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国家有新中国和旧中国之分。
它们的分界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即1949年10月1日。之前为旧中国，之后为新中国。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里以前没有“新”字。1950年，毛主席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后，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有了现在的唱法。
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普遍的认识是“黑暗的旧社会”，这是符合事实的认知，因为如果不黑暗，就不会爆发那么惨烈的革命了。当然也有言必称民国的，老是做民国梦的，那当属另类，另类的个例。
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路人，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着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在毛主席的视野里，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1951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与朋友周世钊、蒋竹如谈起自己小时候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一段经历，那段自学经历收获颇多，不仅让他认识了世界之大，而且让他学会了思考世界。他说：
“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甘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其实更早的时候，毛主席对社会就有了比较朴素的认识了。据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的采访记录，他离开小学帮家里做工的那段时间，喜欢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次他突然发现：
“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那次采访时，毛主席还谈起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件”，是191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饥饿的民众遭到了惨酷的镇压，他说：
“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我永远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据毛主席的好友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则日记记载，他们在一起游玩时，“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周报，毛主席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周报的创刊宣言上，他说：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在《湘江评论》上，毛主席密集地发表文章，痛斥时弊，呼吁革命。
在《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他说：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文中，他说：
“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19年，长沙发生了一件赵五贞因强嫁自杀的事件，毛主席愤笔疾书，在《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对此事进行抨击，他认为赵女士的死不是无故的，而是社会原因，他说：
“不过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的自杀举动，任说是如何软弱，总不能说他是‘无故而死’。他死的‘故’，又总不能不说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会’。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发起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以及“废督运动”，毛主席积极参与其中，并任湖南赴京驱张请愿公民代表团团长、平民通信社社长。他在起草的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各部的请愿书以及向社会诸团体发出的电函中历数张敬尧勾结外资出卖矿权、私运鸦片烟种、侵吞米盐公款、纵兵抢掠、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种种罪恶，如他写道：
“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湘民百万，皆历劫余生，对于此种贻祸无穷之契约，认为与其他之短期劫夺，其关系有本身与子孙，个人与全体之别，群情汹惧，誓死不承。”
“湘督张敬尧，到湘以来，不洽民意，种种非行，不能尽言。言其流毒最大者，鸦片是也。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士绅平民，吸者渐众。鸦片及鸦片种子，自外埠装运到湘，不知凡几。张督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似此显干国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运此毒物，贻祸全湘。湘民闻之，发指眦裂。”
“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摌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
在成功驱逐张敬尧之后，源于对黑暗中国的失望，毛主席曾有一段时间发起了湖南自决倡议，意欲从一省自治开始，实现全民族的自治，192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表达这种主张时写道：
“因为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而人民钳口结舌，合手并脚，半死半生，应说话的不说话，应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呈凶。时到今日，吾等乃翻然觉悟，知道‘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之人之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
他在写给上海报人曾毅的信中关于谋求湖南自治问题写道：
“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非欲自处于小部落也，吾人舍此无致力之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
然而湖南自治的想法，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无果而终。毛主席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的信中说：
“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0年3月7日，毛主席与彭璜等友人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想“替一般埋没于旧社会恶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种新组织新生活”，他在互助团募捐启中写道：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
1923年4月10日，毛主席在《新时代》创刊号发文《外力、军阀与革命》，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仍然是军阀割据，“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因为中国存在着军阀统治的条件和基础，他说：
“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 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
虽然政治上是更加反动和混乱，但毛主席也指出：
“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
1927年3月，毛主席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有力地批驳了反动派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贬低，针对关于农民运动“过分”的问题，他说：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关于政治压迫问题，他说：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1928年10月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在答复林彪关于红军前途问题的信中，分析了中国面临的诸如反动统治者与老百姓、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工业、中国资本家与中国工人、地主与农民等交织在一起的众多矛盾，以及灾荒和匪祸，“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他指出：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这就是毛主席眼里的旧中国之万一，确是一副黑暗的影像，这样的一个铁屋子，革命就成了一切爱国者的必然选择，如果一个民族处在了这样一个境地，不革命就是没有天理了，就会被开除球籍了。
1939年12月，毛主席与几个延安的同志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课本，他总结了中国中国社会的性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他指出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这个新中国，他满怀激情地宣告：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为了这个新中国，1945年，他满怀豪情地号召：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为了这个新中国，1948年，他一如既往地要求：
“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为了这个新中国，1949年，他信心百倍地宣称：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上，毛主席为新中国的即将到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在毛主席的视野里，旧中国无疑是黑暗的，他要为中国人民带来光明;旧中国无疑是苦难的，他要来拯救人民，他在纪念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同志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他在回忆重庆谈判时说：“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旧中国无疑是肮脏的，他要清理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但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自然消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就会迎来一个新世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风俗还会长期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还会滋生泛滥，应该说旧社会的那些景像实际上并没有远去，不能说一去不复还了。至少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清醒地认识的。1959年的一天，毛主席在西湖边与卫士李银桥谈话时说：
“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不了解毛主席视野里旧中国的样子，就不会理解他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诸多思想和举措，不理解他对社会改造和继续革命的执着和思考，他担忧着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再次坠入旧中国历史的深渊，他心里时刻想着那些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旧中国的泥潭里解放出来而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的先烈。
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发表了许多意义深刻的讲话，例如他说：
“他(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同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读着毛主席的这些话语，分明能够感觉到他的许多隐忧，他心里一直都装着两个中国的，一个是他要破除的旧中国，一个是他要建立的那个理想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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