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网上提到八十年代，特别提到那时出现的几种文化现象，一个是朦胧诗，一个是星星画展，还有一个是自然、社会、人摄影展。与此相联系的是油印的刊物《今天》。这几样当年的很时兴的文化现象，我好像都有那么一点接触，也仅仅是有那么一点而已。
对于当时已经过了三十岁的我，和比我们更年轻的二十五、六岁，甚至二十二、三岁的人相比，说多少有点代沟也不算过分。当然，当我看到朦胧诗的某些诗句时，心里也确实有过一点奇异的触动。例如有这样一句诗：“雨点，一失足就跌落到地上。”原诗是不是这样写的，我记不清楚了，但大意没有错。但这样的触动不过也就是稍纵即逝，至于那些当年风云一时的朦胧诗人们，他们的主要作品我今天完全没有印象。北岛和舒婷的诗，当年看不懂，现在依然看不懂。顾城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确实红极一时。我甚至不怀疑，当年被这诗句打动的青年人，今天回忆起来，一定仍然会让自己的心脏跳动得动静会稍微大一些。
不过，今天回忆起当年的这种文化现象，我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八十年代到今天也就刚刚过了四十年，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来说，仍然还是不够长。
从感官印象上看，八十年代的这些文化现象，对于当时的青年一代来说，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如果说，在此之前的那十年时期，国内的文化领域就像是一片荒漠，当然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绿色，但毕竟是太少了。那么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确实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新鲜感。至于对于此前时期的所谓荒漠一说是不是准确，似乎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在文化方面的感受确实有一种荒凉之感。因此，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新现象，对年轻一代的心灵冲击应该说还是很大的。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文化现象与后来出现的流行歌曲的热潮也有某种相关之处。在此之前的那个时代的音乐与歌曲也都是铿锵有力有余，而柔情温婉不足。所以不再铿锵的音乐与歌曲一旦出现的时候，人们的心灵似乎也很容易被打动。同时出现的伤痕文学后来似乎也加入了进来，形成一股新潮的文学艺术现象。
朦胧诗、新潮音乐、绘画、摄影以及文学等品种纷纷登场之后，后来到底火热了多久，似乎没有精确地计算和统计。或者随着八十年代的那一拨年轻人逐渐长大、成熟，他们关注的热点和兴趣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毕竟年轻时代所关注的东西，随着他们走进社会，走进更为实际的生活，要让他们的关注点总是一成不变，是不太现实的。而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要让他们跟比他们稍微年长的一代人具有同样的兴趣的关注的热点，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于是，八十年代那一批新潮的文化现象终究是要退潮而去的。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王朔的小说开始登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也曾惊艳一时。然而，到了今天，这些作品所能产生的影响还有多少余音，也很难说得清楚。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些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主要是出于作者个人的立场与经历。这样的立场与经历有可能引起同时代人们心灵中的共鸣，而对于更早的人们，以及后来的人们，这样的共鸣可能就不那么明显和清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艺术不可能没有个人的立场与经历，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的感悟与喟叹。然而，有些东西可能延续得更久远一些，影响的人群可能更广一些，而有的东西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当年，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就不是只在少数年龄段的人中传播着。虽然今天的四十岁或者五十岁以下的人们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共鸣，但那样的共鸣，一定会涵盖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更为年长的人群。
从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中的风云人物，可能都是太过于自我了。顾城杀妻，而他的诗歌到今天仍然有那么一批拥趸，我至今也无法理解。他杀妻时，是不是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现在没有医学方面的证明。或许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许没有。如果他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么他的杀妻行为就是一种犯罪。但是现在他的那些拥趸们似乎从来不提这件事，似乎他杀妻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即使发生过，也不是他的错，更谈不上是一种犯罪了。一个犯了杀人罪的人，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热爱他的诗句，我不理解。李云迪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谅解，那么顾城杀妻的事件之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没有尊重被杀害者的生命?没有谴责杀人者的凶残?
或许，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其在精神层面上总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动荡。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动荡发生的过程中，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然而这些动荡以及动荡中的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诞的东西，最终都会得到冲洗。人们的生活与人们的精神总会回归到一个新的秩序范围之中。
今天六十多岁或者更年长的人们当中，肯定有一大批人会怀念八十年代。这样的怀念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同样对这个年代，也需要有一些更为清醒的反省。正如人们在成长中一样，有进步，也有荒谬，进步在延续着，荒谬也在不断地得到清醒的反思（reflection）。一个民族的成长，同样也需要经历这样的历程。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