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位于河南漯河下面县城的一个小村庄。国庆期间，与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在进入县城的路上，常年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就被马路两旁的玉米吸引了。此时，正是秋收时节，也是农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一路上有很多农民正在田地里收割玉米。在车上，爱人不经意的说“孩子爷爷今年种的玉米以为能赚2000元钱，结果没想到赔了，赔是因为今年夏天没怎么下雨，天太旱了”。爱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当回事，以为只是个案。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年公公大多只种冬季小麦，下半年地就会让给村里人种，只是近两年公公才开始种秋季玉米，在我看来公公种玉米，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休闲方式，并不会与家庭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想当然的认为，玉米收成不好是个人的因素。可是回到县城，接婆婆一起回老家的路上，婆婆指着路两边的玉米地说，今年的玉米能有一半收成都不错了，路过浇过水的玉米地，她也会感慨一下“能浇上水的玉米长的多好”。此时，我也才注意到与旁边成片成片干瘪的玉米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此时的我，也意识到干旱在这里并非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跟婆婆聊天中得知干旱原因是因为农田没有水利配套设施，农民没办法浇地引起的。这让我很诧异，因为近些年国家一直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道路硬化、改电网、通自来水和天然气，再到环境卫生整治，可以说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怎么可能把最基础的农田水利设施忽略掉。河南作为农业型大省，在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老家作为河南的一个普通村庄，地处平原，土地平整，并不存在水利建设的先天难度，而独独这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却因为没有相应的水利配套设施不能浇上水，而导致玉米大量减产，甚至一些农户直接绝收的问题。
带着这分诧异，让我已没有了回到老家休闲放松和释放乡愁的打算，一回到村里就和正在大门口掰玉米皮的邻居聊了起来。据邻居讲，雨水充足的情况下，亩产一般能达到一千二三百斤，好的能达一千四百多斤，而今年大部分亩产也只有两三百斤，个别农民还有绝收的情况。为了把问题搞清楚，让爱人又帮我约了几个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交谈。
老家全村共有850多人，耕地1063亩，6个村民小组，组与组之间耕地数量具有一定的差异，土地多的小组人均1.3亩，少的有七八分。近20年来，村民基本靠天吃饭，极少有农户浇过地。不浇地的原因是主要是没有相关水利条件。尽管七八年前，扶贫办给村里打了15眼水井，但缺少电、水泵、抽水管、走路管等相关配套设施，农民想要浇地，就需要自己集齐这些设备。访谈中几个村干部和村民，也只有妇女主任一户，浇了两亩地。为了浇地她向别人借了400米的电缆、下井架子，而自己也购买了水泵、300米的走路管、下井管和3盘共300米的喷管，而购买这些东西了花了二三千元。妇女主任家一共有五亩田，其他三亩田却没有浇，因为离太远，电的问题解决不了。整个村庄能浇上水的没有几户，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田地离水井较近，耕地较多，有较强的农业生产需求，家中有青壮年劳动力。一般具备这些条件的农户才会投入一些设施，或与他人合作；如果离太远的，电源受到限制，这些有迫切水利诉求的农户自备设施也无可耐何。
由于靠农民单家独户的自备设施解决水利配套问题，不仅费钱费力，而且还会面临一些诸如用电的困难。作为理性的小生产者，特别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又以老年人为主，他们自知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只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于是，像今年这样的干旱天气，农民只能盼着老天下雨，老天不下雨，就只有接受减产甚至绝收的结果。当然，一年减产或绝收并不能对农民家庭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毕竟多数农民家庭都有一定的积累，可以应对短暂的变故。况且打工经济兴起后，务工收入也取代农业收入成为农民家庭中主要经济来源，但这不并意味着农民可以不需要农业收入。事实上，农业收入不仅承担了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开支，还为家庭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比如如妇女主任，其爱人在周边打工，一年收入四五万，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工作也不稳定，有时一个多月都没活干，而女方在村里工作，每个月有1320元，上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大一，一个读初三。全家靠这五亩多地，年经好的时候，除了留下的吃，还能结余一万多元，可以完全供养一个孩子。而一旦遇到像今年的天气，农业收入基本指望不上，这也直接影响了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对农民来讲，并不是不重要，相反是农民能够安身立命的底气和依靠。当然，农业对国家整体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农业型大省下面的小村庄却没有基本的水利配套设施。而据几个村干部和村民介绍，缺少水利条件并不是老家一个村的现象，全乡水利配套齐全的也只有两三眼井，这几眼井主要是服务于100多亩的烟叶种植，对于普通的农作物，皆无配套设施。
作为一个“三农”研究者，近些年也去过全国一些农村调研，看到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村民买了家庭轿车，农村公共基础服务也在不断健全。而这些变化是国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以及当下的乡村振兴政策中不断推进的。可能正是国家每年数亿万计的资源投入，使得我相当然的认为最基础的农田水利设施应该早到位了，但现实却让我为之震惊。
这也让我不得不反思，国家资源是怎么投放的。今天7月份我去了东部沿海省份的一个村庄调研，由于处于发达地区，当地市场机会充足，农民以务工为主，农田也较少，人均不足三分田，全村共有人口245户，900多人。从2012年起，村庄每年能够申请到五六百万的国家资源，近十年累积投入近6000万。如此大的投入，把整个村庄能建的都建的，仅现代化的公共厕所都建了9个，村部三层大楼内部还按装了电梯。国家投入这么多钱的村庄，却是有着稳定拆迁预期的村庄。如果说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当地政府投入多是正常的，那么，2015年本人也在老家这边的另外一个镇调研过一个村庄，国家给他们投入很多钱，不仅实现了整个村庄农田水利设施的高标准建设，还将村部及村部前的河道进行全面的修整，而这个村庄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先进示范村。
能成为示范村的村民是幸运的，比如种地浇水，对他们来讲很方便，只要一插卡，水自然就流到地里了。在跟村民聊天的时候，这些村庄也成为了村民们羡慕的对象。可示范村毕竟是凤毛麟角的，要成为示范村需要有一个强干的带头人，准确的来讲是经济精英。因为经济精英善于经营关系，与一般的村庄精英相比，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资本和资源，能够依靠自己的强关系为村庄争取到政府部门资源，而相关政府部门也愿意将资源投入到这些村庄。因为这些村庄，村干部具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在资源投入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为项目进行前期垫资，而且能够摆平钉子户，确保资源落地。资源的投放和村庄的有效回馈，使得部门与村庄建立了更为信任的关系，资源会源源不断的涌向这些村庄，将村庄打造成为示范村，村庄的公共服务在国家资源的支持下，不断的提档升级。
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型村庄，村干部多数是普通的中坚农民或是一般的经济能人，他们没有很强的社会资本为其村庄争取项目，去解决村民们急需的公共品需求。没有能力争取国家项目的村干部，就只能等，等国家政策，就像普及道路硬化和环境整治一样的，总会轮到自己，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村干部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一是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作为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村集体除了土地没有其他资源；1998年第二轮延包时将土地全部分给农民，集体已是空壳。二是动员农民集资修水利已不现实。原因有二，其一农民本身的分化，这种分化既有土地的分化，也有经济来源的分化，分化了的农民对水利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因而也很难达成集体的共识。其二农民已形成了等靠要思想，而这种思想是在近些年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国家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稳固的认识。在农民看来水电路等公共品供给都是国家出钱的，水利配套设施也是早晚的问题，而且他们已有了对未来农田水利的想象，当然这种想象是基于他们看到的别的村庄国家修建的公共水利设施基础上形成的。
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村集体空壳化的背景下，实现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服务，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家资源。税费取消后，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源也正是为了提升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国家资源的投入与农民的需求对接起来，从而实现国家资源的有效投入。这需要村干部深入到农民群众中，需要将农民的诉求进行整合，并能反映上去，实现农民诉求和国家政策的有效衔接，而不是背动的承接国家政策。而这背后，不仅需要健全村干部反映村民诉求的渠道，而且需要健全国家资源投入机制，从而避免资源堆积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尽而避免资源的浪费，现实国家资源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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