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毛主席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系统说明当时进行经济建设与包括反“围剿”军事斗争在内的革命工作之间的关系。从红色区域巩固发展的宏观角度，详细阐述了怎样结合当时条件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怎样有效组织开展国营经济建设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建设等问题，重点说明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本篇著作在总结当时红色区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更加细致具体的阐述了红色区域的经济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才能使红色区域的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
在红色区域反“围剿”的形势下，不但要在思想上重视经济工作，更要重视用正确的政策推进落实经济工作。在本著作中，毛主席把经济建设工作提高到仅次于军事斗争的高度。从敌方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红色区域的主要手段是武装“围剿”和经济封锁。从我方看，进行经济建设有利于供给战争、改良民众生活、巩固工农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积累经验，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红色区域的军民必须进行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工作。“可能”是就环境而言，即：要实事求是，不能违背基本客观条件，幻想当时条件不允许、不能实现的经济建设；“必须”是就解决自身基本需求而言的。即：要分清主次，把有限的经济建设能力用在最重要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方面。按照这个原则，红色区域应该重点发展农业、工业、贸易和合作社经济。
农业经济是红色区域的支柱性产业。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米谷、棉、麻、蔗、竹等，是红色区域的重要战略物资，也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和贸易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由于红色区域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当地群众主要以务农为主。所以，农业经济是红色区域最有可能有效发展和最必须重点发展的产业。事实上，由于红色区域进行了有组织的农业生产，确实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建设成效明显（红色区域的农产增加15－20%）。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红色区域建立后的土地确权政策，即：迅速的完成土地革命。毛主席曾在《矛盾论》中阐述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一般是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由于矛盾能够相互转化，在特殊情况下意识也可能居于支配地位，由意识决定物质，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并指出“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在当时的红色区域，农业生产的成效明显，主要是红色政权变更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关系。在土地确权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撂荒的土地被重新耕种，部分荒地被开垦，农业生产的基数扩大。另一方面是有效组织劳动力。组织了劳动互助组和耕田队，调剂劳动力；组织犁牛合作社，加强畜力利用；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最大限度的把各方面劳动力组织起来运用到农业生产中。第一方面是政策性的原因，第二方面是技术性的原因。这也说明，干任何事情，要在确保战略决策正确的同时，注意在战术执行时讲究方法和措施落实。
在总结农业经济建设增产增效的原因后，对农业经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
一方面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有计划的开展农业经济建设。在当时红色区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对某些重要的农业生产作出合理的计划，使整个红色区域的农业生产更规范、更有计划性。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对生产进行合理设计干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替代当时红色区域被改革的封建农业经济的先进经济组织形式。由此可见，毛主席极富战略远见，同时对革命前途非常乐观。在当时艰苦的民主革命环境下，思考的却是通过积极增加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为今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时，积累更多有利因素。
另一方面是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效解决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等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方面存在的困难。这是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把有限的力量放到最吃紧最关键的地方，这是集中兵力原则在生产建设中的体现。
发展农业经济方面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改善生产关系，优化产业组织，使产业发展更加规范有序，加强现有资源（劳动力、生产资料）调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由于敌人的封锁，工业经济的发展只能重点转向自给，这个方针是由“可能性”的原则决定的。因为不可能以供给红色区域外的工业生产为重点，所以只能努力发展针对红色区域内军队群众必需的“可能”发展的工业产品。由于敌人的封锁，一些红色区域外生产的工业必须品只好由红色区域内部来生产，为相关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也是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敌人的封锁，本意是减少甚至断绝红色区域的物资供给。但是，事实是封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红色区域物资供给的困难，但是也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红色区域生产被封锁物资的生产能力反而由于封锁而得到增强，使红色区域的工业能力和总体供给能力得到提高。在工业生产方面更加注重计划性，尤其要发挥国营和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工业经济的骨干作用，有计划的作好工业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由于红色区域原有工业（手工业）基础薄弱，政府主导投资的工业经济容易对原有工业（手工业）形成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经济建设的组织化程度比农业经济建设的组织化程度要求更高，政府比私人更容易在统筹、管理、组织、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优势。这就红色政府更应该抓紧抓好红色区域内工业经济建设的理由。
因为敌人的封锁，贸易经济以“必须”和国营为重点。经营的主要物资为食盐、布匹等红色区域“必须”的物品，以及粮食、钨砂等红色区域的优势产品。
因为当时处于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反对私有经济。所以，红色区域鼓励发展法律允许的国营、集体和个人经济，在国营经济比较薄弱的形势下，提倡私有经济的发展。因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物质财富积累，有利于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提供物资保障。
合作社事业是当时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从文中叙述可知，消费合作社（包括粮食合作社）占比最大，生产合作社次之，信用合作社最少。这是因为当时群众在思想上普遍接受私有经济，对于集体和国营经济还持狐疑的态度。消费合作社，把大家的私人财产合起来经营的时间最短，也最容易进行分红计算，所以群众比较容易接受，发展的最快最多。生产合作社，对个人入股的计算比较复杂，操作难度大，获得收益的周期长，分红计算相对复杂，所以群众观望的思想更重一些。信用合作社要求参股的资金量大，经营技术含量高，对个人信用要求高，所以群众个人参与意愿低，一般由政府主导发展。合作社经济是介于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有利于在思想和形式上促进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过渡。合作社经济比私人经济更利于社会分工协作，更能提升生产效率。因此，红色区域积极鼓励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在红色区域，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的方法进行融资，筹集反“围剿”战争的经费和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资金，是红色区域金融工作的有效尝试。
在财政方面，坚持开源节流的财政政策。提出通过发展国民经济解决财政问题的正确方针，尤其在货币政策方面，把货币作为便利贸易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工具，而不是把货币作为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这是对红色区域及红色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和坚决维护红色政权信用的表现，体现了毛主席的长远政治眼光和对红色政权的信心。只要看一看刘备在攻占益州后不久，为解决财政困难，大肆铸发当百大钱，通过金融手段洗劫蜀中百姓，以及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前，通过发行金圆券来搜刮国统区人民的例子，就可以感受到毛主席对红色政权的自信和对人民群众的负责态度。在财政政策上毛主席提出了节省的方针，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提出了集中资金搞建设的会计原则，这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集中兵力思想的又一体现。
本文体现了毛主席四个方面的经济思想：
一是经济能够深刻影响政治。开篇既说明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突出表现在军事“围剿”与反“围剿”和经济封锁与反封锁方面，由于红军的英勇斗争，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的经济建设不但能够供给反“围剿”军事斗争、改良民众生活，还能在政治上巩固工农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二是变革生产关系可以有效促进生产力。土地改革的确权、提高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强国营经济的计划，以国营经济领导和带动私有经济等，都是变革当时生产关系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积极实施，使红色区域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增效明显，用事实证明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可以提高效率。本文无论是在阐述发展农业经济时，还是在阐述发展工业、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时，都一再强调要有计划、要有组织。尤其是在阐述发展农业经济时，专门阐述要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动员无牛农民筹资买牛、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等具体组织开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以提高生产效率。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建设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特点。要使当时中国小农个体经营形式逐渐发展过渡到国营和集体所有的社会大生产经营形式，强化生产建设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必不可少。
四是发展经济是创造财富解决财政问题的正途。当时，红色区域和红色政权不同于白色区域和军阀统治最鲜明的表现在，红色区域、红色政权通过有效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积极创造财富，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而白色区域的军阀很少过问群众的生产，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显性隐性的摊派、劳役搜刮群众的财富，通过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区别，红色区域到处欣欣向荣，而白色区域到处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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