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可谓面面俱到，更像是一项具体工作安排。这也契合今年一号文件的定位：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
这其中，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之一。应该说，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匹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其中的核心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目前，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格局已经确立起来，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了。一些适应现代社会的治理方法，如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和精细化服务，各地都有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在稳步推进。面对基层负担重的现实，村级治理清单制、“一张表”制度等措施，也在探索。
可以说，乡村治理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其实效性却有待增强。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一些服务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举措，很可能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形成难点。比如，有些地方不顾实际推广网格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反而让村干部陷入形式主义事务中，无法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群众的实质性需求没有办法有效回应。而乡村治理工作的“悬浮化”，又反过来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其中，农民生活方式转型伴随着不少社会危机。比如，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现象在多个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部分地区还因黄、赌、毒、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泛滥而影响社会秩序。凡此种种，都极大增加了基层治理难度。农村生活方式危机并不是由某项政策不完善导致的结果，也不是某个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新旧社会系统衔接不畅，旧有的生活系统已经瓦解，但新的生活系统却未能完全建立起来，从而导致一些地方人民生活的无所适从。
比如，最近社会广泛关注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是人口拐卖等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中基层治理不力等聚合而成的事件。历史遗留问题有其形成的社会土壤，和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及治理形态有关。从基层治理实践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长期的社会建设才能完成，但一些突出的违法违规现象，有充分的政策工具可供使用，基层没有漠视的理由。
因此，乡村治理工作重点还要从平安建设入手，及时治理危及社会安全稳定的问题。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这说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地区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此也一直在强力干预。近些年来，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取得胜利，农村社会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后平安建设的重点可能是，如何有效回应历史遗留问题，为农村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实现顺利转型，是乡村治理最根本的指向。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应该说是触及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本。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中，核心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主动成为社会新风尚的主导力量。并且，只有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深入群众中去，德治和法治才能切实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治理的重点确实不是完成上级交办的行政任务，而是组织和动员群众，让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作者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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