素的效率因素——最理想状态下也只剩下“士卒用命”的客体化表现。
而杜润生主导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个是中特主流经济学权威人士的孵化基地——中间，一些名家开始设计政策论证的理论模型，其中林毅夫的影响最大，他把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数量多少，视为干部监督投入多少的函数。如果做认真的引证，林教授应该如实承认，他是在沿袭胡绩伟（当时人日主编）的想象力，后者才是真正的原创思想来源。
以“大锅饭养懒汉”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得到的部分结果如上图。透过检索，还有点意外发现：这个宣传口径是接续邓X小平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提出来的——在胡绩伟的原创性思想之前，邓X平对他有过启迪。而据《胡乔木传》记载，给邓X平起草这份讲话稿的人士，则有胡乔木和于光远、林涧青等人，初稿很长，还使用了尖锐的论战语言，所以被邓X平否决。由此可见，这样的宣传口径最后出台，是“设计师指明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资深高管提出“创造性宣传口径”，实现了政治与业务的完美结合。
从这个对照看，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方针以及相应的想象力，内化为一种世界观，就社会公众所见，是从宣扬“大锅饭养懒汉”开始的。这个片面性的想象力构建了“积极的管理者”与“消极的劳动者”的对照，然后，就把集体理性程序与集体协作效益，唯一地理解为干部强制劳动者多干活的权力大小，以及干部是否有机会捞大份（这联系着合理运用权力的意愿），潜在地会与个体的成功与当上等人的愿望隐秘结合起来。
结果，就会扭曲或者虚假地构建一个由少数人个体支撑集体理性与效率的想象力，为此也当然地肯定了少数人捞大份的正当性。然后，还决定性地无视了基于利益对立带来的管理与协调困境——此后要求第二行动集团的合作，就需要付出高得多的管理成本，还需要冒协作不稳定带来的高风险。
大学教育输灌的价值观和视野盲点，是看不到第二行动集团对于合作化事业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过高估价了第一行动集团的实际作用，还无视了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成本对于第二行动集团支持度的依赖性。
这个片面的想象力，绝对突出个人，无视作为管理基础的群众，更不认真思考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本质上反对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关的集体理性要求的过分倒退。对于这些人来说，群众路线什么的没啥用，至多是用来装门面的，或者是要求精英们牺牲自己地位与利益然后自上而下去恩赐给群众的，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与起点。
在改革早期，整整一代意识形态高管，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两头真”（李普语，即革命前和革命后是真的自己，革命年代特别是毛时代他们的个体表现是假的或者错误的）。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存在着经验上的单一性——只有革命队伍内部的经历和毛时代的生活经验，缺乏对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性对照和理解。他们主导下各种绝对突出管理者个人的原初本意，也只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干群之间的政治经济平等），但潜在地走向了反集体，一同颠覆了社会化大生产必需的有组织协作与集体理性程序。
后来，跟随新时代早期的偏颇宣传口径，学界有些人又用力过猛，结果，在官学两界联手塑造的新时代精神中间，就在观察视野中间不恰当地删去了管理对象与管理方法的地位，丧失了关联分析与全局性观察视野。在经过学习内化了这样的理解方式之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独角英雄耸立在反现实的想象力中间。
那一代学人太聪明了，也非常成功，例如林毅夫周其仁等名家，到现在还是学界笼罩性的权威，这就使得后人要超越那些有内在缺陷的分析框架，难度也是大大地增加了。结果，我们今日在结束高校学习进程之后，对于我们赖以存身的管理体系的想象力，就遗留了过多的盲点与缺陷，从而在做人做事的时候，一样会出现不周全的偏差。
在管理三要素中间，忽视了管理对象以及管理方法，相当于是“三缺二”。此种扭曲的看世界的片面性，应该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教育体系所内化的价值观——只看得到个体看不到集体。从这种想象力出发，文革后最初三届大学毕业生被人称之为“新三届神话”，其中一些人在政商学各界迅速获得领导岗位，自己有了组织内部的主导权之后，就往往本能地塑造了广受诟病的小圈子统治——塑造过分狭隘的小圈子作为工作凭借的第一行动集团，同时不再重视圈外的第二行动集团的利益和意愿。
通常，各种反对集体与权力的想象力，最后会止步于无政府主义那种批判一切的姿态，但是，近四十年来潜在的反集体理性潮流，最终止步于绝对肯定少数人的作用，并由此催生了“小圈子统治”，这倒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状况，因为此种状况确属罕见，也往往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在小圈子统治之外，即便是人们处于受排斥状态，工作上也往往陷入高投入低产出，还动辄得咎，如果不从集体协作的需要出发，经过集体理性程序，也往往难于给出对各种小圈子统治的合理批判。
没有厚实根基的批判往往会泡沫化，一种在想象力上只肯定少数人的批判，应该说，是与小圈子统治具有内在的逻辑同构关系，其潜在批判目标往往陷入从圈外到圈内的位置互换，这就不足以吸引大多数人的参与热情和共同努力。要么反过来，彻底走向无政府主义去否定一切权力本身，这因为缺乏可行性，也肯定难于收效。
所以，在小圈子统治和普遍化的社会中间，有希望的批判需要奠基于现代社会的集体理性程序与分工协作要求，打开把第一行动集团视为唯一支撑点的偏颇说教局限。然后，才能够结合第二行动集团的需要与集体理性地位，去构建一种相对开放和理性的新体系。
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居于高位的人士，来创造和引导合理的新体系，但是，如果他们本身就陷入现存不合理结构和既得利益纠缠，那他们的创造性就难于期待了，所以，还是得我们从第二行动集团的视角，对第一行动集团垄断一切价值生产的扭曲想象力，给予合理批判，从而构建新的想象力空间。
如果能够真的构建出基于第二行动集团支持的牢固领导权来，那说不定能够跟毛教员那一批老革命那样，在人民支持下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把历史推向快速的进步。目前看来，这条路能够走通的可能性很小，务实的做法是搞一场新民主主义的大改良——对小圈子统治的封建化现实进行纠偏，给现有的社会体系输入集体理性程序，从而也部分地求得自己的解放。而解放的第一步，总是要实现让思想冲破牢笼。
四
需要重建领导权与集体理性的必要视野
其实，叶昌保、王宏斌等人所处理的问题，跟毛教员革命遭遇到的初始限制条件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那就什么都干不成。在革命年代，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和有组织支持，才是最为关键的努力方向。
这个观察视野与基于群众路线的想象力，恰好是自下而上地想象现代社会运作的另外一个思考维度，在这个思考维度里，孤立的个体英雄当然作用有限。但是，在知识或者智慧的成长方面，这个维度确是对只观察和承认“管理主体”单向度思维的对症之药。
在南街村参观，看到村办公楼的门厅里，就有一块大匾——“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和廉洁以获得群众信任，这才有了共同努力一起干事情的可能性。对于王宏斌和叶昌保来说，领导权是第二行动集团自下而上授予的，这毫无疑问，所以，争取第二行动集团的跟随也是他们的主要努力方向，他们从不认为集体事业是基于个体能耐，或者少数人就能够自上而下拖动大伙儿服从的。
其实，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建设和赖以成事，也不一定需要以村集体经济的方式来体现，当然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来承载，会达到较高的理性化水平。在目前的合作社新潮中间，真正基于群众领导权而实现的普遍合作案例非常少，山西某地倒是有一个真合作社，是基于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
其领头人Z原本是一个小学代课老师，她1998年从开展技术培训起步，经过数次失败和波折，后来从组织跳广场舞的文化建设起步，得到乡亲们的拥护之后，着手改进环境卫生和村内修路，然后逐步引导农民逐步引入有机生产，逐步改变生产与生活的不合理之处。Z和一些骨干，学历最高也不过是高中生，但是，许多年勤勤恳恳，不怕嘲讽和打击，不断地深入农民家庭做工作，最后获得农民的信任，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在农村和农民的原子化背景之下，得到农民自下而上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开辟出一块合作事业，部分地改进了农民自己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合作社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雇佣的县城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山西某个真合作社经营过程中间的“事”与“理”（右图的理，是到访学者的总结）
至于那些骨干自己，充其量拿到县城下层白领的月收入水平，可能收到的大部分报酬是心理报酬——他们帮助了农民，然后得到了农民的尊重与感激，积累了小地方的社会声望。很显然，即便是那种难于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事务，也隐含着殷切的合作要求与协作效率，Z多年来在故乡深耕熟蓐，以他们的努力逐步帮助农民摆脱了生产与生活的孤立状态，逐步走上多方面合作与合理化道路。他们的努力整个儿都处在权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逻辑空白之处，这中间才是蕴含着真正的知识创新。正如孟子所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 尽心上》）
她们努力所揭示的人民需要及其被满足的逻辑，才算是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事业的真知，也是对陈旧的知识与管理想象力局限的破局与拓展。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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