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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农村在“硬扛”疫情

2022-12-31 16:04:57  来源: 新乡土   作者:吕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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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疫情比预想的来得快。12月7日新十条出台之后,农村地区也撤销了防控措施,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迅速“破防”。就笔者了解的全国多个农村地区,其疫情传播和当地城市相差不到十天,几乎同步高峰。

  大概而言,城市在疫情传播达峰的时候,乡村开始大规模流行;而城市处于重症高峰的时候,乡村则开始达峰;城市在开始恢复“烟火气”的时候,农村处于重症和死亡高峰。

  一开始,人们设想春节返乡潮是疫情传播期,但目前看来,春节返乡潮不再是农村疫情传播的风险来源,但春节前后是重症的高峰期。

  目前,一些较早达峰的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和城市差不多的医疗资源、火葬场等公共服务机构挤兑的情况。笔者了解到一个中部地区的中等村,最近半个月时间内,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老人已经有六位。

  这个冬天,不少农村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怕是过不去了。

  今年春节,大多数农村地区,相当大部分农民家庭怕是没有心情“欢欢喜喜过大年”。

  由于农村疫情高峰提前到来,各级政府丧失了做好充足准备的时间窗口。现在看来,农村的一切都措手不及。

  12月11日,新十条出台还不到一个星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其中的一些举措对农村疫情防控有应急性和针对性。从政策出台的规律看,这个《方案》的出台已经算是神速。但即便如此,还是赶不上疫情传播速度。

  目前看来,里面提及的很多措施几乎无法起作用。

  1,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形成新冠肺炎医疗服务城乡联动。由于城乡疫情几乎同步达峰,城市自顾不暇,根本就没有医疗资源来支援农村。这条措施算是望梅止渴,没有可行性。

  2,县域医共体牵头的县级医院要在12月底实现以下目标:做好重症医疗资源准备;做好重症医学专业相关医护人员准备;加强缓冲病房建设;做好传染科建设。这一条也几乎无法实施。事实上,现如今,大多数县医院处于减员状态,医生都是仓促带病上岗,应付普通病人和普通型新冠患者都来不及,根本就没有条件专门抽调人员去准备重症。至于缓冲病房和传染科建设,也是不现实。对医疗机构来说,新冠患者是应收尽收,各科室打通也是常见措施。

  3,提高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包括加强乡镇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设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增强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持作用。目前来看,农村疫情仓促应对,严格的培训是来不及的。但农村情况却也不算最坏,乡村医生起到了基石作用。疫情三年来,今年冬天对农村医疗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一些农村地区,的确是毛主席时代“赤脚医生”还在起作用。我们调查的西部某市4个村共9名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有80岁,最小的46岁,有一半以上的年龄超过了70岁。某县共有村卫生室144间、乡村医生268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每1000常住人口至少要配备1名村医的标准,尚存在125名村医的缺口。在现有村医队伍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30人,年龄超过50岁的有74人。若果真平稳度过了这一波疫情,乡村医疗体系和乡村医生在新中国的医疗史上,也是可以书写的一笔。

  就笔者了解的情况,农村对疫情防控的确有一定的韧性。很多(老年)农民的就医习惯里,村卫生室和私人诊所是处理感冒发烧等小问题唯一途径,连乡镇卫生院都不愿去。村医和私人诊所和患者之间是熟人关系,有一定的信任度。

  在一开始,农民对疫情传播还是有一定的恐惧感,但身边有人感染且当感冒处理好后,恐惧感消失,且流行某某医生对新冠治疗有效的说法。而患者一旦感到身体严重,优先选项是去县医院,如果连县医院都处理不了,则一般农民也会“认命”。

  故而,农村医疗系统的韧性并不是源自于其医疗资源是否充足、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完整的县乡村三级体系,让农民有“分级治疗”的梯度感,进而容易接受后果。

  相比较而言,由于城市三甲医院等一流医院的可达性比较高,“分级诊疗”的实际操作反而不容易实现。城市居民一旦有生命危险,就很容易到大医院去就诊,医疗挤兑反而容易出现。

  12月24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京召开全国农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按照中央要求,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成立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重点发挥责任落实、政策协同、基层动员等职责作用。农口部门主抓疫情防控,算是新生事物,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农口部门主抓农村疫情防控,有不少挑战。一是时间来不及了。目前抓的一些工作,如调查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好经验,主要短板等,解决不了当务之急的问题。

  二是农口部门发挥责任落实、政策协调和基层动员等职责,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中,卫生健康部门肯定是业务主导,而责任落实和基层动员等职责,主要是依靠纪检监察和组织部等部门,至于说政策协调,也主要依赖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三是农口部门抓疫情防控,确实没有经验,过去也没有这些职责。实际上,农村疫情防控的落实一直依靠乡镇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农口算是弱势部门,对乡村两级组织的协调动员怕是力不从心。

  大致而言,农村当前都在“硬扛”疫情。农民感染后,基本上依赖于简陋的乡村医疗资源,依靠躺平自愈。人类的悲痛并不相通。一些大城市抗疫提供的特效药、重症医护、ICU等医疗资源,农民想都不会去想。哪怕是有老人扛不过去,农民也大概也能够“认命”——是无奈,但也算平和。

  吊诡的是,恰恰是白事,成了当前农村疫情快速流行的关键源头。当政府提倡有疫情丧事简办的时候,大家还有理由不聚集。疫情流行了,农民一般也自觉不打牌、不聚众聊天,但别人家有丧事要办,政府又没有要求,那就不得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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