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三夜说不完的血泪帐，1946年《倾倒苦水的大会》让1200万东北农民觉醒，用门板扛出百万雄师

　　时间是1946年7月；

　　地点在东北解放区下的一个农村；

　　贫苦百姓在人民政府县长的主持下，召开了“倾倒苦水的大会”，对曾经的日伪区长、汉奸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清算。

　　这是1946年东北解放区无数场“倾倒苦水的大会”中的一场。

　　——东北土改初期：政权认同困境与反动势力的反扑——

　　1946年，我党我军在东北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势。

　　政权认同困境。在曾被日伪统治14年的东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在光复后占了一个中央政权的名份，“正统观念”浓厚的群众更为认同；

　　相比之下，我党初期曾被认为是“外来者”，有人质问过咱们的工作队：“你们能待多久？中央军来了怎么办”，他们担心“变天”后被报复，不但不敢举报恶霸地主，甚至还有偷偷退还分到的土地。

　　军事压力加剧了治理困难。1946年初，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约为3比1，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且国军拥有大量重武器和较好机动性，我军则主要依赖步枪和少量轻武器；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中长铁路干线，我解放区被这些交通线分割，相互之间联系困难；

　　反动势力的反扑导致根据地工作难以开展。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当地地主组建“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比如，国民党收编的伪满军官姜鹏飞纠结土匪5000人，突袭农会干部，一个月内杀害200余人；

　　不止如此，像“家理教”“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在当时农村盛行，它们威胁当地农民，声称“谁敢分地，天打雷劈”。

　　种种因素之下，东北地区土改初期的动员困难重重。

　　在当时，我们既要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又要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还要重建底层民众对人民政权的认同，可谓是艰难万分。

　　—— 从土地政策到群众动员：我党如何突破东北土改困境？ ——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政策措施：

　　1、制定土地政策，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巩固了解放区；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度，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方式，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彻底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

　　2、深入发动群众，解决初期土改中“明分暗不分”“地主势力未倒”等“夹生饭”问题。

　　重新分配土地：清查地主隐瞒的“黑地”，调整分配不公的土地；

　　打击封建势力：发动群众“三挖”（挖封建根、匪根、特务根），消灭地主武装和反动组织；

　　培养农民骨干：通过诉苦会、斗争会等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由贫雇农主导的农会和自卫武装；

　　落实“地到手、粮到口、人到房、马到圈”的“四到”目标，保证农民实际掌握生产资料，消除后顾之忧；

　　3、扎根基层，重塑群众认同，完善基层治理网络，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四同”工作法密切干群关系，干部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建立信任关系，消除农民对“变天”的恐惧；

　　以启蒙教育促进解放区政权组织建设，通过“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引导农民控诉地主压迫，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形成基层治理网络；

　　4、团结多数，稳定社会。

　　保护中农利益，《五四指示》强调“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规定分配时需“团结中农”，避免扩大打击面；

　　限制极端化清算，针对部分地区滥杀地主、侵犯工商业者的问题，中央明确“不可将农村斗争方法用于城市工商业”，并允许地主保留相当于贫农标准的土地维持生计。

　　5、军事与土改结合，保护土改成果。

　　东北民主联军在剿匪的同时，掩护土改工作队下乡，将剿匪与分地同步推进；

　　动员农民参军支前，分到土地的农民为保护胜利果实，以“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为口号，大量参军。

　　6、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应对复杂的形势。

　　在敌强我弱地区，采取先分浮财、后分土地的“先抢后分”策略，迅速激发群众积极性，后期再逐步规范；

　　针对春荒缺粮，组织农民向地主“查粮、借粮”，分配青苗解决燃眉之急，巩固群众支持。

　　最终，东北土改在两年内彻底摧毁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的生存条件直接得到改善；1200万农民分得土地，农业生产恢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广大农民成为人民新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不止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东北野战军从1945年的10万人跃升至1948年的100万，战斗力和凝聚力也得到了极大增强，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底层士兵也因家乡土改，经常出现战场倒戈起义的事件；

　　我党凝聚了民心，农民阶级觉悟觉醒，农会成为农村权力机构，稳定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增强了农村动员能力，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的人民群众动员模式，以及全民支前网络，为保卫土改果实，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前，修桥运粮甚至拆下自家门板支援前线。

　　—— 诗歌记录历史，见证农民觉醒——

　　《倾倒苦水的大会》就是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培养农民骨干、以启蒙教育、阶级教育等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让后面的女人有个地方站，叫小孩们不要啼哭，卖烟卷儿的不要叫喊”，这是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的广泛参与；

　　过去在反动统治下，妇女们没有地位，常常被忽视，饱受封建旧制度的压迫；人民新政权建立后，妇女地位提升了，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她们也能站在前面了，去控诉旧制度的罪行；

　　斗争的对象有“抓劳工逼死七条命的伪区长”“儿子改名叫化中旧日郎的大汉奸”……这些人是反动势力的代表，在日伪时期常以征粮、抓劳工的名义盘剥农民，贫苦农民因此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

　　不光如此，这些人自己改名以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化中旧日郎”就是其当汉奸的铁证，这还不算，这些汉奸还配合日寇实行文化殖民，妄图从精神、语言上异化我国人民。

　　汉奸的罪行在倾倒苦水的大会上被彻底揭发，它们的罪行“三天说不完，还有第四天”，有的是时间慢慢清算。

　　如果说在过去，贫苦民众对这些人的罪行最多只能背后议论，现在“乡亲们，只管往下讲，一肚子苦水尽管往外倒”，不单是已经到了非倒不可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现在有了人民政权的支持。

　　“台上有县长做主，不怕那家伙向谁瞪眼”，这是人民新政权对贫苦民众的保护和承诺，消除农民对“变天”的顾虑和恐惧，人民新政权是为了人民谋利益，有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土改果实不被抢夺，让人民群众不要害怕反动派的报复。

　　作者在诗中这样写道：“不要惊讶这些质朴的人们突然学会了不绝的雄辩，丰富大伙语言的是长期的痛苦与灾难”。

　　平时沉默的农民，不是不会说话，是以前不敢说，也没处说，现在他们通过启蒙教育、阶级教育，理解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辛苦劳动的农民养活了地主，反过来却被地主压迫。

　　觉醒了的贫苦农民，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雄辩地艺术，只需要将这些年来的苦难、血泪讲出来，不用任何的修饰就能比任何“雄辩”都有理有力。

　　真实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能击碎一切虚伪与谎言的力量。这些旧时代的反动势力，将要被人民群众觉醒了的力量完全打倒，彻底清算。

　　《倾倒苦水的大会》记录了贫苦大众翻身的瞬间，那些长凳上坐着或站着的身影，那些“三天说不完，还有第四天”的血泪控诉，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贫苦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觉醒的他们将要迸发出足以改天换地的能量，驱除残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和制度，掀掉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开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由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