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曾经发动的经济战，都异常精彩。
蒋经国上海打虎
如果由你来治理国家，当有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民不聊生中获取暴利，你应该怎么去制止这种行为？
很多人认为，只要铁面无私的打击奸商，对物资实行限价，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不服者，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一定是执法者贪腐了，只需要换一个更铁面的执法者就行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为14亿元，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钞票放在一起，把政府和民间手中的钱全拿走，最多最多就只有14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相比抗战之初膨胀了397倍。
货币超发这么多，物资反而只能由西南一隅供应，而且在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物价不涨那才叫见鬼呢。
八年间，重庆物价指数暴涨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暴跌至战前的万分之五，士兵工资能达到的实际生活水平仅为战前的5%，公务人员为9%。
相反，红军根据地的物价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扎根于农村，吃穿等物资征收和前线供应更有保障。
红军穷是穷了点，但穷在钢铁和武器，红军士兵的吃穿住行，比国军士兵居然还要强，而且强很多。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历史，相关的史料研究文章很多。
论搞经济，当时的白区远远不如红区。
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不顾国统区经济已千疮百孔的事实，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全面内战。
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再超发法币也没办法给国民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了，因为这玩意没人用了。
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
每300万法币可以兑换1元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这五角钱的金圆券，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值钱的。
为推广金圆券，国民政府规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当时民间谣传，政府有特殊机器，可以查出藏在墙缝里的黄金和银元，到时会直接没收，吓得百姓纷纷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拿到银行兑换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在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要推广金圆券，就必须要给民众物价稳定的预期，如果物价继续飞涨，那民众宁可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也不会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交出来的。
所以物价必须冻结，这是重中之重。
但实际上，任何经济学家和商业精英都可以轻易的看出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政府不可能遏制住超发货币的欲望，冻结物价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金圆券改革前许多人上书蒋介石反对这件事，蒋介石本人也知道成功概率近乎于零。
但超发的法币已经没有民众认账了，前线即将崩溃，如果再没有财政拨款，大败亏输只在瞬间。
而如果能巧立另外一个名目取得民众信任，那还能通过超发货币再募集一波钱，给前方进行最后一次输血。
如果打输了，那就输了呗，反正如果不这么干肯定输。
但如果打赢了，那一切就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金圆券改革势在必行，不行也得行。
而要获取民众信任，就必须要冻结物价，这是核心前提，而且要迅速取信于民，前线拖不起了。
所以蒋介石派出了亲儿子蒋经国去办这件事，太子出马，违者杀无赦。
当然，出发前蒋介石没有告诉儿子所有的规划和想法，只让他去上海打击奸商，稳定物价。
这种为国为民的好事，一腔热血的蒋经国最喜欢干了，蒋介石也算人尽其用。
刚到上海，蒋经国就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里面写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穿着朴素的蒋经国，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接待上访的商户和群众，举报一个查处一个，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老虎都照打不误。
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上海大量的著名富豪和企业家都被蒋经国给抓起来了，包括鼎鼎大名的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被捕入狱。
一些冥顽不灵的小富豪，被蒋经国直接下令枪毙。
在这样的恐怖威慑下，所有人都害怕了，上海的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去银行兑换金圆券，刘鸿生说：
“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卓有成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地区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占到全国总兑换额的64%。
这些真金白银，给国民政府又续了几个月的命。
杀红了眼的蒋经国，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给抓了，这可是真正的大老虎。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展露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通晓全国局势的杜月笙，根本就没去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上海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到：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扬子公司是当时全上海囤积物资最多的公司，但这家公司是孔令侃的，他是孔祥熙的儿子，是宋美龄的外甥，孔氏家族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这一下子，把蒋经国给架到了火上烤。
但头铁的蒋经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扬子公司给封了，还要严惩孔令侃。
这下可捅了天了。
几天后，宋美龄亲自来上海说情，但蒋经国拒不接受，坚持要查办扬子公司，把宋美龄气的满脸煞白，直接打电话找了蒋介石。
10月，蒋介石从炮火连天的前线直飞上海，把蒋经国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
于是扬子公司的所有货物，就成了已经在政府进行登记过的合法商品，2家跟进杨子案的报纸被查封，此事不了了之。
杨子案查不下去，自然也没脸抓杜维屏，于是杜月笙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就带儿子回家了。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特别督导专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上海打虎彻底失败。
很多人认为上海打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蒋经国碰到了孔氏家族，打虎打到自己身上自然打不下去，手腕不够铁，所以失败了。
这种论断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眼光实在太浅了。
国民政府是独裁政权，知道什么叫独裁么？独裁的意思就是所有权利归于一人。
任何威胁到独裁政权的人，都会被杀掉，哪怕是亲兄弟都要杀。
孔氏家族再亲，血缘关系比得上亲兄弟么？屠掉孔氏根本眼都不会眨一下。
不敢动孔氏家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孔氏家族在为蒋氏政权而奋战，从后方源源不断的为前线输血。
动了孔氏，所有的铁杆都会心寒，整个蒋氏独裁政权会立刻崩溃。
孔氏的所作所为没有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利，反而在帮助和维护蒋介石，这才是孔氏不能碰的真正原因。
为防止蒋经国把窟窿捅的更大，蒋介石甚至不惜从前线飞回来直接训斥这个傻儿子。
让你来上海打虎，搞金圆券改革，是给前线输血的，不是让你为了改革而改革，别搞不清轻重关系。
但动不了孔氏，并不是蒋经国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对于政治家来说这只是丢了点小面子而已，根本就不算什么。
蒋经国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崩溃了。
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过了国统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各地物价直接暴涨。
但限价令，只限于上海周边地区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
因为周边的物价高于上海，所以外地没有任何物资愿意运到上海，而上海的物资反而源源不断的运到外地。
早在9月初，限价令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经济就出现了运转不良的征兆。
1948年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向蒋经国诉苦，说买不到原料，企业马上就要停工了。
9月9日，蒋经国颁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
“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同时蒋经国派兵检查路口，严禁物资流出上海，彻查上海所有仓库，并枪毙了多名囤积居奇者。
铁腕的作风，暂时压住了上海的物价，稳定了民众的预期。
但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越发越多，上海和周边地区的物资倒挂越来越严重。
蒋经国的命令只能禁止上海的物资流出上海，但不能强行命令外地的物资流入上海。
在越来越夸张的价格倒挂下，没有一个商人愿意亏钱把物资运进上海当雷锋，连一粒米一块布都到不了上海。
如果蒋经国愿意自己贴钱进货，那自然可以，但蒋经国不可能有这个钱。
到了10月份，上海的库存物资基本耗尽，甚至连存粮都快没有了。
商店的门都是开着的，因为关商店会被枪毙，但货架上全是空的，仓库里也是空的，宪兵队来翻个底朝天那也是空的。
在江浙一带粮食丰收的前提下，上海居然有市民要被饿死。
已经有市民出现了家中断粮的情况，如果还买不到米，真的会被饿死。
如果真的有市民被活活饿死，那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就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拔剑望去，全上海都是战战兢兢的温顺商人，所有的仓库都空的连老鼠都没有了，但上海的市民马上就要被饿死了。
换你是蒋经国，你会怎么来解决这一问题？
10月31日，蒋经国被迫放弃了限价政策，当天上海的大米价格就恢复到了市场水平，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上海打虎，稳定物价，从此彻底成了笑话。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11月6日，蒋经国辞职。
1949年初，国民政府发行了5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是当初五角面值的1000万倍。
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金圆券4.4亿元。
金圆券只流通了十个月又11天，印刷量达到了130万亿，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前计划印发总额的24万倍。
蒋经国上海打虎，稳定物价，失败是天经地义的，能成功稳定那才算见了鬼。
要是因为这个不可能成功的目标去动了铁杆盟友孔氏家族，那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
蒋介石不傻，也不存在下不去手这种低等弱智问题，傻的是蒋经国。
金圆券改革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从全国的民众和企业家那里搜刮到了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元和黄金，给前线的国民党军续了几个月的命。
但这最后一搏的后果，是国民政府得罪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所有人，民心尽失。
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后来写道：
“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
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金圆券改革，让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民心，导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几乎兵不血刃的接管了半个中国。
陈云的两白一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随着解放军的入驻，人民币也跟着进入了上海，以10万金圆券换1人民币的价格进行兑换。
同时解放军宣布人民币可以和银元进行互相兑换，按1块银元兑1000人民币来定价，并鼓励民众拿银元来兑换人民币。
用银元去换纸币？去年八月底蒋经国刚玩过这一套，共产党又要来玩一遍？
上海大量的投机分子，迅速的抢购银元，把手中的金圆券全部兑换成了人民币，然后全部兑换成了银元。
银元的价格，迅速从1000元涨到了2000元。
上海人民政府投放了10万块银元进入市场，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就没了，被迅速的抢购一空。
看到人民政府拿不出银元了，愿意用人民币的上海市民越来越少，选择银元交易的人越来越多。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而上海市民去年刚被蒋经国咬了一口狠的，有心理阴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陆的金银基本都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人民政府手里确实没有足够的金银，怎么办？
没关系，现代货币的初始信用本来就不是建立在金银之上，而是来源于枪杆子。
1949年6月10日，上海政府发动银元之战，查封金银投机大本营，逮捕投机首恶分子250名。
第二天，银元价格就从2000元跌到了1200元，物价也跟着普跌。
强制百姓使用人民币，很简单，并不难，纯粹靠枪杆子就可以了。
当年蒋经国推广金圆券的时候，难度其实要比推广人民币大多了，不也推广成功了？
不服？抓起来就是，冥顽不灵者枪毙。
但靠枪杆子这一套，没办法稳定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蒋经国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在银元之战失败后，上海的投机分子瞄准了两白一黑，也就是粮食、棉纱和煤炭。
并不是多么效忠国民政府，愿意当党国先锋来对付共产党，他们这些投机者纯粹就只是想赚钱而已。
8年抗战3年内战，已经足足11年了。
11年的历史表明，物资价格必涨，不管怎么搞都已经会涨，而且是大涨特涨，谁囤积物资谁发财。
傻乎乎听信政府持有货币，放弃囤积物资的，早就亏的上街当乞丐去了。
共产党一帮泥腿子，搞经济能比国民政府还好？
人民币一定会超发，上海物价一定会涨，投资囤积物资一定稳赚不亏。
换你是当时的上海金融客，你也会这么看。
1949年6月23日到7月21日，一个月之内上海米价上涨4倍，棉纱上涨1.2倍，物价出现了暴涨的苗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对政府多有怨言。
1949年7月，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调查研究，制定对策。
陈云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上海的所有投机客，杀的他们胆寒，让他们永远不敢挑战解放区的物价。
管控物价，用枪是没用的，蒋经国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陈云也没打算用枪。
陈云调出了人民银行的发行数据，计算出了市场上人民币的极限流通量，然后陈云计算了自己从全国所有解放区能调集的物资总量。
发动极限能力的话，最多可以调集50亿斤商品粮和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陈云据此计算出一个结果，只要总体物价水平在7月底的基础上再上涨2.2倍以上，那么哪怕全国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出来，也不足以买下自己手中的物资。
鉴于此，陈云定下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至10月底，陈云已经秘密在上海周边城市调集了大量的棉纱。
但在大量物资到位的同时，上海的国营商店并没有大量释放物资，反而默默的看着黑市价格狂涨不止。
至11月20日，米价又涨了3倍，纱价涨3.8倍，布价涨3.5倍。黑市的物价已经上涨到了陈云当初预定的价格。
于是，总攻开始。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统一提高自己的棉纱挂牌价，并逐日提高，到24日和黑市价格持平。
一时间全国恐慌，投机份子大喜过望。
共产党果然撑不住了，手里果然没物资了，后面价格必然还要涨。
于是大量的投机分子把国营商店给围住了，放多少货他们就吃多少，有的投机分子甚至借月息100%的高利贷来投机。
因为这一幕简直太熟悉了，以前见过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后面马上就是一个月几十倍的暴涨，一年可以涨几万倍，月息100%连毛毛雨都不算。
1949年11月25日，陈云骤然加大了棉纱物资的抛售量，并开始逐渐降低挂牌价。
开始的时候，是国营商店放多少货，投机商就买多少，买到你没货为止。
而现在是投机商有多少钱，国营商店就放多少货，放到你吃不下为止。
陈云的底牌，是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很快各地国营商店的棉纱堆积如山，没有人愿意再买了。
面对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面对节节下跌的价格，他们不得不抛售自己手中的棉纱。
抛风一起，棉纱价格瞬间雪崩，上海的棉纱价格一日之内跌了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同时陈云下令所有国有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而银行不得向任何私营企业贷款，把市面上的货币尽可能的收回银行。
大批投机分子，因此直接破产。
棉纱之战，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仅狠狠的打击了炒作之风，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打了一个开门红。
但粮食领域的投机客并没有收手，还心存幻想，负隅顽抗。
12月，陈云下令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在上海周边秘密囤积，数量达到了十几亿斤，还有30多亿斤待命。
到正月初五，陈云正式发动了粮食战。
当天陈云用火车皮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的拉进了上海，引发市民围观。
然后陈云在报纸放言，一亿斤粮食已经运抵上海，隔空警告投机分子。
陈云是虚张声势么？很多投机分子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更加迅速的买进。
但实际还真不是，陈云当时暗中调集粮食的实际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几亿斤，这么多粮食上海一年半都吃不完，就等着坑那些铁杆投机客呢。
兵法云，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一亿粮食没了，陈云又拉来了一亿，然后又是一亿。
一日之内，陈云高价抛售了几亿斤大米。
陈云高位出货，源源不断的粮食终于把粮价给砸趴了，上海的粮价一日崩盘。
打击煤炭投机的情况，手段也差不多类似，用天量的物资硬生生的把价格给砸下去。
此役过后，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再也没有人敢炒作物价了。
横行中国11年的物资炒作之风，至此消失。
陈云能赢，是因为手里的底牌太强了，即便上海的投机客拿到了全中国所有的流通货币，也只能勉强把陈云手中的物资给吃下来而已，陈云不可能输。
但投机客有本事把全国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到么？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有这个本事从民间搜集到所有的流通货币，而且所有的国有银行也在收缩银根，只收钱，不贷款。
所以投机客必输，而且输的心服口服，没资格有任何不满。
货币和物资的关系
当货币的数量远远超过物资时，物价必涨，蒋经国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阻挡这一大势。
当货币的数量没有超过物资时，物价必跌，陈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全国投机客纷纷破产。
树立货币威严的，是枪杆子。
但撑起货币信用的，是物资。
只要你手里有足够的物资，物价就永远涨不起来。
如果没有物资，那货币就是废纸。
而世界上最大的物资生产国，是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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