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医治香港病
韩德强 2014/12/5
最近，就如何看待“占中运动”，《环球时报》连发两篇犀利的社论。12月2日，发文《如果香港社会能容忍乱，内地何需急》;次日，又发文《从“占中”到绝食是“勇敢的破罐子破摔”》。这两篇社论似乎不简单是《环球时报》的看法，而是反映了高层一部分人的看法：香港，乱去吧!只要不脱离《基本法》，慢慢乱。别以为香港拉屎，内地一定会来擦屁股!自作孽，不可恕。香港各派听清了!别以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挟洋自重，与中国大陆对抗。由着这帮孩子们胡闹，香港衰败了，是你们咎由自取!好自为之吧。
这种看法，似乎还真有点泱泱大国的风度。香港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加工贸易的功能，香港早就丧失。转口贸易的功能，也已不复重要。金融中心的功能，北、上、广、深，都在跃跃欲试加以取代，也正在取代。这是全球化的时代，无论香港乱还是不乱，只要香港的地价、房价、工价不回落，香港的衰落都是注定的事。乱，只是加速衰落而已。想要延缓衰落吗?想要扭转局面吗?离开大陆，怎么可能?
不是不想管香港的事。但是，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港人治港。港人各派，有美国支持者，有英国支持者，有台湾支持者，当然，也有大陆支持者，还有普世价值的信仰者，基督教的信仰者，劳工运动的信仰者，等等，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事件的看法和处理，各自以为是，互不相让，就是香港之民主政治。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报纸，更是煽风点火，吸引眼球，放大分歧。如此，各种各样的“占中运动”，《环球时报》所谓的“街头恶性政治”，势必会此起彼伏，而且难以处理。这种局面，却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在《基本法》的框架内。中央政府只能听之任之。
我想，这大概就是《环球时报》社论的内在逻辑吧。
能够如此坦率地、不遮掩地表明高层看法，体现了双重自信。第一层是对中国实力和前景的自信，第二层是对自身认识和处理问题能力的自信。但却没有体现出习近平希望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为何?如果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意味着有能力引导香港的舆论走向，有能力协调香港的各政治派系。既不需要出动驻港部队(大棒政策)，也不需要对香港事务大包大揽(胡萝卜政策)，而是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靠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不是民主的思想，用不多的人力、财力，就可以引导、转化、提升香港，将香港从一个走向动乱的自由港，变成走向繁荣稳定的和谐港。
怎么可能?《环球时报》的评论员一定急了。中央政府经营香港久矣，所费心思多矣，所给优惠厚矣，但是，香港社会不是心向大陆，而是离心离德。目前，不但香港港独倾向滋长蔓延，更冒出了借香港发力，颠覆中央政权的“占中运动”。即便“占中运动”暂时结束，但是，香港民意进步离弃大陆，却是不得不警惕的事。可以说，“占中运动”的爆发并不算什么问题，但是，香港政治各派在运动过程中的表演才令人心寒。一句话，大陆多年影响、控制香港政治的努力宣告失败。这才有抛弃香港的社论：《如果香港社会能容忍乱，内地何需急》。
承认失败，已经不容易。这是《环球时报》社论之所以犀利，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然而，只有检讨失败，才能将坏事真正变成好事。才能重新出发。相反，承认失败，但拒绝检讨失败，把责任都推到“港人治港”的方针上，让香港“就这样”慢慢乱下去，不是出路。
再说，香港真成了“街头恶性政治”的发源地，内地能免疫吗?要知道，内地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全具备感染“街头恶性政治”病的条件。那时候，大陆还能置身事外，冷眼向洋，眼看着香港的慢性动乱?所以，香港的慢乱化，还需要认真对待。
检讨失败，首先要检讨历届对港政府的基本思想有没有问题。大体可以判断，内地对香港的政策过于重视胡萝卜和大棒，不注意收拾民心。钱给得再多，军队的风纪再好，香港民心被自由主义思潮所控制，视中央政府为强加的专政政治力量，就收拾不了。什么叫“街头恶性政治”?不就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吗?《环球时报》社评发明“街头恶性政治”一词，回避自由民主政治的实质，就不得民心的要害。因此，或者顺应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争取民心问题上无所作为，守着“一国两制”的框架，一筹莫展。或者激活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引导、转化香港民众的政治观念，配合以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方有可能调解香港的派系斗争，逐渐赢得香港民心，疗救香港的慢性动乱。
所谓激活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也可以说，就是将大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充分展示出来。共产党是闹革命上来的，革命思想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极端。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四五运动”到“六四”运动，期间一脉相承的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再强调继续革命了，但是，那只是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左翼极端，退回到了一般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遇到“六四”学运，说理说不清，只好开枪了事。唯一有效的说理是，“稳定压倒一切”。殊不知，这个理，恰恰是回归了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核心理念。这个理，是与革命思想完全相反的理，是镇压有理，而不是造反有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接近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理念。但是，仍然不明白，当希望执政党一党长期执政下去时，这个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任何受过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人来看，这种一党长期执政的想法都属于反民主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守主义天然错误吗?其实，保守主义也有其系统、完整的可说之理，而且，显然比自由主义要成熟得多，历史悠久得多，经得起考验得多。即使在美国和英国一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也是十分活跃的。美国、英国的保守派也都是政治的主流派系之一。当前，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十分活跃，吸引了大批青年人舍生忘死投身战场，这是什么力量?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还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显然，属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范畴。
所以，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有着广泛的谱系，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完全有能力影响香港社会的政治思潮走向。为什么中央政府此前的努力常常显得被动、苍白呢?就是因为不懂得激活这一政治思潮。
当习近平出席国际儒学联合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政治思潮的走向上，选择了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儒家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民族的土生土长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政治自觉，是与一党长期执政追求相一致的政治自觉。遗憾的是，无论是党内理论界，还是社会上的学术界，或者受革命思想影响，或者受一般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影响，都没有能读懂这个政治信号的重大意义。
《环球时报》社论，在态度上属于政治保守主义，一派居高临下训斥小孩子的气势，但是，在学理上，可能还不明确自己的思想属性，更缺乏系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训练。正如邓小平，其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也是矛盾的。政治态度上属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上却是从革命思想演变而来，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敬畏三分。所以，面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泛滥的香港，社论作者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至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社论作者恐怕也很含糊，不知道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所以，到了该补上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课的时候了。
谈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可能真懂的人不会太多。正如谈到为人民服务思想，现在真懂、真会的人也很少。然而，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动了真格，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程度大幅上升。如果不用游行也能解决问题，何必用游行?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自己清理门户，“街头恶性政治”就难以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注重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主动地解决问题。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则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自律，只相信他律，只相信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因此，对治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根本方案，就是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有此根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劝说、引导“占中三子”们，“扭着他们的耳朵送他们回家”。这就是四两拔千斤的治本之策。
“成为好政府”，这是扶正气。“扭着他们的耳朵送他们回家”，这是祛邪气。中医治病，扶正祛邪，香港的慢乱症才能慢慢消褪。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中央政府只能在特首任命上有影响力、否决权。香港政府不是中央政府可以一手任命、安排的，香港议会、法院都发挥着分权制衡的作用，绝不是清一色的。在内地，中央政府可以大力度反腐败，改善民生，在香港，这个过程必须民主化、法治化，从而受到诸多掣肘，步履艰难。在内地，可以一声令下，定调子，删帖子，控制舆论。在香港现行格局内，这也不可能。如此，病人不承认你这个医生，不肯吃药，甚至没有给药的途径，你怎样才能对症下药，扶正祛邪呢?
这就是考验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时候了，考验以德治国思想的时候了。昔者，孔子布衣出仕，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中都风气大变。今者，有驻港部队为后盾，有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引导舆论的阵地，有中央政策一放一收为奖惩，如果配合以有德有才之士协调上下内外，不出五年时间，实现香港政心、民心的主流转向大陆，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球时报》评论员可能会嘲笑，举世腐败之下，这样的有德有才之士哪里去找?退一步说，万一有，还找到了，为什么不能放在中央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呢?
儒家传统相信，礼失求诸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每个时代总会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之士，能够践之履之，成圣成贤。当今中国，反腐败之所以能够狂飚突进，就是因为在党内出现了这样一些自觉担当天下责任的人士。放眼四望，这样的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都不乏其人，只是限于体制的约束，不能放开手脚，发挥作用而已。
现在，都准备抛弃香港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试一试呢?打破常规，组建一个贤人团，去引导香港事务。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成功了，既可以拯救香港，又可以为中央政府储备人才，为中央政府积累一国两制下以德治国的经验，还可以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党心民心，使大陆民意进一步团结凝聚，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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