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对国家的抗疫政策一直都持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现行体制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这一点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和否认防疫工作中存在过的缺点和错误，如“过度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粗暴乃至违法手段给民众生活、生命和基本权益造成的侵害。前一段时间人们的不满情绪大多数也出于此原因。不能把这些表达不满情绪，提出放松管控，保障自身合法合理诉求的人统统划归“躺平派”，甚至斥为“躺狗”，跟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混为一谈。
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出于对科学和事实的尊重（如奥密克戎毒性减轻），一部分是出于情绪宣泄和自身利益的考量，一部分则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焦虑”，受“阴谋论”和极端民族主义鼓噪的结果。
当然，也不能因为现在“放开”了，就像前期不允许人们对“过度防疫”造成的次生灾害提出批评那样，禁止人们对有关部门在未做好充分预案和准备之前，从“严防死守”180度地转向仓促“放开”，这种“逃跑主义”的急拐弯给民众心理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剧烈冲击提出质疑和批评。如果这样，不啻于否认了“放开”的必要性合理性。这跟“躺平派”完全否认前期“清零”合理性必要性，都是站不住脚的。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推出与实施，只有经受住实践和公众舆论的双重检验，才能拿到“合格证”。以我的理解，这就叫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曾经是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的“法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清零派”与“放开派”之间的互相指责和攻讦，除了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丝毫无助于解除正在因“阳性”激增给民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带来的威胁。
“无论对于人为的灾难，还是大自然的灾难，人都是命定的受害者；有时候人是无辜的，有时候则是咎由自取。人的虚妄和无知注定了它必须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同时只有在灾难面前，人才能够迫使自己冷静下来，重新检视或反省自身的“不当”行为。这也是人性可以克服弱点不断趋近完善的必然途径。人对死亡的天生恐惧，使每个人面对这种检视无可回避。这种“检视”或反省，即可以个体的方式，亦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作为民族国家，检视其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战略中存在的某些“传染源”，使我们既能够避免因“影响的焦虑”而产生的某种现代性冲动，又能将自身的发展恰当地融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从而找到一条更加符合本民族生存伦理的路径。从短期来看，这使将国家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行为帮助民众从灾难的死亡和恐惧之下摆脱出来，而从长远看，我们将可以借此及时矫正或完善以往的发展战略乃至政治制度，获得一次难得的集体疗救的机会。”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十年前“非典”期间我写的《我们时代的恐慌》一文，现在读来似乎并不过时。
在一场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生死存亡的严峻公共危机面前，任何“政治正确”都是苍白乏力的。无论你持何种立场，属于何种身份、群体、阶层或阶级，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同样拥有获得“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打工人，有产者和无产者，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将处于同一种境遇。即使在更多时候，命运对每个人并不公平公正。
我知道，当我说出这些话时，很可能会遭到来自右边和左边的攻击。但事关生死，无关左右，我没有权利沉默。
2022年12月17日匆就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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