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学派（施特劳斯、鲍威尔）只瞄着宗教神学这个靶子打，但宗教不是压迫的原因，而是压迫的手段和结果。费尔巴哈不仅批判了宗教，也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认为这仍然是宗教的理性表达，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仍然是“神学”立场，而其将视角转移到现实的人的立场上。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宗教只是“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失去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这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
马克思没有在这里止步，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在世之在”（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社会），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颠倒的意识（即宗教），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颠倒的，宗教只不过是世俗世界所表现的幻觉。上帝虽然死了，但是布尔乔亚掌权了呀，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压迫呀！因此要对宗教的世俗基础进行批判：从对天国的批判变为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变为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变为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没有直接从批判德国的现实入手，而是先着手于批判德国的哲学（黑格尔法哲学）。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德国现实的制度（原本）远远落后于时代以及它的哲学观念（副本）。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当“我们”不是批判德国的现实，而是批判德国的哲学时（人的解放），才触及了时代问题的核心。黑格尔的法哲学被看是做现代国家（英法的政治解放）的最终理论表现，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而仅对德国现实批判则会低于现实的水平）。
德国的制度之所以落后于时代，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是极端软弱的（相比于英法），所以其无法完成“政治解放”，无法成为现代国家。而马克思恰恰是从这种政治革命的“不可能性”中谈到了德国革命的“可能性”！“齐拉黑”的味道一下子就起来了。
如果德国不可能完成“政治解放”（现代国家、有限解放、资本剥削、商品拜物教），那么如何跨越它，达到“人的解放”（国家消亡、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呢？在理论上，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在实践上，是无产阶级的形成。
无产阶级就是非市民社会的市民阶级，就是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就是没有部分的部分，就是没有位置的位置（无分之分，无位之位），就是“活着的死人”，就是拉康和齐泽克笔下那个颠覆虚假普遍性的症状（具体普遍性），因为现代国家的一切自由、平等、公正都建立在无产阶级这个症状之上！
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简言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哲学的指导，现实地改变自身被奴役的状态，才能完成人类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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